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名案系列08:1939年南京毒酒案(附:视频)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一对中国平民兄弟，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的心脏——南京，戒备森严的日本驻中国总领事馆的一场盛大宴会上，凭着一腔杀敌复仇的爱国热血与勇敢机智的行动，制造了震动海内外的惊天大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京毒酒案，因南京古称“金陵”，又名“金陵毒酒案”。这段尘封数十载的历史，今天回顾起来，都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01 潜入公馆

日本自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与中国建交后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直以上海为对华外交基地，前后43位公使均常驻上海。1935年5月17日，日本将设在中国首都南京鼓楼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但此后4位大使仍常驻上海，南京事务由总领事负责。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随后日本驻华大使馆关闭。11月12日，历经三个月鏖战，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随后，日军分三路向南京进逼，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开始了疯狂的南京大屠杀。随后不久，日本将位于中正街（现白下路）的总领事馆迁至大使馆旧址，后来汪伪“国民政府”1940年（即民国二十九年）3月30日成立后恢复“大使馆”，但不为位于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如此复杂的变化，使得有关“毒酒案”的报道中常将日本总领事馆误认为大使馆，在此特予厘清。

图为南京毒酒案发生时的鼓楼头条巷1号（现北京西路3号），是日本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旧址。原有的7幢楼房如今仅存一幢。

说起1939年发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毒酒案，显得从王高科进入总领事馆开始。

王高科到日本公使馆的时间是1932年（即民国二十一年）。王高科1916年（即民国五年）生于南京，曾在使馆警察佐藤基家打杂帮工，后经佐藤基介绍到使馆办公室当差。一年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盯上了他。据王回忆，黄多次劝导他，说“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工作就是汉奸，为生活所迫而不忘救国仍是爱国青年”，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加入了军统，从此利用工作和略懂日语之便，为军统搜集日伪情报，随时向黄报告。王高科生前亲笔回忆这段工作时有如下描述（原件无标点）：“在这期间，日本人的来信我们收下分发下去，对中国来的信就留下送交私拆检查。记得他们（指军统）在双龙巷住着人，我们发信到双龙巷邮局先把（它们）送去拍照，然后再发挂号信取收条回来。”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公使馆缺一杂役，王高科便将詹长麟介绍进去。王、詹两家均以织缎子为生，王高科的父亲王明和与詹长麟的父亲是茶友，两家的住处也靠近，常有来往。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俩与其父詹士良、母詹潘氏、妹詹兰英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是世居南京的一户贫民家庭。其祖籍为皖南徽州，在明朝初年就移居南京，历经数百年，已成了地道的“老南京”。詹长麟是詹家老二，1913年（即民国二年）出生，长相俊朗，身材适中，15岁时参加了有蒋介石的“御林军”之称的国民政府警卫师（后扩编为警卫军）。由于年纪小且聪明伶俐，黄埔一期生、警卫师师长俞济时把詹长麟留在身边当勤务兵。曾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经受了战争残酷的洗礼，锻炼了胆识与办事能力。停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获准回乡探视未归，已婚，正赋闲家中。詹长麟原本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日本人给出的薪金很高，一个月14块银元。当时，詹长麟家住黄泥岗附近的薛家巷14号，离日本总领馆不远。王高科带詹长麟去见了掌管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宫下又带他去见了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须磨觉得他很好，当即录用，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

詹长麟

詹长麟到后来才知道，日本使馆录用杂役有四条标准：一是不懂日文，以防泄密；二是家居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以便控制；三是忠诚老实，手脚勤快；四是相貌端正。现在看来，这些标准也非铁板难破。例如王高科在去公使馆打工前，曾因教佐藤夫人学中文而学会一些日文；詹长麟之所以轻易通过日本人的面试，他自认是因为年纪小、看起来老实。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新录用的这名仆人，实际上是一个有六七年军龄的抗战老兵，这一政治背景，肯定是被隐瞒了。

图为1930年代日本领事崛公一在青岛打球

王高科介绍詹进日公使馆显然另有深意，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一个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詹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他，把他带到了著名的鼓楼饭店2楼4号房间，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并令他吃惊地说起他曾经参加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并因母亲生病被88师第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团副黄永淮（1902-1944年，号泗光，别名黄石夫，四川安岳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37年8月任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长，参加淞沪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率部驻守河南许昌，4月底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围攻，率部浴血抵抗直至城破。5月1日突围至城东遭遇日军围攻，腿部中弹被俘后夺枪击毙日军，壮烈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1986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入选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年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特准回家探视的经历。另据詹文斌转述其父亲詹长麟生前口述：“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注：1952年中风在台湾去世），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的别称，因成员着蓝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想到日寇这几年对中国日益猖狂的侵略活动，想到他在一·二八事变中与日军的拼杀，想到许多沙场捐躯的战友，立即表示愿意为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工作。于是詹长麟就成了蓝衣社的卧底，化名袁露，代号65号，每月组织给十块银元的薪金，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赵世瑞

詹长麟就这样表面上在领事馆当仆从，暗中替军统搜集情报，两面拿工资，每月共得24元。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钱，所以家里的生活变得宽裕起来。但他的工作十分危险，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神经就像一根绷紧的弦。

在日本人看来，“老实人”詹长麟在领事馆干活麻利手脚勤快，办事妥帖，深得宫下书记官等人的信任。他利用自己是日本总领事仆从的身份，每天为日本总领事收发信件、打扫房间、传呼人员、采购物品等，可以偷偷看到日本总领事来往的信件，包括各种绝密的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甚至总领事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中。他常常能获得各种重要的情报。有时詹长麟看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就带回家中，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记录后，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信封上的邮戳是詹长麟现盖上去的。这是他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出来的印章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来没有露出过破绽。

一天，天气很好。总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到室外休息，屋子里空无一人。詹长麟见是个很好的时机，就悄悄地走进总领事的房间，先是在废纸篓里翻了一下，见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马上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看看有没有新的文件。这时，楼梯响了。詹长麟一惊，急忙把抽屉关好，然后手拿抹布在办公桌上擦起来。走进门来的是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顿时眼露凶光，“咚咚咚”走到他面前。詹长麟急忙停下手中的活计，直挺挺站立着。悌泽满脸怒容，挥手“啪”地一声，在詹长麟的脸上重重地抽了一个耳光。詹长麟动都没动，虽心中十分紧张，却没有丝毫表露。对方虽有怀疑，但没有抓到什么把柄，只得将其赶出房间，然后转身从墙上取下羽毛球拍，锁上房门离开了。詹长麟一连几天内心都紧张不安，但表现上却像没事人一样。他在此后就更加小心谨慎了。

詹长麟每次获得情报后，就在家中用明矾水写在白纸上，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其家附近有座关帝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与詹长麟约定，将关帝庙作为他们的秘密联络点。詹长麟让母亲把他写成的情报悄悄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到时候就会有人来取走。同时，詹母也从关公像后面小洞里拿到指示，带回家交给儿子。若有重大事件，詹长麟就将收集的情报交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指定的杨立民、黄泗清、潘崇声、卜玉琳等传递上去。这4位联系人先后是他的上司，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都十分严谨认真，没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大老板”戴笠的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

但同在领事馆里当差的詹长麟和王高科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平时可谓各司其职，互不知底。1936年2月，詹长麟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来。不久，詹长炳也参加了蓝衣社。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为人朴实诚挚，在日本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忠于职守，与上下相处得都很好；而且他们仅粗通文墨，不问世事，从无反日言论，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这段时间，南京发生多起汉奸被捕的事件，日本人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但又查无实据，便将办公室的三位差役统统辞退，其中包括王高科。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实际上，实施南京毒酒案之前，詹长麟已经立下了一件大功。这个大功，让他的顶头上司赵世瑞一跃而成为少将。这就是民国历史上有名的藏本事件。

图为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

藏本事件是日本人在1934年6月制造的、企图以“日本总领馆副领事失踪”为由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重大外交事件。藏本全名藏本英明，朝鲜人，时任日本总领馆副领事。日本总领事须磨指令其偷偷地潜入紫金山自杀，以便诬称“中国特工绑架并杀害日本外交人员”，进行战争讹诈。可惜，有妻有儿的藏本英明偷偷在紫金山上找了个山洞了躲起来。詹长麟知道藏本藏身的大致地点。6月6日晚上11点，藏本从须磨办公室里出来，命詹长麟去找总领馆司机，说自己外出有事。詹长麟一直把藏本送上车，看着他往北极阁的方向去了。第二天，日本人就宣称副领事失踪了。詹长麟赶紧把藏本的去向汇报给赵世瑞。赵世瑞带着大批警察找了三天三夜，正赶上饿得不行了的藏本出洞，用金戒指跟老百姓换吃的。人找到了，日本人没话说了。须磨去外交部领人时，尴尬地解释说，藏本这个人神经有些问题。

图为藏本英明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8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关闭。日本人非常信任詹氏兄弟，给他们留下一个“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白色袖章，让他们看管日本领事馆，保护日本领事馆财产。同时，詹长麟兄弟接到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命令，要他们在南京潜伏，伺机重回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南京大屠杀期间，詹长麟一家先后住在鼓楼二条巷和广州路，国际难民营也大致设在这里，他们目睹了日军的诸多暴行。住在广州路时，日本兵闯入他家，非礼他的妻子，后来看到“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章，才没有下手。刚好有个妇女出来倒水，日本兵看到了想就地强奸，妇女坚决不从，日本兵把她刺死后扬长而去。詹长炳的胆子很大，骑着日本总领馆配的自行车，戴着白袖章，四处查看，统计日本人的战争罪行，汇报给上级。随处可见的残暴景象让詹氏兄弟义愤填膺，复仇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里。

日本人占领南京两个月后，日本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南京。日本人组织了以安福政客、大汉奸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日本总领馆照常办公以后，詹氏兄弟也回到了总领馆工作。

02 特殊使命

成立于1932年4月1日的中华民族复兴社（蒋介石任社长）特务处（总部在南京鸡鹅巷53号），1935年起以“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谓“大军统”，陈立夫任局长）二处为公开身份，戴笠任处长。（后来1938年4月1日，撤退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将原来的中华民族复兴社二处改组为“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一处升格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

蒋介石与军统头子戴笠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月，詹长炳、詹长麟兄弟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归军统局指挥，称为“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为钱新民。军统局局长戴笠指示钱新民及部下50余人留在南京，坚持地下斗争，并调原军统河南情报站副站长、南京区筹备处少将处长尚振声任南京区副区长。尚与戴笠为黄埔六期校友，军衔也和戴同级，均为少将。（根据蒋介石的规定，军统实行军衔制，但以少将为限，所以戴笠直至1946年空难身亡仍是少将。戴笠死后这个规定才被突破。）他在南京沦陷后由地上转为地下，公开身份是中华路一家批发店老板。尚到任不久，就由军统南京特警科少将主任钱新民（尚的直接领导）亲自介绍认识王高科，要王与尚单线联系。王在离开日本公使馆后被安排在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当传令警，月薪18元加5元津贴。

南京沦陷前，钱新民率部分人员撤至江北六合县，城内詹氏兄弟等一批地下特工由尚振声领导。王高科也被尚留在南京，尚让他开烟酒杂货铺作掩护，实际身份是军统的地下“交通情报员”。王高科把军统特工搜集到的情报，放在香烟里送到江北。王生前曾记录有一次冒死将一台发报机装在盛豆油的木桶里从江北运至南京的惊险经历。

抗战期间，军统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抗日锄奸”，曾经多次策划对汪精卫的暗杀行动，还有例如对被怀疑与日本勾结拟参与组建伪政府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投靠日本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汪伪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傅宗耀、降日帮会首领并任伪浙江省长张啸林等魁首的成功刺杀等。对曾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后升任伪“中委”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丁默邨（曾任“大军统”三处处长）的暗杀虽被侥幸逃脱（后来，这一情节被作家被张爱玲写入小说《色·戒》，后来被拍成电影；另，1941年11月28日，日本人控制的上海《新申报》曾刊登“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仅当年“格杀日本军人”就达35起，其中17起致死。）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在书记官船山的房间里打扫卫生，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件。他当即照抄下来，汇报给上级，翻译后发现，此信提供了一个重大情报。信中显示，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从三重等将于1939年6月9日到访南京。由于是南京沦陷后到访的日本最高级别外交官，时任南京总领事的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隆重设宴招待，并邀驻宁日军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政要作陪，地点就在总领事馆内。

宴会的请柬于1939年6月8日发出，詹氏兄弟同时搞到了客人名单并向上级报告。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日本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的首脑及所有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部长陈群、交通部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部长顾澄、外交部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总领事崛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等4人为东道主。

图为维新政府1938年成立

军统决定利用这次宴会实施毒杀行动，给气焰嚣张的日伪以严厉打击。南京区成立由尚振声任组长的行动小组，钱新民遥控指挥。尚振声星夜策划安排，商定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络，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和刘益谦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并命令詹长麟执行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任务——投毒，并做好与日伪同归于尽的准备，詹长炳予以配合。参加具体工作的还有潘崇声、王高科等。詹长炳参加相关会议后向弟弟传达了行动任务，詹长麟郑重接受，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毒酒案军统行动小组组长尚振声

说起来，国民党特务通过下毒实施暗杀颇有经验。但此次下毒地点是在戒备森严的日本人的巢穴，而且毒杀对象是一个群体而非某个人，危险性和艰巨性非同以往。

根据詹长麟生前回忆及章厚朴1997年接受南京《服务导报》采访时的讲述，军统决定将毒下在酒里。日本人爱喝酒，到中国后尤爱喝绍兴老酒。当时南京中华路119号有一家“老万全酒家”，是绍兴人章桂生开的老字号酒店，在全国多个城市有分号，名气很大，生意兴隆，日本人常来该店买酒。但日本人对“入口”的东西高度警惕，每次买酒都有警察监视，并当场开坛，将酒灌入酒瓶。日军攻打南京前，章家将酒店关闭，举家外逃。不到两年后，章家回到南京，占地4亩共60多间房子的酒店已满目疮痍，幸好埋在地窖里的100多坛绍兴陈酒未被发现。重新开张后，南京市面萧条，生意大不如前，但日本总领事馆闻讯仍常来采购，军统便选择在该酒店的绍兴老酒中下毒，而酒店老板当然蒙在鼓里。

1944年龙门街口的老万全酒家

9日下午，毒药由军统资深特工、詹氏兄弟的妹夫潘崇声取回并交给詹长炳。詹当晚将毒药带回家中交给弟弟。詹长麟记得药是白色粉末，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10日下午，领事馆果然从“老万全”采购老酒回来。詹长麟后来说：“当天下午四点钟就（把药）倒在一温桶里，就是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摇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

宴会现场

10日是星期天。当晚，日军几名将军级的华中派遣军军官因故未到，而“维新政府”的政要们却几乎悉数入场。宴会七点开始，总领事堀公一简短致辞，对清水“莅临视察”表示欢迎，又招呼大家举杯为“天皇万岁”干杯。随后便觥筹交错，杯盘声响，现场敬酒频频，热气腾腾。玉食满台，美酒方酣，詹长麟亲手为各桌倒下的毒酒开始生效。只听席间忽有人惊呼：“不好，酒里有毒！”呼喊者随即倒下。宴席上的人几乎都出现中毒症状，或呕吐不止，或倒地不起，有的踉踉跄跄跑到走廊，又跌倒在地。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及领馆会计船山口吐白沫跌落椅下，“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等也已人事不省，现场服务的仆人杂役个个呆若木鸡，领事馆个别还能说话的官员急忙报警呼救。

此刻，总领事馆一片慌乱，大批日伪军警迅速到场，救护车辆呼啸而至，警笛声尖锐刺耳，日伪较为信任的南京同仁会医院医生紧急施救，翻肠洗胃，全力以赴。当夜，被毒死的只有领事馆的两个书记官宫下和船山，部分汉奸首脑直到次日仍昏迷不醒。南京日伪当局惊慌失措，日本朝野也为之震惊，至11日晚日方才于南京和东京分别公布消息，并称逮捕一人。消息传出，南京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但也为投毒英雄担心。

事后詹氏兄弟得知只毒死总领馆两个小官（这两人与詹氏每日相处，平时关系还不错），深感遗憾，痛惜毒药所配过少，否则南京“维新政府”恐怕会立即瘫痪。詹文斌曾经回忆，他父亲生前曾分析汉奸一个未死的原因：一是这帮汉奸在日人宴会上较为拘谨，尚未开怀畅饮；二是詹长麟斟完毒酒后，将瓶中残液洒入菜肴，很可能宫下和船山碰巧吃到这些菜，导致深度中毒。詹长麟事后回忆：“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图为当时的医院救治现场

03  举家逃遁

事发当夜，南京日军当局恼羞万分，迅速进行疯狂的报复。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日本人首先想到“老万全酒家”，立即把老板章桂生及配酒师、账房等抓来严审。排除他们“作案”嫌疑后，对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供。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但当日伪宪警赶到他们的住处时，发现詹家人早已逃离，遂一把火将房子烧掉。日伪当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刊登）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告示上写着：

“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日本制尺，下同)，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的白色衣裤；其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

其实，对这次投毒行动，军统早已做好各项应对准备。据詹长麟生前回忆，军统高层曾决定让他投毒后也喝上毒酒，舍生取义，与日伪首脑们同归于尽，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不会牵连他人，更不会扯上军统。但詹表示自己还年轻，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希望尽量安全撤离，并说保存下来也是个抗日力量，可以继续杀敌。军统后来同意他不死，并提前策划好撤离路线。

投毒前一天，尚振声突然通知王高科：“江北需要一个人做饭，你妻子合适，你赶紧陪她带着孩子过去。”而王妻当时怀有身孕，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产，显然并不“合适”做饭。但王断定有大事将发生，军统的纪律是不该知道的决不多问，只有坚决服从。第二天上午，他将一只金手镯交给父母，要他们留着今后生活用，便带领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从燕子矶乘船过江。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詹氏家属也在等待过江。

民国时期的南京燕子矶

原来，10日一早，军统在鱼市街中华菜馆请詹氏兄弟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吃饭。这顿团圆饭所为何来，只有詹氏兄弟心里最有数，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饭毕，军统工作人员将詹氏家属全部经燕子矶送往江北的八卦洲隐蔽起来。事后王高科方知，他所预料的“大事”，就是这宗毒酒案。他当时还有点意见，觉得为什么军统不把自己的父母也转移走。王高科到了江北，军统负责与他联系的刘益谦带着毛蓝田在对岸接应。毛也是军统特工。刘对他说，家属交他照应，命令他立即和毛蓝田回到江南燕子矶芭斗山电瓷厂大门对面的大柳树下，等候两个人。刘说：“等什么人，你们见面就知道了。”于是，他和毛带着一个木帆船（连船夫）又渡江回去。

10日傍晚，看上去老实巴交内里却很精明强干的詹长麟埋了个伏笔：他预先向管事者说，自己肚子一直疼痛，等宴会准备完毕想去医院看看。当晚一切准备停当，酒宴如期开席，眼看日伪魁首们将杯中酒痛饮下肚，他赶紧向主管告假，说胃痛难忍，必须去医院了。说完，他就推起自行车从后门出去，径直向傅厚岗的高云岭骑去，与先已溜出并在那里等候的哥哥詹长炳会合。这里距领事馆骑车不到10分钟，兄弟俩不敢停留，向东北方向奔去，途中穿过玄武门，还向站岗的日本兵鞠了个躬，然后在玄武湖连人带车上小渡船，过了湖后继续骑车，不久便到了燕子矶。

两人赶到大柳树下时，王高科和毛蓝田已等候多时，王这时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接应老熟人詹氏兄弟。詹长炳说城里那边已乱得一塌糊涂，几人随即上船。上船前，詹长炳还有些舍不得扔掉那两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是东洋货，还挺稀奇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将车沉入江里，逃命要紧。“现在到那里捞，很可能还能找到那两辆自行车。”詹文斌说。船划出去没多远，就见一艘日本汽艇打着探照灯经过这里。王高科果断让船夫停止划船，并和詹氏兄弟商量，万一日本兵发现，三人就投江（其实三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和毛蓝田都可脱身。好在上天保佑，恰在这时江上飘来一团浓雾，挡住日本兵视线。待汽艇过去，他们终于过江来到江北六合县一个叫“徐家洼”的小集镇。此刻已是次日凌晨。这里是军统一个秘密据点，王、詹两家家属也被转移至此，不久他们便与家人团聚了。

南京那边，日伪四处戒严，全城搜查，逮捕近千人，汉奸乘机敲诈。詹氏在南京城里的亲戚几乎全被抓获，其中詹的二姨父、詹妻的姐姐以及詹的岳母等，均被施以灌辣椒水、烙烫等酷刑。王高科作为介绍人，其家属也未能幸免，其舅父因在珠江路一茶馆做跑堂，詹父常去喝茶，熟人间偶有交谈，也被抓捕并遭严刑拷打（王高科生前笔录说是被“打得半死”）。父母将儿子行前留下的金手镯给了伪保长马忠兴，才免吃过多苦头。

为减少百姓吃苦，并确认投毒事件为个人行为，詹氏兄弟遵照军统安排，抄写了致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的一封亲笔信，由尚振声派人到上海租界发出。信件全文如下：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 詹长麟

6月25日

此信是对日本当局的侵华战争的严正回答（备注：原件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迷惑日本人，加上当时国民党报刊对此报道也持低调客观态度，只字不提组织行为，日伪当局一时也弄不清詹氏兄弟的政治背景，信件上的上海邮戳则显示兄弟早已离开南京，因此，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迷惑日伪和掩护王詹两家撤退的作用。日本驻华总领事崛公一看了此信后气得暴跳如雷。因为詹氏兄弟在信中声称他们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去香港，显然还将去中国的大后方，因而日军当局立即派遣特务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定下抓捕他们兄弟的行动方案。但结果仍一无所获，连人影子也没看见。

其实，在军统寄给日本总领事馆的信中，詹氏兄弟声称将前往香港，是军统给日本人布下的烟幕弹。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后来根据军统组织的要求，对毒酒案作了连续5次报道，也都故作疑阵，进行配合。这烟幕弹果然对日军起到了很好的迷惑作用，使他们无法找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

实际上，詹、王两家在六合乡下隐藏了近一年时间，王高科长子王正山就出生在这里。他们先是在六合徐家洼躲藏了近半年，然后被军统分别辗转安置在苏皖交界的安徽省天长县南乡大财主孙百万的庄园里(如今这里隶属于六合区冶山街道）。孙百万的庄园宅第连片，有240余间房，深宅大院，便于隐蔽。他们住在最偏僻后院阁楼，白天不出门，夜晚才敢走动。据詹氏兄弟回忆，孙家人对他们很好，对他们像亲人一样，给吃给住，一点不嫌弃，还安慰我们放心躲着。孙家亲信秘密送饭送水，不让他们与外人接触，对外谎称是远房亲戚来养病。一个多月后，日本特务与汉奸在六合乡间侦查，捡到一块带有军统标记的手帕，认定魏詹氏兄弟遗失之物，加上汉奸告密，日军确认：詹氏兄弟根本未离开江北，而是藏于孙家。1940年2月3日（农历1939年腊月二十六），日军包围老孙庄孙百万的庄园，日军没有抓到詹氏兄弟，就抓捕孙家族人和佃户，将其严刑拷打，逼问詹氏兄弟下落。未达到目的，日军暴怒，遂以“窝藏抗日要犯罪”，将孙家240余间房屋全部烧毁，家产荡然无存。詹长麟后来说：“听说因为我们，（孙家）房子被日本人烧光了，我们一直很愧疚。这场祸是我们带来的，一辈子对不起孙家。”

位于苏皖交界的大财主孙百万的庄园（AI情景模拟）

詹氏兄弟在孙家庄园被烧之前的数日，军统获悉情报，连夜潜入六合，将詹氏兄弟接走，转到陈家有、林芝馨等农民家隐匿，再后来经扬州、泰州转上海。这段时间，两家人互不往来，甚至也不知道对方住处。潘崇声负责照应詹氏一家三代人，毛蓝田协助照顾王高科家。转往上海途中，这两家人，詹家7口，王家4口，共计11人，事后第一次大团聚，自是千言万语，感慨不尽。大家从仪征过江，至龙潭火车站时兵分两路：一路是潘崇声带领詹氏兄弟两个毒案“元凶”，另一路是王高科带领两家家属，分头赶往上海。

分手前，为明确生死责任，潘崇声提议他、詹长炳和王高科“刺血为盟，结为义兄弟”。三人按年龄，潘为大哥，詹为二哥，王为小弟，从此以兄弟相称。结拜完毕，分别启程。到上海，住了月余，军统安少如称情况危急，又将两家合在一起，决定转移，这时詹长麟妻已有身孕。两家人趁夜乘船渡海，颠簸21小时，饱受晕船之苦，到达浙江某海滩（具体地点，王高科称“安东”，詹长麟称“宜阳”，这两个地点需要进一步何时）。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司令部情报科派人在当地接应，给王和詹氏兄弟每人发了100大洋以示慰劳。随后，两家人再度被分开安置，竟从此未再见面，直至抗战胜利后在南京重逢。

詹长麟一家与王高科家在浙江分手后，往温州方向转移，后辗转来到了福建莆田，做起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生活过得很穷苦。1944年，军统终于找到他们。根据军统安排，詹长麟一家来到湖南衡阳军统的干部培训班，让詹当“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詹长麟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毕业时还发给他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直到抗战胜利结束。

04 媒体报道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部等机构珍藏的当年报刊，对此惊天事件次日均无报道，估计是事情发生在夜晚，加上日伪封锁消息和受制于当时报纸技术等缘故。6月12日起各地报纸便纷纷在头版或显要版面披露，一些有影响的报纸还跟踪报道，甚至发表评论。报道中，各派报纸立场依稀可察。如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虽敌我分明，角度客观，但也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并不报道，其关注重点仍在敌后抗战；发行量最大的上海《申报》则旗帜鲜明，报道最为翔实，惟出于特殊考虑或对某字不屑一提，将“日”一律以“×”代替（在敌占区能有如此作为，令人尊敬）；北方影响较大的汉奸报纸《盛京时报》虽也报道，但对中毒者仍毕恭毕敬。

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重庆各报联合版）于6月12日、15日、18日新闻头版连续刊登消息。12日标题为：《敌总领馆宴清水（肩题）/敌伪均中酒毒（主题）/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分子所为（副题）》。文称：“敌外务省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沪赴宁。敌驻宁总领馆于十日晚七时，设宴欢迎。除敌方军政要员一致赴宴外，并邀伪组织首要梁逆鸿志、温逆宗尧、任逆援道、顾逆澄、高逆冠吾等作陪，共计二十余人。席间，敌伪解筹交错，状甚欢洽，讵料所食黄酒中，为已暗置强烈毒质，敌伪畅饮后，立即中毒，均晕倒地上，一时秩序大乱。”15日标题为：《南京中毒案/敌两书记官毙命》，消息补充描述事发当晚情状，称“不料甫散席，与宴者均中毒腹痛，呕吐不止，神志昏迷，陷于垂死状态，惟经医生救治，无甚效果，前下（应为宫下）船山两书记官当场毙命，其余闻亦无生望”。18日的报道标题为《温任诸逆（肩题）/中毒甚深（主题）/仍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副题）》，文称“温逆宗尧任逆援道诸逆，仍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敌方大举搜索，伪警并乘机勒索，偶不遂意，即加逮捕，情形紧张，居民惴惴不安”。

1939年的上海申报关于毒酒案的报道

《申报》从6月13日起一连三天刊发多条新闻报道此事。13日在头版二条位置刊登消息《南京发生（肩题）/大锄奸案（主题）/抗日分子密布四周/×伪首要多人中毒》，同日同版更发表“小评”《南京大锄奸案》。评论云：“这一大锄奸案，一定会引为全国‘人心大快’！……姑不问×奸首脑是否能够苟延残喘，但我们从此事实，就可看到沦陷区内，甚至×奸左右，亲信中间，已经布满‘思汉’的分子，对于甘心为×阀魔犬而残害我民众与危害我民族的，实可说是一个更严重的警告！其实，这班民族叛徒汉奸国贼，早已事实上为私人一时利禄之毒所中，诚如俗谚所谓‘身虽在世，其心已死’。让我们宁看×××……！”文末以13个“×”加惊叹号作结，痛快淋漓，许多意思尽在不言中。14日该报首次援引日本官方消息，题为《南京大锄奸结果/两日领署人员丧生》。消息称：“据日外务省发表公布，谓参与星期日日伪官员招待日外务次官清水留三郎宴会之日领署官员两人，因中毒过深，未及救治，因以毙命。又据南京来讯，有日领署华人兄弟两人，自该案发生后即失踪，日方现进行搜捕。”15日该报再发消息，题为《南京中毒×伪（肩题）/多无生望（主题）/神志昏迷呕吐不止/宫下船山业已毙命》。

《盛京时报》因系汪伪报纸，可获消息便利，因而内容相对准确。该报6月13日的头版标题也不小：《维新政府梁行政院长等（肩题）/在宁日华要人中毒（主题）/当局捕一犯人纠明抗日团阴谋》。文称：“六月十日，于南京总领事馆开来宁中外务省政务次官清水留三氏之欢迎会，由梁鸿志（行政院长）、温宗尧（立法院长）、任援道（绥靖部长）、顾澄（教育部长）、胡礽泰（司法行政部长）、高冠吾（南京市长）等维新政府方面要人，及军部关系者二十余名出席，午后八时顷开宴，以老酒干杯后，出席者突呈中毒症状，而大形混乱。当由同仁会病院等急派医师，加以应急治疗，迄今晨已逐次痊愈，无足忧虑。中毒原因，推定系宴会用老酒中加入毒物，乃抗日分子之阴谋。当局当即非常侦察，努力纠明犯行，结果已逮捕有力犯人一名，其首领等，近可逮捕。”该文后还附“独家报道”《梁院长明日出院》，称“记者十一日赴病院访问梁院长，氏以（原文如此）温颜笑貌答谓，有劳贵念，鄙体粗安，决于明日出院”云。文章还采访当值医生，称梁鸿志喝酒最少，所以无恙，其他中毒者则有并发尿毒症之虞。

05 后续回声

“南京毒酒案”发生后，尚振声、钱新民、詹长炳、詹长麟、王高科、潘崇声等当事人，前程各异，有的英勇赴死，有的铁窗度日，有的颐养天年，如今皆已聚集于另一个世界，徒叹世事难料。

尚振声（1903—1942年），河南罗山县人，毕业于河南大学前身“留欧美预备学校”，又因追求革命、立志救国而进入黄埔军校六期学习，同期有戴笠、程子华、罗瑞卿以及赵一曼等大批名人。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64师上校政训处长、军统河南站少将副站长、南京区副区长、区长等职。南京毒酒案之后，尚短暂外出躲避，不久仍潜伏南京指挥地下工作。1940年秋（一说11月7日），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汪伪特工逮捕，76号的汉奸特务们根据从他身上搜出的通讯录上20多名南京区成员的电话和地址展开大搜捕，包括尚振声。尚于11月8日被捕。

尚的姑夫与周佛海有私交，尚妻杨静涵找到周的老婆杨淑慧，请周出面营救，周果然暗中关照。1941年6月，尚被释放，并经戴笠批准诈降，任汪伪第一方面军独立第七旅参谋长。暗地里，尚仍为恢复军统南京区而工作，并被任命为南京区区长。这一期间，尚积极策动七旅中下层军官伺机反正，期于站岗时或包围汪宅，刺杀汪精卫。这时突有汇自香港的3000元法币巨款（后知是给尚用于活动经费），引起日本宪兵特高课怀疑。日伪特务对尚暗中监视，先逮捕与尚来往最密切的部下徐维银。徐经不住拷打，供出尚振声及刺汪图谋。

尚于1941年11月8日在宁再次被捕，15日被押解至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此次76号避开周佛海，转交日军特高课处置。尚虽经严刑拷打终未屈服，于1942年1月8日被处决于上海北郊的江湾小刑场；尚刑前仍从容告诫敌伪“抗战必胜，汉奸必亡”；且连呼口号，被乱枪射亡，年仅39岁。抗战胜利后，戴笠令寻其尸骨，改葬沪西公墓。

怎么确定尚振声就是金陵毒酒案的策划者呢？这与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后来曾任主任委员兼省教育厅长的马元放有关。他曾经配合军统刺杀汪精卫，被叛徒出卖后，被汪伪绑架逮捕，关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和尚振声同处一个牢笼。马元放虽然在1952年就去世，但他当年在国民党党报、党刊上写的文章里，好几次都提到了尚振声，还有金陵毒酒案的细节，这都成了最有力的旁证。

居中者为马远方

抗战胜利后，詹带全家回到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在中山东路的励志社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他和哥哥5万元法币的奖金，还颁发一尊银盾，上刻有“抗日有功，杀敌可嘉”字样。兄弟俩用军统补偿款在中央门外和平门车站附近建了三层楼。一半为詹长麟的中和旅馆，一半是詹长炳的杂货店。据詹长麟生前回忆，解放前夕，詹过去的上级、时任保密局外事组组长的赵世瑞找到他，要他一起去台湾。他说他当时因为旅馆生意好，未舍得离开。

晚年的詹长麟接受媒体采访

1950年镇压反革命期间，詹长麟和他哥哥詹长炳同时被捕。詹长麟因“坦白交代”及未参与军统实际工作，获“从宽”处理，未被判刑，得以继续经营旅馆。詹长炳因1945年仍留军统工作（后改为保密局），1950年因“潜伏特务”身份被判死刑，不久就被枪决，享年39岁。1956年“三大改造”后，詹的旅馆被“公司合营”，靠工资生活。“文革”期间，詹长麟被作为“四类分子”罚扫马路，直至改革开放，晚年练身体、练书法，后因患食道癌于2008年10月7日在南京去世，享年95岁，是诸当事人中最长寿者，有儿女6人。

图为詹长麟在南京日本领事馆前

2009 年9月28日，詹长麟与其兄詹长炳一同获评为“3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重大贡献的南京模范英雄人物”，其子詹文斌代领了表彰册和一枚镀金的银质奖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官方首次正式确认当年“金陵毒酒案”当事人英雄地位。詹长麟临终前曾说，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介绍哥哥加入军统，否则哥哥不会送命。

图为2009年颁发的勋章和名册

南京毒酒案中的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云南人，黄埔军校出身，于1937年4月接任南京区区长。至1940年11月，钱新民一直担任南京区区长，在他任内，军统南京区有很多出色表现。其间，军统南京区的代表作是破获了行政院秘书黄浚父子间谍案。当时，这对父子被日本间谍南云造子拉下水，向日本间谍机关提供了很多重大的绝密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国民政府准备封锁江阴江面、发动偷袭、全歼日本游弋在长江中上游航道之内所有日本军舰的绝密情报，泄露给日本情报机关。南京区雷霆出动，一举破获黄浚间谍案，生俘南云造子等多名日本间谍。

1940年11月15日下午，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的手下林焕芝发现钱新民现身上海，正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林焕芝一面留守盯死钱新民，一面派人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召唤大批汪伪特务前来增援。钱新民没有发觉异样情况，等他理完发下楼，已经走不了了，出路都被特务堵死。钱新民落入76号手中。由于他随身携带了通讯录，76号的汉奸特务们根据通讯录上的电话和地址展开大搜捕(一说他被迫供出名单)。军统南京区在沪书记室人员大都被捕。钱新民的身份被76号破获后，汪伪胁迫他于1941年7月间就任汪伪“特工总部”上海“虹口区”区长。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南京区受到巨大破坏，牵连了很多同志，钱新民一直深深自责。经慎重考虑后，钱新民又秘密派人到重庆与军统重新建立联系。军统允其戴罪立功，让他另立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钱新民利用伪职作为掩护，将秘密电台设立在“特工总部”“虹口区”办公处。

1941年11月8日，军统南京区上海方面的交通员被76号逮捕，钱新民出现在通讯录上。76号随后从钱新民处搜出了与重庆方面联络的秘密电台和密码本。钱新民再次被捕。据与他同时被关押并得以幸存的军统人员回忆，钱新民在狱中非常平静，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12月13日清晨6时许，钱新民被日伪枪杀于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场。

安排詹长麟进日本领事馆的赵世瑞（1903～1952），谱名世才，字涤尘，号养吾，原名烈祥，季卿，诸暨草塔下三房人。智胜学堂毕业，22岁投考黄埔军校。1926年10月毕业于第四期政治科。随即参加北伐战争，在唐生智军中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副官、少校参议。在中央训练团警宪研究班第三期毕业后，先后任调查员、股长、组长,1933年下半年任南京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1934年因“藏本事件”，世瑞率员穷三日不眠不休，将藏本寻获，平息了危机，因功于1935年晋升陆军少将军阶。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二团团长，驻宜昌办事处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世瑞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1938年，武汉被日军占领后，赵世瑞去往重庆，担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后来赵世瑞调离重庆去往西北，担任军统西北区负责人。1943年，赵世瑞又调回浙江，担任浙江缉私处处长、浙东货运管理处处长等职务。1945年，抗日战争末期，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计划反攻日军，赵世瑞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当时美国人的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后，经常有美国飞机降落到浙江，赵世瑞为美国飞行员提供了很多帮助。

1946年，赵世瑞去往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1947年，赵世瑞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国防部当保安事务局的一个处长，负责全国警察的训练。1949年1月，由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选择暂时下野躲避风头，让李宗仁当代理总统。这时候赵世瑞到厦门，担任厦门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负责给蒋介石准备“退休”之地。不久后，解放军发起渡江之战，赵世瑞逃往舟山，担任舟山补给司令。1952年，赵世瑞在台湾去世，终年五十岁。

王高科（1915—1993）夫妇与詹氏兄弟全家在毒酒案发生后，先在六合躲避，又在潘崇声等护送下迁至上海，再转移浙江，历时约一年半。

王高科

1941年2月，王高科一家吃尽千辛万苦回到南京，在方岩生的女儿已不幸夭折。王偶见过去在六合认识的徐维银在丁家桥菜场旁的部队门口（现湖南路江苏省军区所在地）站岗，聊起来方知尚振声也在这里当参谋长，当时还奇怪他怎么当了汉奸。尚后来见了他，给他100元，要他做小生意暂且糊口。不料王年底再去找徐维银时便被逮捕，关在汪伪特工在南京宁海路25号的看守所，半月后押往上海76号，放风时意外见到先被抓到这里的尚振声。

尚在汪伪特工面前将王推得干干净净，王也确实未参与“谋逆”，遂被释放。释放前，尚用香烟纸写一字条在厕所里交给王，要他回南京后速转七旅旅长张瑞京。王将字条藏在帽耳朵里带出，回宁后立即交给张旅长。字条大意是钱新民被捕，请旅长设法解救。张瑞京说：汪精卫亲自批准枪毙，事已无法挽回，只能给予厚葬了。

抗战胜利后，王怕军统追究他擅离组织，但直至1946年戴笠去世也无人找他，这才放心。他重操旧业，在中央门外开了一个烟酒杂货铺，詹氏兄弟的旅馆楼也建在这里。

1958年王因包庇反革命（指1950年对詹长炳、潘崇声等“潜伏”情况隐瞒不报）等罪状，被判管制三年，实际一直管制到文革期间遣送农村。后经申诉，南京下关区法院认定其任军统特务期间“主要是搜集日本人的情报，没有发现反人民的罪恶”，“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遂于1987年5月撤销原判。王高科患食道癌于1993年6月4日在南京去世，享年78岁。

图为南京毒酒案中负责传递毒药的潘崇声

潘崇声（1906—1989），浙江温州人，早年加入军统，早年离婚。詹氏兄弟加入军统后，与潘有来往。潘看上比他小15岁的詹家小妹长英，“由上级作主”而结婚。毒酒案后，潘受上级指示负责詹王两家的转移，途中与詹长炳、王高科结拜为兄弟，因年长而排行老大。抗战胜利后，潘也回到南京，官至少校。当时他和詹氏兄弟及王高科等都住在中央门外同一社区，几家来往频繁。

1950年镇压反革命期间，潘以“潜伏特务”身份与詹氏兄弟同时被捕，判刑18年。中间曾因病保外就医，1963年被提前释放。那时狱中允许探监，其妻不仅一直等他，还于1957年生下他的小儿子。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修路拆迁，詹长麟和王高科两家住进中央门外迈皋桥的长营村，直至去世。潘崇声搬到另外地方，1989年2月23日在南京去世，享年83岁。

这桩惊天大案已经过去了80多年，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是英雄的壮举将不朽。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不仅要感激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仁人，更应该感谢那些藏在角落里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的为国家复兴而努力的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詹长麟等只是千千万万个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之一。我们今天必须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努力学习知识，为国家建设献一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