20 世纪 90 年代的南京总医院(之八) 流年深处,意气绵长|蔡卫民:难忘总院旧时光(视频)
20世纪90年代，我任职于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政治部。当时单位推行机关干部科室挂钩制度：政治部干部定点对接业务科室，列席科室工作会议，督查人员政治学习情况，并汇总梳理科室需机关协调解决的各类问题。前些日子整理家中留存的报刊稿件，翻到《健康报》当年刊发的文章，其中一篇报道了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蔡卫民的科研成果。我记得蔡卫民，身形高挑，面容清瘦，一身浓浓的书卷气。当年院里干部、战士、职工数千之众，时隔二十载，他的模样依旧清晰留存在记忆里。我在网上检索得知，他先后任职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主任，而后进入复旦大学药学院任教。6 月 9 日午后，公众号后台出现一条留言，署名蔡为民，留言道：“感谢分享，我曾是总院人。” 紧接着他发来私信：“陈科长您好，我是药理科蔡卫民，很高兴读到你的博文，谢谢你。” 一瞬之间，往昔记忆悉数涌上心头。蔡卫民告知，他是在 “总院上海群” 中读到了我追忆南京总医院往昔的文章。文中附着一份我手写的 1995 年政治部 “爱国奉献、爱院敬业” 征文活动获奖名单，他当年所作《忆陈刚主任二三事》，恰好斩获此次征文三等奖。“想看看哪个总院人这么心细，原来就是你”。经年岁月，南京总医院在蔡卫民心中始终无可替代。“我记得有一年医院春节晚会，我们药理科支部上台演了反串的节目《摘牡丹》，拿了一等奖，我就是其中之一。”蔡卫民难掩自豪。我从蔡卫民处拿到 2002 年 CCTV-4《走近科学》节目视频。他说，当年摄制组正是在《健康报》上看到我的那篇报道，专程来院为他拍摄制作这期 25 分钟专题片。画面里，二十年前的宋勇、路又可等医学专家悉数出现，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特别分享蔡卫民在 1995 年政治部 “爱国奉献、爱院敬业” 征文活动中的获奖作品 ——《忆陈刚主任二三事》。忆陈刚主任二三事
陈刚教授是我们药理科的老主任。他虽然已在去年因病去世，但他生前为了培养年轻人所做的点点滴滴，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记得1986年初夏，我正要从上海二军大毕业，面临工作单位的选择。那时因久闻陈主任所在的南京总医院药理科开展临床药学较好，心里很想去。但我与陈主任素不相识，冒昧相求人家会理吗？我给他打电话谈明我的愿望后，他非常支持和欢迎我来。陈主任为了让我来南京，在百忙之中亲自去院里有关部门说明情况，使我如愿到了药理科。陈主任治学严谨，思路敏捷，当时荧光偏振免疫测定技术（FPIA）在国外治疗药物监测（TOM）刚刚兴起，其快速，准确的特异和特点受到广泛好评和应用。但国内应用时受试剂盒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限制。陈主任很想自行研制试剂盒。我刚报到上班，陈主任就跟我谈了他的设想，有意让我这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挑重担。由于我对这一技术不熟悉，担心这一美国大公司数百名科研人员研究五六年才取得的成果，靠我们现在这样的人力物力要搞出来不行，有畏难情绪。陈刚主任知道之后，没有简单地批评，而是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陈主任鼓励我不要气馁，要在实践中认真摸索。在这之后的数年中，陈主任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从事国产FPIA试剂盒的研制工作。小到一次实验数据的分析，大到试剂盒上机验证和成果推广，无不凝结着他对年轻人的关心与帮助。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们相继研制出庆大霉素等4种FPIA试剂盒，并通过了专家技术鉴定，在数十家医院应用。此项成果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陈主任清楚地看到国内临床药学与发达国家美国、瑞士等的差异。平时除了督促科里年轻人多看国外专业期刊提高业务水平外，还非常支持年轻人有机会出国学习进修，回来之后应用提高。因此，院里每年有外出学外语的机会他都让给科里年轻人去，部队难得有的出国机会，他更是会千方百计去争取。1991年，总后给了一个参加WHO奖学金的考试名额，陈主任让我去试试，我当时担心会影响手头正在做的课题。他却说工作是做不完的，学习机会难得。当我后来通过英语考试，获得WHO奖学金，即将赴美进修临床药理专业时，陈刚主任患上了不治之症。陈主任在病榻上仍然希望我出国后多学多看，学成之后早日回院发挥作用。陈刚主任扶持和关心医院，科里年轻人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他对我的关心和培养，对我本人的成熟与今后治学均有不小的影响。这份恩情，我一直珍藏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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