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南京---金陵王气与江东豪杰.
虽然南京城通常被称为“六朝故都”，但实际上从中古®时代至近世，这里曾先后十次为都城，依次分别为：
三国孙吴（时称建业），
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时称建邺、建康），
南唐（时称金陵等），
明（时称应天府等），
太平天国（时称天京），以及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所在。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被认为是正统的王朝或政权的大约有三四十个，这其中能有近三分之一在南京建都，实乃中华历代古都之罕有。
正史记载古都南京有“金陵王气”的提法，始见于《魏书•李平传》：“金陵王气兆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除却有风水研究者将此当做汉魏时己开“理气”堪奥之法的证据外，其中至少也表明对帝都金陵之“地利”的关注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
关于金陵有“王气”的故事，通过历史文献我们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楚威王（在位于公元前339一前329年）的年代，宋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中载有“金陵，在春秋时本吴地，越勾践灭吴筑城于长干里，俗呼越台，楚置金陵邑于石头，金陵有城邑自此始，秦始皇以望气者之言，凿方山，断长垄，以泄王气。”
具体来说，南京城因“金陵”而有名的起源，一种说法是“地接金坛，其山产金，于是因山立号”；而流传更广的一种说法则是由于楚威王和秦始皇时发现其地有“王气”或“天子气”，故采取埋金凿山等手段以求镇厌之而得名，则金陵因“王气”而来。
到了宋代，人们还曾于南京城附近发现有一秦代碑碣，“题为埋金碑，其文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后，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获得，富了一国”，同时，这也引发了一些对“金陵王气”的怀疑。
首先，按照当时人的理解，埋金宝于此，非但不能干扰其中的“地气”，实
示上“宝剑在地，气射斗牛，光怪烛天，其下有宝”，反倒“益其气”。由此
可见，很可能楚、秦都忌恨金陵地有王气，立碑于此是为了利用老百姓对金宝的向往，愚弄人们自发地满山遍野去凿山图金以泄金陵地气。
其次，但凭区区人力破除王气是自不量力的，所谓地气，乃是“山融川结天地之气为之”，楚、秦的做法被认为是自欺欺人。
一些古代先哲已经认识到，圣贤帝王应当修德行施仁政而“以理御气”，否则，上述刻意为之的伎俩均于事无补，而且迟早灭亡。有好事者还曾依据秦始皇时“望气者”给出的500年金陵“兴天子气”的传说，推算得出后来东晋元帝南渡长江建都金陵，恰恰是在此事
490余年后，并以此来印证楚、秦凿断“金陵王气”之举并不成功。
事实上，“金陵王气”在更早以前就曾受到过质疑。如唐代崔涂《东晋》诗就叹之曰：“秦国金陵王气全，一龙正道始东迁。兴亡竟不关人事，虚倚长淮五百年””，也就是说，将社稷兴亡寄托在“王气”之上而不关注人民生计的帝王是错误的。
另外，关于“金陵王气”是否存在，在宋代还有人持相反的观点，如陆游就以其所判风水吉凶的角度言道，他认为楚、秦欲破除金陵的王气却适得其反。
有关“金陵王气”的争议穿越两千余年的时空，一直延续到明清，尽管历史上关于“金陵王气”的见解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在千百年间逐渐大致分化为三个领域。
第一，地理“形胜”，即关于“金陵王气”的最常见观点。
在唐代，李商隐的《南朝》诗明确道出“金陵王气”是因地势之险，“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
到宋代，人们已将南京城历代“形胜”之认识加以整理，并逐渐形成了成熟完整的策论体系：“非山川融结，气何所指哉”。
诸葛亮曰：“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又有宋人李焘所撰《六朝通鉴博议》卷一之“吴论”的“徙治建业”条提到了三国孙吴建都之由来，他还对六朝建康都城是为“江南根本”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自古都邑本无定势，争形势之便而据其冲，为根本之图则居其要。英雄之图天下，未必用权而争其便，终必定计以固其本。而江南之根本不可拔矣。自孙权始基，东晋以后仍而不改，以重兵成石头，以宗室镇京邑，而建业尝为江南都邑之地。
到了明代，关于“形胜”的理解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定共识：就整个江南地区而言，南京战略地理条件优越。如《《洪武京城图志〉记》有云：“经营邑都，其龙蟠虎踞之势，长江卫护之雄，群山拱翼之严，此天地之所造设也。”
此外，清康熙帝对古都南京不同时代之“形胜”也有独到的见解：昔人论形势之地，首推燕秦，金陵次之，然金陵虽有长江之险为天堑，而地脉单弱无所凭倚，六朝偏安弗克自振，固历数之不齐，或亦地势使然也。
第二，形成了在金陵“怀古”的模式化说法，寄托了人们的无限感伤和嗟叹。古都南京是一座让人抚今怀古容易有岁月感伤的城市，这里每每因朝代更迭而兵戎相见，经历过太多兴衰成败的洗礼，甚至是腥风血雨的荡涤。
其中与“金陵王气”关联较早者，有唐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中的名句，“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诗中道出了作者对三国孙吴亡国的无奈。此诗也开了感喟“金陵王气”之“销”、“尽”、“收”、“流”、“空”等凄婉文学创作模式之先河。往往又因非常相近的感伤意味，很多金陵怀古诗词自成一个体系。
第三，尽管敦是孰非并无定论，但是“金陵王气”往往成为后世御用文人的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为朝廷建都于南京之事，或加粉饰，或加诋毁。但无论结果如何，终归使金陵因“王气”之说更得以美名远播。当然，金陵王气之说也曾给古都南京带来过灭顶之灾，如隋灭南朝的毁城悲剧。这是后话了。
建都于南京城的统治者，除了乘“金陵王气”之外，往往还会考虑以下宏
观条件：
其一，前据长江天险以自固，取江表富庶物产以自足。南京城位于长江下游
地区的交通枢纽，位置适中，外连江淮，内控湖海；水运便捷，依山傍水，经济基础好，既是沟通南北的战略要地，也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正所谓“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
三国孙吴、东晋，南朝的宋（刘宋）、齐（南齐）、梁（萧梁）、陈（南陈）以及南唐能长期划江而治与北方王朝分庭抗礼，大抵都是依赖于此。甚至明代朱元璋建都南京的战略也是先取东南半壁，在此苦心经营，然后经略中原而成一统的。而清军也是建立江南、江北大营以期克制太平天国天京所拥有的长江之险，并通过长期围困来拖垮这个富庶之城。
历史上，南京城除了依托长江水运外，其城市建设始终也是同修浚河道和兴治水利同步进行的。通过引流开渠、围堰设栅、开湖蓄水等措施，使得城市周围形成有完整的河网，便于生活生产用水和城市交通运输。在此基础上，近水营建住宅园林以及行舟娱乐等，这成为南京城的一大特色。
其二，历代统治者依托本地豪族士庶，始终保持着社会经济文化主导作用。南京城周边地区不仅自古富庶，而且在此建都的统治者始终通过获得有文化的豪门大族的支持控制社会。
六朝以来，便不断有中原名门望族士庶纷纷南渡而来，带来了人口、技术和文化，并与当地居民不断结合。士庶人民对良好生活品质和文化身份的追求，带动了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经济的繁荣发达，也完成了对古都南京的文化传统的积淀和文化气质的塑造。
以三国时期为例，地处东南的孙吴立国时间最长，其统治者由其阶级性质决定了对建业为核心的江左地区豪族的依赖，“孙吴政权是由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江东地区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的此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从而组织起来的政权。故孙吴政治社会的势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
其中，江东有文化的民族如顾、陆、朱、张等的势力范围就是在建业附近地区。而且，在西晋灭吴之后，对这些大族势力也采取绥靖政策笼络而得以延续，直至后来的东晋及南朝，又先后由北来不同阶层人民与江东大族经过文化、利益等关系的调和之后共同来掌握政权维持统治。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孙吴尽管曾先后以吴（今江苏苏州）、京口（今江苏镇江）、公安（今湖北公安）、武昌（今湖北鄂城）为都城，但均为短短数年，而大部分时间是以南京城（即秣陵，改称建业）为都，共计60余年。此为南京建都之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2）吴大帝（孙权）黄龙元年（229年）至吴末帝（孙皓）甘露元年（265年）；
（3）吴末帝宝鼎元年（266年）至末帝天纪四年（280年）。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尽管其间孙吴统治者两度从建业移都于他处，但是又两次应江东大族的要求将都城迁回建康。
其中，孙权在221年决定建都于武昌（今湖北鄂城），并且于229年在那里称帝，但随即就在江东大族的强烈要求下还都建业。甘露元年（265年），尽管孙吴末帝孙皓又一次执意从建业迁都到了武昌，结果同样遭到以江东大族主导的全国上下的更强烈反对，不得不很快再次还都建业，也就是在此时，还公然出现了著名歌谣 “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这首歌谣对建业的强烈喜爱，一方面表明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人民，不愿意倾人力物产，逆流而上供应武昌；
另一方面作为孙吴政权支柱的江东豪俊，即以建业附近为根基的顾、陆、朱、张等大族已经能够直接影响统治者的迁都决策。通过建都也使建业经济更臻繁荣，到了孙吴中后期，建业已经成为无可替代的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