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让她去南京,她偏要上北京:17岁少女的“叛逆”,改写了她的一生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母亲是当年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我的父母都是新派人，所以4岁就送我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习钢琴。全面抗战爆发那年，我刚6岁。大约1939年末，贵阳也受到战乱威胁，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40余里的农村——乌当。父亲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我们一家四口(还有2岁的弟弟)就在谷仓里住了3年。尽管外面兵荒马乱，但我们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极力营造的一片温情之中——我们常常去小山顶上野餐，欣赏夕阳。住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亲自教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我阅读和背诵。1941年，我10岁那年，父亲因接近进步学生而被解聘，失了业。我们一家凄凄凉凉地回到贵阳。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家里几乎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要出人头地的决心。生活的转机有时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也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我在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初中一毕业，我就考上了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国立第十四中学，可惜我在十四中的时间并不长，高二那年，抗战胜利，十四中迁回南京，我则仍然留在贵阳，进了贵州中学。高中三年，我被文艺所深深地吸引。美国的“文艺哀情巨片”使我如痴如醉。我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赶场看两三部美国电影。每个星期六我一定会参加唱片音乐会，听著名音乐史家萧家驹先生介绍古典西洋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在这一时期，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外国小说，中文的、英文的，真是无所不看。我还喜欢写散文、念故事，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热情的夸奖。我就这样走上了我的文学之路。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那时局势还很动荡，因为家在贵阳，父亲不想让我北上读书。但是，我对北京大学十分向往，向往去进步的、革命的北京大学，不愿意去中央大学。母亲默许我北上，因此我途经武汉时便私自改道北上，一路奔波，终于到达了我日思夜想的北大。其实我原本投考的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但是北大把我录进了中文系。后来听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那时我最喜欢的课便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以及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课本。他要求我们每两周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主题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我们班有27个人，沈先生从来都是一字一句亲自改我们的文章。让人最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作文评讲课，要是得到了先生的夸奖，那可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废名先生的课则与沈先生风格截然不同，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或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盯着他那“古奇”的面容，想起他的“邮筒诗”(出自废名诗作《街头》)，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出自废名诗作《十二月十九夜》)。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到了1949年1月，正值平津战役期间，我们组织起来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们不要南下。我的劝说对象就是沈从文先生。我去到他家里，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他平静地倾听我们的劝说，并回以微笑。后来，国民政府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要接走人的名单中有沈从文、汤用彤、钱思亮等先生，机票都是给他们全家人的。但是沈从文先生和许多教授一样，留了下来。我想他一定是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才选择留下来。那时我怀着一腔热血，加入了北平城内的地下党。每天深夜，革命工人在北大印刷厂加班印制秘密文件和传单，我们就负责校对，有时在印刷厂，有时在月光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对一本小册子《大江流日夜》，扉页上醒目地写着：“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这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北大学生到解放区后的所见所闻，称得上文情并茂，感人至深。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地进入北平城，我们全校出动，到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我们唱着歌，踩着舞步，向前挤。终于，我挤到了最前沿，给半身探出车窗的解放军战士递上一杯早已准备好的热水。解放军战士接过晃动的水杯，对我微微一笑，我从心里感到那么幸福，那么荣耀！我的生活自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新社会”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文工团带来的革命文艺——响彻云霄的西北秧歌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雄壮腰鼓。文工团派人到我们学校来辅导，并组织了小分队。我们学会之后，就到大街上去演出。有时腰上系一块红绸扭秧歌，有时背着系红绳的腰鼓，把鼓点敲得震天响。我们个个得意非凡，都自以为是宣告旧社会灭亡、新社会来临的天使和英雄。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伟大、更神圣呢？也是在这一年，我认识了汤一介。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汤一介比较内敛儒雅，而我热情开朗。可能正是性格上的反差才让我们看上对方。当时，我们经常一起去农村义务劳动。有一次刚好是春夏之交，太阳暖融融的，嫩绿的小草很美、很香，我当时穿一条工裤，前面有一个大口袋。汤一介摘了几棵小草放在我的口袋里，他是一个含蓄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这类的话，可是这几棵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在我看来是定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有情趣、特别内敛，又特别有学问，我当时就很崇拜他。1950年暑假，我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我们从满洲里出国门，将近十天，火车一直穿行在莽莽苍苍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贝加尔湖无边无际地延伸开去。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的一员，我们在沿路车站都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到处红旗飘扬、鲜花环绕。人们欢呼着，高唱《国际歌》，双方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国前两天，我突然被问及是否愿意留在苏联的中国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我对此一口回绝，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得知汤一介那时每天都惴惴不安，怕我留在苏联不回去。我想这也算是我们冥冥之中的信念吧。1952年，我嫁给了汤一介。我从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北大中文系秘书一职，协助系主任工作。同时，我也做一些学术研究。我选定现代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我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曹禺，想突破当时盛行的“思想内容加人物性格”的分析方法和“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和认识意义”的研究模式。我的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多期连载。后来，我开始给大学生授课，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课——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乐黛云和季羡林1957年，我被迫下乡，被监督劳动。还好我被分配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赶着几只小猪漫山遍野寻食。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早赶着小猪，迎着太阳，往核桃树成林的深山走去。我喜欢这种与大自然十分贴近的一个人的孤寂感。不得不承认，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拿个小字典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后来，我们带着儿子，一家三口来到江西鲤鱼洲，种稻、种菜、打砖盖房。我被指定为工农兵草棚大学的教员，后来又随工农兵学员返回北大中文系。这期间，我陆续到北京日报社、河北日报社、大兴天堂河等地劳动实习，边教边学，半工半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