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不掼蛋——80年代南京大学草根学生的棋牌生活|杨震专稿

杨震

掼蛋现在风靡神州大地。吃饭会友，必打掼蛋，有“吃饭不掼蛋，等于没吃饭”之说。掼蛋起源于江苏淮安。江苏十三太保以散装闻名，但在爱好掼蛋这件事上，却非常一致。

当年笔者在南大读书时，掼蛋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打牌下棋也是杠杠的。上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桥牌运动的黄金时期，南京大学桥牌队横扫中国牌坛。桥牌队的这些弟兄们我都不认识，名字也是后来听别人提起过，但是他们的传说却一直有所耳闻。1990年，南京大学桥牌队和当时原有的国家队打了一场令人瞩目的选拔赛。双方大战128副，江苏队以284:238获胜。南京大学桥牌队赢了之后，原班4人成为正选国手。其中王晓静不但当了多年国手，还担任国家女队教练多年。

1978年进南大的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是装的“把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想法。在食堂排队时、晚上宿舍熄灯后在路灯下，都看到有同学在那里背英语单词。平时和周末，每个人都是在争分夺秒地学习。尽管后来我们打牌成风，甚至说，学习可以不学，工作可以不做，牌是一定要打的。那是刚进南大的时候，现在想起来都对当初的我们所折服。人生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我们南大78物化班34个人入学，和77级一起提前考上研究生的有1位，1982年毕业时考上研究生的有15位，毕业后两年内又有6人考上了研究生，最后28人有出国留学经历，27个人获得博士学位，占同学总数的79%。几十年来，我想找到比我们班博士比例更高的，到如今还没有找到。最接近的是和我们一起上课的78生化班，26人中有18个博士。

很多人都知道李政道先生主导的CUSPEA物理留学项目，其实还有与之类似的数学、化学和生物留学项目。化学CGP (Chemistry Graduate Program) 项目由哈佛大学多林教授主导，从1982年到1986年共招242人。1982年南大被录取了6人，是南大历史上录取得最多的一年，其中我们班录了3人。巧的是，这3个人中唯一的女生陈同学的男朋友、后来的先生同一年从复旦大学录取到CUSPEA项目，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政道先生读博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以后，陈同学夫妇住在李政道先生家里，照应李夫人秦惠䇹女士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我们78级化学系另一个录取到CGP的陈经广同学，现在是美国工程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化工系主任。

我是1968年5岁时从二年级开始上学的。打牌几乎与之同步。最先的两年是和我的小学同学们打争上游，这其实也是现在掼蛋最原始的雏形。1972年四年级的时候，我到曲霞镇上学。我们家对着曲霞西饭店的后门。每年冬天，公社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所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到曲霞开会。这些人到饭店吃饭，不想在大厅，当时也没有包间。他们就点了菜，让饭店送到我们家里来吃，吃完了打牌。有时人手不够，我就上去顶一把。他们主要是打40分，也就是一副牌的升级。后来我搬到曲霞供销社茶食加工坊师傅们的集体宿舍去住。他们晚上打牌经常叫上我。他们打牌有彩头，一瓶汽水。我是小孩，输了不给钱，赢了喝汽水。有时也和供销社其他员工打。和同学打那就更是常事了。后来升级就从40分变成了80分，一副牌变成了两副牌。1974年评《水浒》，市面上流行用“水浒108将”人物形象做的两副装扑克牌。近些年掼蛋流行之后，我其实在想，把这幅“水浒108将”的牌开发出来应该很畅销。我那时打牌最不知深浅的是，到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本来老师要求中午上课前都要在教室里趴在桌子上睡午觉，但是老师给我们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开了特例，允许我们几个人可以在家里睡午觉再到学校上学。其实我们是在离学校只有五分钟的一个同学家打牌，听到学校的预备铃响了，再把牌放下来到学校去上学。

《水浒》108将人物扑克

我在南大学习工作13年，前后住过7幢宿舍楼。1978年10月刚入学的时候，上课前在3舍住了一个星期就搬到11舍去了。刚开学的几个月，和别的同学一样，披星戴月，辛苦学习。直到元旦的时候，学校搞联欢会，在食堂放了一些扑克和围棋、象棋，也就是象征性的打了一下。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这个入学时在江苏考生里全班化学分数最低的人，无机化学考了94分，我们的辅导员老师还表扬我概念很清楚，让我一下有了底气。我想别的同学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吧，确认大学的学习我们是能搞定的。住在11舍的整个这一年，我记忆中没有在寝室打过牌。

2025年重访当年住过的11舍113室

1979年暑假回到学校，第一件事情是搬寝室。我们搬到了新落成的新甲楼，就是现在的4舍。搬完之后就到校门口小卖部去买了扑克牌开始打。当时打的是80分。慢慢地，周末的晚上也经常打。那时的南大是没有固定教室的。往往是下午下课之后逐个看一下教室的课表，如果晚上没有课，就把书包放在那个教室的某个座位上，晚上过来自习。开始打牌以后，吃完晚饭就说，先打几把牌再到教室去自习吧。后来越打越上瘾，打到晚上9:30了教室要关灯了，再跑到教室去把自己的书包拎回来。再后来发现这样太浪费打牌的时间了，就选个子比较大的同学，把自己的座位和书包的模样告诉他，让他帮我们把书包拿回来，其他同学继续打。很多时候，看打牌的比上场打牌的人还多。大一时和我同寝室的谢同学，这时候已经1.80米以上了，他就经常被我们选中，成了拎书包的。谢同学和我一样，15岁进南大。我们同龄、同寝室、高考同分数。他在专业上做得很成功。他成功地发明了催化剂，消灭了中国大卡车早年冒出来的黑尾气。今年年初，我到加勒比海坐“太阳公主号”游轮，碰到两个在康宁公司工作的中国人。他们很夸张的告诉我，我们当年在康宁公司打牌的规则都是老谢给我们定的呀。我们班还有一个施同学，也是最早进入康宁公司的中国员工之一。有趣的是，施同学的太太姓何。康宁公司的人说，他们家怎么太太是He, 先生是She? 2003年，康宁公司评选出了历史上最优秀的7名女员工，其中有两名中国人，正好是我们班谢同学和施同学的太太。很多人不知道，康宁公司的一件小事曾经大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1973年，中国代表团赴美考察，准备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组也去了生产电视机显示屏的康宁公司。康宁赠送给中方每位成员一只其公司生产的玻璃蜗牛工艺品。代表团成员回国后，其中一人向江旗手写信告状，宣称美国人送蜗牛是讽刺中国“爬行”，并大肆宣扬美国的“卑鄙用心”。江借题发挥，正在推进的彩电技术引进工作被迫中断，再后来引进的就是日本的电视生产线了。

1983年，我在金陵石化公司工作一年之后，回到南大读研究生，住在6舍一楼。入学的时候是化学系环境化学专业，毕业的时候是环境科学系环境化学专业。化学系的男生住了4个半寝室。我们环境化学两名研究生和天文系三名研究生住在一个寝室，是化学系几个寝室最西头的一间。我们寝室天文系的三个人专业上都很厉害。严志明是孙义燧院士的研究生，研究生在读期间就在中国最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国科学》上独立署名发表论文，获得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张其洲、甘为群是方成院士的研究生。张其洲现在是哈佛大学射电天文研究室主任。甘为群曾任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是现在的中科大校长常进院士的博士生导师。再向西是物理系，现在的院士张荣、施毅就在其中。

秋天入学后，有一天，张其洲一个人回寝室，发现没有带钥匙，就到隔壁化学系寝室借了张板凳，又找了抹布把上面气窗擦干净。爬到气窗上面时，发现手上有个东西碍事，张开手一看，原来是钥匙。

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对学习和打牌的概念还是分得挺清楚的。晚上9:30以前学习或做实验，9:30回到寝室之后，开始有人揽局打80分。我们化学系几个寝室想打牌的就在走廊里喊一嗓子。有了4个人开打。人多了就站在旁边看，俗称“吃二酒”。三个人找第四个的时候就喊一声“三缺一”。我们的黄同学发明了“一缺三”。他大学和我同班，一起考上研究生，在无机化学专业。

那时候桥牌刚刚开始在国内推广。我跟着其他南大同学，学习了一点皮毛。我环境化学同门研究生师弟范同学，在南京塑料四厂工作两年，在南京市五四青年桥牌赛中获奖。

我们研究生同学中，有一个不怎么喜欢打牌，对中国象棋很有兴趣。他的寝室是大家平常打牌最多的房间。他一个人坐在旁边背象棋棋谱。研究生一年级结束，我们英语考试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天晚上，一桌子人正在打牌，兴高采烈，英语老师来到他们寝室，告诉大家，绝大多数同学都及格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及格。这个同学说，这么简单的题目，至少也要考到70分以上，怎么还会有人不及格呢？英语老师看了他一眼，停了一下没有吭声。我们几个同学在旁边注意到了，互相对视了一下，等英语老师离开后，说，这个不及格的该不是那个喜欢象棋的同学吧。分数公布下来，那个同学56分。别的同学就说，他讲的话要打8折（56对70）。

1986年，我来到戴安邦先生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那一年全国招收2900多名博士生，南大招了48人。我们这一级的博士生住在7舍二楼东半段。西半段是环境科学系的本科生。那时候南京打牌流行“提壶”，是争上游的提高版，和“掼蛋”有一些规则相似。但是争上游、提壶都是记分的，而“掼蛋”在我的理解中是用“争上游”的规则打升级。在“提壶”当中，拿到头游（也叫上游）的人被称为“提了一壶”，有很高的得分。如果事先没有声明要得头游而是自然拿到了头游，叫作“暗壶”。如果抓完牌觉得自己有实力做头游就声明我要做头游，并且最后真的做了头游，叫作“明壶”。得分是暗壶的双倍。如果拿不到要罚分。最好玩的是两个或者更多的人都认为自己有拿头游的把握，都提了明壶，这时候就有龙虎斗好戏看了。我是环科系研究生毕业，在这个新成立的小系和本科生们都很熟，所以也经常和他们一起“提壶”。去年夏天去杭州，约一个环化专业84级本科毕业，后来成了我研究生师弟的盛同学见面，还专门回忆到当年的牌局。

那时，我是校研究生会博士生部副部长。当时的部长是地质系的，另一个副部长是物理系的。这三个系的博士生占了全校的一半。我们三个都姓杨。

博士生部刚成立，肯定要搞一些活动。搞得最热闹的是自行车郊游。在校门口贴个海报，男生只限博士生，女生自由参加。我们去过珍珠泉、汤山温泉。后来的风投女王、英文84级的徐新和她班上的几个同学参加过自行车郊游。她们班上有一个女生骑了个19英寸小轮车，去珍珠泉上坡时根本蹬不动。博士生这边不知道谁带了根麻绳，把这根麻绳一头系到那个同学龙头上，一头系在自行车书包架上，把这个同学拽上去了。2018年，我回南大参加校友代表大会，我的研究生师妹、现在的南大深圳校友会会长和她先生、当年地理系的博士生向地理系校友介绍，说我是他们的红娘，原来他们当年就是参加自行车郊游时认识的。

骑自行车去珍珠泉郊游

一天，地质系的杨同学找我，说：“我们搞一个博士生提壶大赛吧？”我当即表示，好啊，现在分管文体活动的副校长袁传荣曾经是我的“结构化学”课老师，我去找他批一点钱发奖金，并且把比赛用的扑克牌报销了。我去找袁老师讲，我们要搞博士生桥牌比赛，他一下就同意了。牌买回来，我拿着袁老师的批条去找体育教研室主任签字。他说，发票上写的是“扑克”，不能报销，要写“桥牌”才能报销。我又回到校门口小卖部，把发票改成“桥牌”。

全校共有一百多名博士生，一半以上参加了提壶大赛。二十几对中，4对是女生。她们获得了第二名和第四名。

1987年，博士生专用宿舍20舍和荟萃楼落成。物理系和地质系的博士生住在荟萃楼，其他系住在20舍。我住在20舍东头第一间朝北的房间，有一个阳台，就在很多南大人记忆中汉口路小吃部背后，是这张照片上唯一看得见的寝室。

背后是二十舍，左边是荟萃楼

我的寝室就在汉口路小吃部上面这一间

我在金陵石化工作期间，分到了一个液化煤气罐（我们那时都喊“煤气包”）。刚回南大读研究生时，这个液化气罐借给后来的江苏省书法协会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老师徐利明用了三年。1986年我读博士生之后，他把它还了回来。那是个夏天的晚上，下着瓢泼大雨，南园门卫不让他们开来的车进去。他就一下来就全身湿透，和我一起拎着液化气罐，到7舍后送到二楼。多少年后我还记得这个镜头，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

在我们寝室打牌，还可以烧饭吃，因此我们寝室特别热闹。后来当选了中科院院士的化学系丁奎岭、天文系赵刚就住在我们附近。赵刚和我隔了两个房间，有时跑过来打牌和搞饭吃。丁奎岭就住在我对门。他学习特别用功。从来不和我们打牌。

我们寝室另外两位是化学系的朱同学和李同学。化学系的姚同学和洪同学是打牌最积极的几个人。我的在商学院86级读书的表弟也是牌桌常客。开始打得最多的是80分。后来感觉到两副牌太少，有点不过瘾，我们就主打4副牌的160分。每个人手上抓一副牌，开始时有点感觉抓不过来。好好排列之后，也就不是问题了。朱同学到成都出差，要到太平北路售票点去买轮船票。售票点凌晨5点开门。我和姚同学决定半夜12点陪着朱同学去排队。我们带了两副牌到了那里，指望后面只要来一个会打牌的就可以开打了。一点多钟，来了一个年轻人，聊了几句，说是南大物理系的研究生。我们就很热情地邀请他打牌。他说不会。姚同学提高了嗓门说，“你是南大的吗？南大的还不会打牌？”

姚同学后来是我国煤制乙二醇工业化的主要贡献人。1993年，我和姚同学、朱同学一起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全国唯一的一次由国家人事部组织的博士后学术研讨会。1985年，由李政道先生倡议、邓小平决策，中国开始建立博士后制度，国家人事部专门建立了一个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由一名副部长兼任主任。1992年以前，全国每年招收50名博士后，1993年增加到100名。博士后在站期间，享受和学部委员（后来的院士）一样高的每月100元的津贴。住的两室一厅专用房是由国家人事部拨给建站单位专用款建的。我当时还是单身，住了90多平方米，朋友们调侃我可能是南京市平均个人住房面积最大的。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晚上我和朱同学在姚同学房间打牌。我亲戚从老家打长途电话来有急事要找我，竟然电话就转到姚同学房间来了。我一直没有理解，前台怎么能判断我和姚同学是一伙的，我就在他房间里。

姚同学在读博期间结婚了，又有了儿子。他买了一些菜，我们自己用煤气包烧饭庆祝他儿子的出生。喝酒喝得正在兴头上，他跟我讲，“你快点给我做点米饭，我只喝酒不吃饭会醉的。”我把饭做上去，水刚刚开，他就呼呼大睡了。我们其他几个人吃完饭准备打麻将，姚同学突然醒过来说，麻将我可以打。他上场打得还很正常。

这帮弟兄们还喜欢玩军棋的“四国大战”。四个人，两副军棋背靠背，还需要一个裁判看两边棋子的大小。我对这款游戏提不起兴趣。打牌的“拱猪牵羊”我虽然不喜欢，但是缺人时我还上去补个缺，尽管“四国大战”就在我寝室里打得热火朝天，但是我从不上场，也不做裁判。姚同学的太太带着一岁的儿子来探亲。姚同学和另外三个人坐在那里没等到裁判，就让他太太临时充当裁判。下棋中间垒棋时，他太太给儿子洗了一下。下下一盘时儿子哭了起来。我看不过去，做了一次裁判。

80年代中后期，麻将席卷中华大地，风头最劲的是江苏、四川两省。《报告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疯狂的麻将城》的报道，描述了当时还是县级市的泰州打麻将的盛况。仅以麻将产量而言，江苏占全国的50%，四川30%。正常来说，肯定是打的人多需求才会高。泰州当时是打麻将和生产麻将的双重高地。泰州本来的特产“三麻”——“麻饼、麻油、麻糕”，那时变成了“麻饼、麻油、麻将”。我家里有一副竹骨麻将，据我父亲讲是我祖父30年代买的，抗战时逃难都一直带着的。80年代在扬州发现掉了一张，但是他还是留着，舍不得丢。那几年我去泰兴，公路边到处都是卖麻将的指示牌。泰兴城南的汤家庄，村里所有的人家都是做麻将的。现在在南京掼蛋界鼎鼎大名的我高中叶同学，家里也是做麻将的。这时的麻将已经是塑料或树脂材料做的了。

我在南大打麻将，回扬州时帮别人买麻将带过来。全国各地麻将的打法大同小异，但是计番和数花的方法却差得很远。市场上有不少书籍介绍这些方法。我买来看了并且进行了梳理总结，我们打麻将时的规则就有了共识。他们戏称为“杨氏计番法”。

校园里打牌打麻将盛行，学生管理部门想管又不太好管。后来就说学生宿舍周末可以打牌，麻将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打。研究生宿舍自行掌握。有一天，我表弟到我寝室来玩“四国大战”时特别兴奋。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今天下午辅导员到我们寝室来。我们想办法让他和我们打了几盘麻将，看他以后还怎么管我们。”他的这位辅导员后来担任了南大党委常务副书记。

1989年，我博士毕业后无编制留校，住在13舍。我的室友是历史系夏老师和生物系解老师。解老师喜欢下围棋，中午经常和他的朋友下棋。洪同学经常来找我去校外打麻将。我那时不知道他的麻将瘾有多大，有时间就玩一玩。后来我去了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做博士后，听到了一条意外的消息。洪同学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老婆儿子也从外地过来了。他还是每晚出去打麻将。有一次回来得太迟，他太太就说，明晚你不要回来了。第二天晚上，他真的没有回家，打完麻将已是凌晨，就直接到化学楼计算化学工作室去给学生上课了。他站在讲台上，背对着门。他太太拿着一根棍子直接从背后给他一棒，把他击倒。这个事情轰动了全校。与此同时，化学系一名辅导员与校外人员有矛盾，拿着硫酸把那人搞成重伤之后逃匿了。当时南大分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副书记是化学系党总支书记升上去的。行政上，他兼任分管产业的校长助理。同时还在攻读在职博士。化学系出了这两件事后，校党委作出决议，让他停止攻博。过了几年，他离开南大后读了工学博士。2025年，我回国，在苏州和几个南大校友吃饭，其中有一个地质系的和一个化学系的，都表示和洪同学是牌桌上很熟悉的老朋友，此时离他出国已经三十多年了，其中一个还绘声绘色地讲到洪太太喊着他的名字，在他可能的牌友家一个个敲门寻找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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