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南京这部剧近日被连续差评!

《江宁县志》记载，明朝年间，南京大旱，河水干枯，居民在此掘井取水。井中不仅有沙，沙中更有闪闪发光的金粒。人们便将这口井命名为”金沙井”，地名也由此而来。

1937年的南京，原本是一座拥有101.5万城乡居民的繁华都城。但1937年8月15日后，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进行”无差别级”轰炸，到12月初，常住人口已降至46.8万至56.8万人——留下的主要是无力逃离的弱势群体。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长达40多天的大屠杀。

南京沦陷后，崇善堂迁入难民区，开始从事设诊送药、施米、冬赈等救济工作。但很快，救济的对象从“活着的难民”变成了“死去的同胞”——尸横遍野，城内臭气熏天，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危机。

1937年12月26日，崇善堂决定组建“崇字掩埋队”，堂长周一渔亲任队长。掩埋队下设4个分队，每队设主任1人（供伙食，无薪给）、队员1人（日给米8合）、工役10人（每人日给米6合），固定工役40余人。掩埋时必须穿着印有”崇善堂”字样的特制背心，以躲避日军抓捕。为了确保数字不出错，崇善堂甚至专门安排人计数记录——每队都要填表上报，凭表领取经费，指定专人每天记录收尸的地点、人数和掩埋地点。

崇字掩埋队的工作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共计128天。据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崇善堂共收埋尸体112,266具，其中男尸109,362具、女尸2,091具、孩尸813具。这一数字占8家慈善机构总收埋量（约19.8万具）的56.7%，是掩埋尸体最多的慈善团体。

周一渔在1938年12月的呈文中写道：“即此次事变，敝堂亦在难民区内成立诊疗所，组织掩埋队，及办理其他救济事宜。”这份呈文既是一份求助，也是一份见证——它证明了崇善堂在大屠杀期间确实组织了掩埋队，这一“事发当时的过硬材料”使得日本“虚构派”的否认之说不再能成立。

为什么我们需要

重新讲述崇善堂

南京是一座被“历史创伤叙事”覆盖得太深的城市。 “大屠杀”像一块沉重的石碑，压在城市的文化认同之上。但恰恰是因为这种“过于沉重”的叙事惯性，很多像崇善堂这样有血有肉、连接历史与人性的故事反而被压在了历史的褶皱里。

人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300000”的数字，更需要知道这30万具尸体是谁去收的、怎么收的、收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崇善堂的故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入口——它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日军的暴行，更是中国人在绝境中的互助与尊严。

崇善堂代表了一种“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周一渔不是将军，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一位民间医生和慈善堂长；掩埋队的40余名工役，大多数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正是这些普通人，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穿着白底黑字的背心，拿着铁钩子，日给米6合，一天天地收殓同胞的尸体。他们没有拯救任何人，他们只是让死者有尊严地入土——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最后的底线坚守。

城市与人的情感连接，往往不是通过宏大的纪念碑建立的，而是通过“可触摸的历史”建立的。

 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提出过”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概念：当空间和时间元素、人的行为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就变成了”场所”——一个可以承载记忆、唤起情感、触发思考的地方。

崇善堂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崇善堂的建筑遗址，是老城南少有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建筑群。它见证了清朝的衰亡、民国的动荡、日军的暴行和战后的重建。它曾经掩埋过十一万二千多具尸体，也曾经在日伪的威逼下艰难求存。它的每一块青砖、每一根木梁、每一处斑驳的墙面，都是历史的证词。

在此我们不禁深深发问：为什么人们对这座伫立在城市里的古建筑视而不见？为什么没有人用崇善堂的故事让更多人与南京产生连接？为什么毫无作为的“赵七爷”能够如此心安理得、高高在上地对他人的劳动指指点点？

我们选择在崇善堂做沉浸式话剧，不是要”还原”历史，而是要让观众进入这个场所，用自己的身体和感官去触碰那些记忆的痕迹。我们不希望这座建筑只是一个被锁起来的”文物”——供人隔着玻璃远远观看，然后被遗忘在城市的角落里。我们希望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南城奇遇记》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观众受邀前来参加崇善堂新任经历的选举。

这不是一部传统的”看戏”作品。当你走进崇善堂的大门，你就成为了1930年南京城南的一个角色——可能是来投票的选民，可能是传递秘密消息的参与者，也可能是参与选举的候选人。

你会看到普通人在隐隐笼罩的恐怖下如何挣扎与无奈——所谓的“民国风骨”不过是特权风采。这不是一个“爽剧”，这是一个需要思考、需要投入、甚至需要承受一定”不舒服”的体验。我们做的不是摆弄展示所谓民国风骨的橱窗，也不是单纯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在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里普通人如何在夹缝中挣扎求生、人们心里的火苗如何在此起彼伏的黑暗中时明时灭，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在沉重的内核之余，给观众带来一点笑容。

在这里，你会体验到一种连接——通过崇善堂的故事，与南京这座城市产生一种超越游客打卡的深层链接。当你离开时，你带走的不会只是一组照片，而是一个问题——关于历史、关于记忆、关于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

我们一直在用“创伤叙事”来定义南京的历史身份，却忽略了这座城市同样拥有“韧性叙事”的资源。而我们坚信，崇善堂的故事就是“韧性叙事”的一个绝佳载体——它不否认创伤，而是在创伤之后展示了人性的坚韧。这种叙事方式，既能让外地人感受到南京的历史厚重，又能让南京本地人重新发现自己城市的另一种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