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直指当下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等同于“去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空心化”。作者认为，该论断简单将统计比重高低与制造业发展质量优劣划等号，无法解释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全球第一、全球制造业占比超1/3的客观事实，忽略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共荣的本质关系。
作者指出，制造业比重先升再降是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制造业比重达峰的基础、比重下降的速度、比重下降的本质与美、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显著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分工深化所导致的统计口径变化，是随着技术进步、专业化分工程度加深以及市场容量的大幅扩张，设计、研发、物流、营销等高附加值服务环节逐渐从制造业企业内部分离，造成了看似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表面现象。本质上是产业结构内部的优化调整，而非制造业发展的衰退。产业政策应更多关注产业链本身的实质竞争力，避免陷入“数字陷阱”进而强行维持统计意义上的、可能阻碍产业升级的制造业绝对比重。
作者从五个方面阐释了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赋能者，也是实现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第一，生产性服务业既是制造业内部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提升制造业效率的重要路径。第二，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的核心载体，是制造业升级的“心脏”“脑袋”和 “翅膀”。第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生产率特征，是破解 “鲍莫尔成本病”、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第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破解制造业创新悖论、实现就业创造与产业创新双赢的关键。第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实现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协同的主要方式。
作者认为，新一轮科技变革与产业革命颠覆了我们对产业协同关系的底层逻辑的认知——分工逻辑转向共生逻辑。伴随着这一底层逻辑的转变，产业协同发展主要表现为三大模式引领的深度融合。第一，从“卖产品”到 “卖全生命周期价值”的服务型制造模式。第二，从单点竞争到全域资源整合的网络化协同。第三，从标准化生产到柔性化价值创造的规模化定制。总之，产业协同范式正在从制造业为主体、服务业为配套，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共生共荣。服务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竞争力与价值增长极。因此，单一的制造业比重不再是衡量制造大国、制造强国的合适指标，而是需要综合考量“制造+服务”的复合价值、产业链韧性与核心竞争力。
文章建议，要重构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范式，产业政策制定应摒弃单纯的制造业比重导向或服务业规模导向，重点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让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智慧引擎”。第一，摒弃针对制造业比重的单一考核，建立“制造业比重+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共生思维与评价办法。第二，深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推动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外部化。第三，聚焦制造业高端化需求，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补齐产业升级短板。第四，根据服务业具有高度制度敏感性的特征，要强化服务业改革与制度保障，完善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第五，要利用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链在空间上的协同关系，创新服务业产业链政策，大力推进服务业集聚发展。
（全文详见《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