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扬州城一个小旅馆里，突然惊现一具年轻的日军死尸，死者名叫宫毅，脸被刀割毁容，喉管被切开，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生殖器也被割了！
整个扬州城的日伪军立即如临大敌，恶贯满盈的鬼子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方面封锁旅馆，一方面成立调查组，发誓要找出幕后凶手。
但调查毫无进展，房间里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也没有其他人的脚印踪迹，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个日军是自杀的！巧的是，就在宫毅自杀的同一天晚上，在扬州一处慰安所里，一个名叫秋子的军妓，也上吊自杀了，难道他们有什么隐情？
1938年的一天，位于扬州城左卫街的一家小旅馆里，突然传出一阵无比凄厉的嚎哭声，当人们循着声音赶来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一个年纪轻轻的日本兵倒在血泊之中，他的手上握着一把尖刀，脸上被划得面目全非，脖子被狠狠地割开，死状极其惨烈。
得知消息后，驻扎在此地的日军官员立即赶到此处，经过调查得知，这名被杀的士兵名叫宫毅，老家在长崎，刚成婚三个月便被强征入伍、派到了中国。
到达现场后，日本官员的第一反应是宫毅是被中国抗日分子给暗杀的，因为死者死状凄惨，可是，在仔细调查了现场之后，日方不得不做出结论：宫毅死于自杀。
其实，在当时，日本士兵自杀并不少见，可是，像宫毅这样毁掉自己容貌、以极其狠绝的手法结束自己生命的，还真不多。
日军调查宫毅死前的行踪时，发现他曾去过位于新胜街的大陆旅馆，和一位日本女子见过面。日方不敢耽搁，立即前往大陆旅馆调查，谁知，到之后才知道，这里刚刚也有一位女人自杀，而这女人正是宫毅的新婚妻子荒木秋子！
这对新婚夫妇分别多日，好不容易在异国他乡重逢，这原本是件大喜事，为何会双双自杀？他们前一天见面时，究竟聊了些什么？
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原来，自打宫毅被征召入军之后，家里的日子愈来愈艰难，有一次，日本政府方面邀请和秋子一样的留守妇女参加探亲团，让她们去见丈夫一面。
于是，秋子便被带到了扬州，谁知，她们不仅没能如愿见到丈夫，反而被迫成了随军“慰安妇”，秋子自杀时所在的大陆旅馆，其实就是一处慰安所。
那天，宫毅来到这处慰安所，想要找一名军妓消遣消遣，谁知，抬眼一看，竟然发现眼前这名军妓竟然就是自己新婚不久的妻子！
夫妻俩说什么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相见，两人既羞又愧，忍不住抱头痛哭。
直到此时，宫毅才从妻子口中得知，留在家中的妹妹因为拒绝被征为“慰安妇”而被关入牢中，母亲为此事心急如焚，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听完妻子的哭诉后，宫毅悲愤不已，自己在外打仗，妻子竟然被征为军妓，连母亲和妹妹都要承受苦难，自己为什么还要为这个国家卖命！
夫妻哭着分别后，宫毅回到住处，以最狠绝的手段了结自己，他划烂脸，因为无颜见人，而在同一时间，秋子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事情发生之后，日军司令部担心影响士兵情绪，悄悄处理了这件事。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件事根本无法被掩盖，很快，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
剧作家们以这件事为题材，创作了剧本《秋子》，并在重庆大戏院进行首演，周总理和郭沫若等人亲自赶去观看，顺带一提，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正歌剧，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实，那个年代，像宫毅和秋子在慰安所里相遇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有的是哥哥遇见妹妹，姐姐遇见弟弟，有的是弟弟遇见嫂子......
这是我在参观南京利济巷慰安所遗址时，了解到的真实故事之一。
侵华日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利济巷2至18号，又称为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利济巷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为原国民党中将杨普庆（一说为杨春普）于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二十六年间（1935至1937年）所建普庆新村，占地面积3680平方米。
侵华日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由保存完整的8栋民国时期的砖木混合建筑组成。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慰安所旧址，为数不多的在世“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指认的慰安所旧址，是见证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暴行的重要证据。作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的重要场所，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保护和利用不仅能向世人展示当年日军犯下的罪恶，教育广大民众，使之对日军的罪行有清醒的认识，更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大屠杀、否定“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的有力回击。
利济巷 2 号楼上第 19 号房间是朝鲜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朴永心充当了三年日军性奴隶的住所。2003 年 11 月，她曾来现场指认，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成为为数不多的经在世“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指认的慰安所旧址。
2014 年 11 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启动对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修缮保护和陈列布展工作，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对外开放。
2019年10月7日，侵华日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把椅子依旧矗立在此。
踏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众人目光初触，往往不自觉地退后半步——木质历经岁月，已显斑驳，其靠背与坐面尚存，却中间赫然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四根支柱上则钉着粗犷的皮带。若硬要称之为“椅子”，实则是对“椅子”二字的亵渎。它并非为休息之用，而是一台专为束缚女性、进行审查、实施暴力与折磨而设计的工具。
这把椅子，究竟如何能演化成这般模样？一个国家的正规军队，又为何需要此等物品？
欲透彻解析此一疑团，仅着眼于这把椅子显然不足，须将时光倒流，将目光从南京延伸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整个东亚的战火纷飞。
今日我们所见的“慰安椅”，曾是日军慰安所中不可或缺的“标准配备”。它并非孤立无援的孤品，而是深深植根于一套冷酷而精巧的制度之中。这套制度，表面上看似温和，实则残忍至极，其名——“慰安妇制度”，透露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意味。
许多人误以为，这仅是战场上“个别士兵的兽行”，或是“军纪败坏”的衍生品。然而，这套体系实则经过精心策划，是由整个国家机器通过公文、章程、预算、人事任命等手段，层层构建而成的。那把椅子，不过是这台庞大机器伸出的一个冰冷触角。
走进每一栋房子，踩着层层楼梯，穿过一个个小房间，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些被囚禁在这里的慰安妇们的恐惧与无助。她们被剥夺了自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而这一切，都浓缩在这些狭小的空间里。
当我在陈列馆中看到那些未被修缮的旧址照片时，我更加愤恨。那些恶劣的环境，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它们在那些女性心中留下的创伤，却永远不会愈合。
看着那些物品和图文解说，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压抑和窒息。为什么她们要遭受这样的待遇？为什么她们要被当作消遣的工具？我真的很想拥抱她们，给予她们一丝温暖。
说实话，看见那把“慰安椅”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东西摆在展厅里，乍一看像个老式躺椅，可仔细瞅瞅，根本不是给人舒坦用的。靠背斜得厉害，座板中间挖个洞，四周还带着铁环和皮带——这设计，就是为了把人死死固定住，动弹不得。
这把椅子，用途不止一种。先是所谓“体检”——没病的留下继续受苦，有病的，听说就直接处理了。后来还用来惩罚那些想逃、不肯服从的姑娘。人躺上去，头低脚高，血往脑袋里冲，时间一长头晕眼花，四肢被皮带锁着，一点劲儿也使不上。座板中间那个洞……不说了，设计就是为了让侵害更方便。
漫步于南京、上海、海南、滇西等地慰安所旧址的陈列馆，你便会发现，那中间设有洞穴、两侧配备束缚带的“椅子”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频繁出现在各个慰安所中的物品。通过对学界研究和幸存者口述的逐渐拼凑，我们得以了解这种椅子三种典型的使用方式，每种方式都毫无掩饰地针对女性的身体展开。
他们的真正关心所在，是预防士兵因与这些女性发生性关系而感染性病。
生理上的损害是无法逆转的。
第二种用途，即所谓的“突击接客日”，这类椅子成为批量“接待”的工具。每当部队大规模调动或集结，一时之间房间不足以容纳，管理慰安所的人员便会将此类椅子一一排列成行，并将女性的手腕与脚踝逐一用皮带束缚。士兵们如同领取物品般，依次从一端进入，又一端离开。
第三种应用，直接演变为肉刑与公开羞辱的手段。任何企图逃离、反抗或被认定“不服从”的女性，一旦被抓回，往往会被束缚于这把椅子上，遭受众人面前的鞭笞，遭受枪托、皮带、木棍乃至其他刑具的残酷折磨。其目的在于“杀一儆百”，警示他人逃离的后果。
在海南、滇西、腾冲、龙陵董家沟等地的口述历史资料中，幸存者与当地居民反复提及此类刑具：被束缚者被迫头部低垂、臀部抬高，身体扭曲至几乎无法呼吸的境地，全身无法动弹，甚至连抬头求饶的力气都没有。滇西龙陵董家沟，曾是日军设立的大型慰安所遗址，至今在那些老房子中，仍可发现固定这些刑具所遗留的钉孔与铁锈痕迹。
我听说，日军军部还有专门文件，把这些妇女当成“调配数量”的物品一样运来运去。慰安所里天天排队，拿着券进去，一个姑娘一天得接待十几甚至几十人。
馆里展出的东西，件件扎心。有一瓶高锰酸钾消毒剂，是已故受害者雷桂英老人捐的，原来汤山日军慰安所发的；还有个检查身体用的内窥器，从松下富贵楼慰安所来的。还有从日本征集来的安全套、药膏……都是铁证。
驻足于展柜之前，你会注意到它的细部：木料经过岁月的洗礼，已被磨砺得光可鉴人，而靠背与立柱的边缘，则留下了被双手、被皮带无数次摩擦而形成的痕迹，皮带上的孔洞亦有的被拉伸至扭曲变形。那些污渍，有的已被时光冲刷，有的则依然顽强地镶嵌在木纹之中。你或许难以确切道出它们究竟源自哪一天、哪次使用，但你能感受到，它们都承载着同一种残酷的历史。
它警示世人，“慰安”二字，自诞生之日起便是一层伪装，是侵略者为其暴行披上的一件所谓“文明管理”的外衣。将少女们拘禁于此，进行登记、编号、体检、分类，所谓“配给”“轮换”“淘汰”，这一切都被精心记录、编制成册，送往政务会议之上，化为某些官员简历中的“成就”。
那把椅子，鲜明地揭示了这套制度的残酷本质。它昭示着，在制度的视角中，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女，如同可以被固定在木板上的零件，她的身体与名字均被塑造成一种“战时资源”。
从城市中几家被指定的“特别慰安所”，到军队整体的采纳；从单一军种的“内部措施”，到政府多个部门的联合推动；从个别军官的“经验”，到制度的规范化；从零散的暴力事件，到覆盖整个东亚的慰安所网络。
在这其中，每枚公章、每一份公文、每一次会议记录，背后都凝聚着一个个真实个体的身影，他们在默默点头、签署、践行。档案中或许以极其中性的措辞记载了慰安所的运营情形，或是以一系列数字与符号，将鲜活的个体简化为冰冷的统计数据。然而，今天当我们将这些档案重见天日，正是为了将那些数字重新赋予生命，将那些“规范化”的暴行，唤回它们应有的名称。
在利济巷陈列馆内，那把精心复制的“慰安椅”仿佛并非单纯的一件展品，更似一面深邃的镜子。它静默地注视着每一位走近它的访客，抛出一个共通的问题：当我们将那段历史仅仅视为“过往之事”，仅于纪念日的烛光和朋友圈的转发中草草了事，这架曾无情吞噬生命的机器，真的就彻底静止了吗？
椅虽无声，人却永恒。椅上的木纹终将被岁月磨蚀，皮带终将腐朽，钉孔终将生锈，然而，它曾承载过的那些身躯、那些泪水、那些低沉的哭诉，只要有人铭记于心，便未曾完全消逝。
于是，在2026年的某个时刻，当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又有一位幸存者离世的消息，或是漫步至南京利济巷，步入陈列馆，凝视那被玻璃罩紧紧包裹的“椅子”时，至关重要的，远不止于轻声叹息“太过悲惨”。真正的要义，是承接起他们在那狭小空间中未竟的言辞——这并非仅仅是椅子，而是将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少女当作“军需品”无情摧毁的机器。只要这番话仍被提及，只要这段历史依旧被讲述，那这台机器便不会在沉默中悄然重生。
历史曾带给她们无尽的摧残，而遗忘与掩盖带来的是第二次的伤害。尽管日本军方对这些妇女冠以“慰安”之名，但中韩历史学者认为，大部分慰安妇主要是通过诱骗和强迫，身心皆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此强征“慰安妇”完完全全是一种反人类的犯罪行为。
“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征招的随军妓女和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中国台湾、日本本土，也有许多来自琉球、东南亚、甚至是荷兰等地的女性。尽管日本军方对这些妇女冠以“慰安”之名，但中韩历史学者认为，大部分慰安妇主要是通过诱骗和强迫，身心皆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此强征“慰安妇”完完全全是一种反人类的犯罪行为。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非常困难，但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已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了推断：日军在其侵占地区，前后共驱使40万左右的亚洲女性充当其性奴隶。其中的大部分在战争结束之前被迫害致残致死。在被害女性中，约20万为中国妇女。
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被国家默认的合法的强奸中心——慰安所。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部分档案，仅1938至1939年间，日军在中国的上海、杭州、九江、芜湖和汉口等地，至少设立了73所“慰安所”，数千名各国女性沦为日军的性奴隶。而为配合1941年的特别大演习，日本关东军竟“配备”了2万名“慰安妇”。但真实的数字远不止如此。上海，这个日军最早开设慰安所的城市，迄今为止就发现了至少166处慰安所。
日本当局推行“慰安妇”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性病流行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开始实施这一制度。而随军“慰安妇”成为制度，是在1932年1月中国的上海事变以后。上海事变中，日本军队强奸中国妇女的事不断的发生，1937年12月，日军进占南京之后随之而起的屠杀、强奸事件不断，不仅造成中国人更强烈的反日意识，国际舆论也对日本施以强烈谴责。面对着国人的反抗意识和军队内官兵日益严重的性病，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决定提供一种“性的慰安设备”使士兵得以发泄性欲。
更为变态的是，日本军方更以此作为鼓舞军队士气的“秘密武器”，对于被激起兽性的日本士兵来说，暴力发泄是最大的满足，强奸和玩弄从军“慰安妇”对于他们不仅是冲锋陷阵的奖赏和补偿，还是证明自己依然存在的手段。于是，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建立“慰安所”的决定被迅速提上日程。
最早的随军“慰安妇”来自日本国内招募的妓女和良家妇女。许多沦落风尘的日本女子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构的蒙蔽下，将充当“慰安妇”当成了“报国”之途，在得到调令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但是日本籍“慰安妇”的数量远不能满足日军的兽欲，于是日本军事当局命令驻朝鲜总督府驱使警察征召“慰安妇”。被征召的朝鲜女子年龄一般在16—20岁之间。大多数情况下，日本警察采取了威胁和恫吓的手段。凡是列入应征者名单的女子，都无法逃脱。倘若被选中的女孩自杀，那么她的父母也会受到惩罚。
据韩国的一份资料显示，仅在1943至1945年间，就有超过5万名朝鲜女性被日军抓走充当“慰安妇”。
朴永心，1921年12月15日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平安南道南浦市后浦里的一个贫苦人家，自幼丧母，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到当地一家缝纫铺里做工。1939年8月，17岁的朴永心听到日本警察来招工，说是去医院做女看护，收入不菲。正处于贫困中的她心动了，便去报了名。随后，她被日方人员带到平壤火车站，装进一列货车，在一名日本宪兵的看押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糊里糊涂地来到了中国长江边的一个大城市。后来她才知道，这是南京，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城内外到处可见日军官兵。也只有到这时，她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她被日方召到这里的“工作”，不是什么女看护，而是做日军的慰安妇。被送到一家慰安所后，她被关押在南京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亦称“金水楼”），被送进二楼的19号房，门上贴着化名“歌丸”。在遭到多次的毒打与强奸以后，她不得不屈从了。从此，她在南京开始了牲口与奴隶般的慰安妇的生活。日本老板给她起了个“艺名”叫“歌丸”，在刺刀与皮鞭的逼迫下，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个日军官兵，稍有不从，即遭打骂、禁闭、挨饿、受冻等等非人的虐待。
朴永心在南京地狱般的慰安所中熬过了近3年的时间。
她曾因不堪忍受而进行反抗，结果被日军用军刀砍伤脖子，留下永久刀疤。
1941年12月底，日军攻入缅甸，击败了英军与前往增援的中国远征军，接着乘胜沿滇缅公路向北追击，于1942年夏攻入中国云南省西部地区，与中国军队隔怒江对峙。长达近两年之久。日本当局为维持滇、缅前线官兵士气，下令从后方抽调大批慰安妇到滇缅前线建立慰安所。被征调的慰安妇有日籍的，也有朝鲜籍与中国籍的。
据韩国《新东亚》杂志1994年第3期《韩国挺进队实录》揭露，在1942年5月，根据日本南方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份命令，南京“故乡楼”慰安所（今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与“浪速”慰安所的慰安妇被派往南洋，后分配至驻缅甸的日军部队中。
朴永心就是在这时———1942年春、夏间，被日军带出南京，途经上海、新加坡，送往缅甸，后又被送至滇西松山新设立的慰安所中。她被改名为“若春”，成为日军第56师团官兵专用的性工具与奴隶。她都遭受日军前线官兵野兽般的疯狂蹂躏。她曾被日军逼迫脱光衣服，拍下裸体照片，分发给日军官兵玩赏、消遣……。
1944年6月，中国驻云南的远征军向怒江西岸的日军展开了猛烈的反攻。日军在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等要地凭险固守。战斗历时3个多月，日军战地司令官在最后下令杀掉全部慰安妇，然后日军集体自杀。其状之惨，令人发指。在这时，朴永心已怀孕数月，腹部隆起。她与几个慰安妇同伴东躲西藏，竟奇迹般地逃了出来。由于连日奔波与惊吓，她被中国军队俘获与解放时，已是身心交瘁。腹中的胎儿成了死胎。她被送往战地医院抢救，逃过一死。战后，她被遣送回朝鲜，在医院中被切除子宫，永远地失去了生育能力。她一生没有结婚，在1955年从孤儿院中领养了1名男孩，母子俩在艰苦中相依为命。
2000年12月，朴永心前往日本东京，参加“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日军性奴隶制度。
2003年11月，在中日韩学者帮助下，朴永心重返中国，先后指认了南京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楼上第19号房间、云南龙陵董家沟28号、松山等多处慰安所旧址。在利济巷旧地重游时，她情绪崩溃，痛苦地指认了当年的受害场所。
2006年8月，朴永心在朝鲜去世。
1937年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掳掠女性充当“慰安妇”，使中国和朝鲜成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1942年，日军占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后，拘留了大批荷兰籍妇女，并将她们编入四个日军“慰安所”。
扬·鲁夫·奥赫恩是第一位公开讲述遭遇的欧洲慰安妇受害者。她1944年21岁时在荷属东印度被日军从集中营押入慰安所，1992年72岁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听证会上首次公开作证，展示了一方绣有7位同伴名字的白手帕作为物证。她后来出版自传《沉默50年——一位原"慰安妇"的自述》，2019年离世后，她的两个女儿持续参与历史纪念与和平教育活动。
据荷兰慰安妇受害者保密顾问玛格丽特·哈默尔估计，约有250名荷兰女性当时受日军迫害成为慰安妇。书中详细记录了8位幸存者的故事，包括埃卢娜、莉娅、玛露塔等人，她们在慰安所每天要接待多名日军，有的甚至一天被20多个士兵强暴。还有4名荷兰男孩也被强征为"慰安男"。
1944年，时年21岁的扬·鲁夫·奥赫恩身处被日军占领的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被强行从集中营押入慰安所，沦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在电视上看到韩国“慰安妇”幸存者勇敢站出发声后，她积压半生的情绪彻底决堤，决定打破沉默。1992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日本东京举办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上，她首次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
在听证会上，她展示了一方绣有7位同伴名字的泛黄的白手帕作为物证，并感慨道：“对‘慰安妇’而言，战争从未真正结束。”漫长岁月里，她始终无法接受有人从身后靠近自己。这方手帕是她与同伴于绝境中留下的物证，也是她挣脱沉默、直面伤痛的见证。1994年，她出版自传《沉默50年——一位原“慰安妇”的自述》，被译成六种语言。2007年，她再度前往美国国会众议院出席听证会，郑重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担罪责。2019年，扬·鲁夫·奥赫恩离世。
这些妇女之中，有一部分人自愿挺身而出。她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挽救更为年轻的姑娘，另一方面也错误地认为当了“慰安妇”生活条件会有所好转。但日军觉得自愿充当“慰安妇”的妇女数量不够，便以武力迫使更多荷兰籍妇女加入其中。日军还将从各占领区搜罗而来的欧洲籍妇女集中到三宝垄(现印尼境内)，逼迫她们签署一份“自愿”声明，经过一番粗暴的检查后，分配到了各家“慰安所”。
“慰安妇”的遭遇是凄惨的，她们平均每人每天都要受到十几名日军的摧残。日军侵略中国河南期间，一队“慰安妇”跟在列车后面步行10天，到达日军驻地后，等待她们的是一个师团的充满兽欲的日军官兵。在满洲里，严寒中死去的“慰安妇”的尸体被日军扔到雪地里，任凭狼群撕咬。
在日本学者伊藤计一的著作《陆军士兵史》中，收录了日军设在上海的一家“慰安所”的规定。其中包括：本慰安所只允许(日本)陆军和准军事人员进入；光顾者必须在接待处付费，军士、士兵和准军事人员的票价是2日元。驻扎在广东的日军部队还根据“慰安妇”种族的不同区别收费，规定：日本“慰安妇”2日元，朝鲜“慰安妇”1.5日元，中国“慰安妇”1日元。军官如要求独自享用某一“慰安妇”则费用增加一倍。在接待处，日军官兵在“慰安所”的接待处换取票证，然后把票证交给为他们“服务”的“慰安妇”。一天“工作”结束后，“慰安妇”们把这些票证交给“慰安所”的“经营者”。她们仅能得到她们“工作收入”的一半，以保证她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衣物、香烟和“偶尔需要放松一下自己时”必需的酒。有些“慰安妇”可能存下一些钱，但这些只有在日占区才能使用的“军票”，随着日军的崩溃而变为了废纸！
“慰安妇”不仅承受着日军对自己肉体的蹂躏，还面临着各种性病的威胁，然而最可怕的事情是怀孕。当发觉自己怀孕后，很多“慰安妇”会选择自杀，但更多的“慰安妇”则是被“慰安所”管理人员强迫将孩子打掉。只有极少数“慰安妇”能够把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带到人世，但在妊娠期间仍旧要为日军士兵“服务”。还有很多“慰安妇”被迫做了“停止月经”的手术，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
现在战争结束八十多年了，那些受害的姑娘等了一辈子道歉，也没等到。2026年3月统计，大陆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只剩七位。
随着日本法西斯一步步走向灭亡，日军兵源严重不足。“慰安妇”又变成了护士、脚夫、甚至编外战斗人员。日军投降时，日军炮楼中的“慰安妇”被武装起来，充当炮灰。她们被告知：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她们自己的。
尽管日军在战争后期疯狂杀害“慰安妇”灭口，销毁大量有关文档，但是历史的真相永远无法掩盖，近年来各国相继发现的大量史料，逐渐掀开了那段灭绝人性的黑色历史，而它也将把日军永远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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