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红军势力坐大而蒋系势力也已坐稳南京之后,压迫红军西进的需要,也日渐提上日程 —— 从福建事变到西安事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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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红军的苦难征程

有鉴于前几次围剿的失利，南京方面不能不改弦更辙，他们一面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实行堡垒封锁战术，一面大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全面剿杀手段，终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迫使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在红军长征过程中，蒋巧施一石二鸟之计，大致将中央势力楔入了大西南，为未来持久抗战提供了战略纵深。随着政治、军事的起色，力图刷新风气的新生活运动也蓬勃展开……

No.1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蒋中正在削平各地藩阀的同时，自然也没忘了中共这个心腹之患，因此当他每有余力之时，都不忘对中共在各地所建立的根据地进行围剿。

在1932年前后的中国，由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根据地约十几块，其中比较大的两块是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苏区以及红一方面军所在的赣南、闽西中央苏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或“委员会”，虽然它来自于俄语及俄国的革命民主实践，但又具有某种普世的特征，并非是苏联所独有或专有。

对于中央苏区的围剿，是蒋中正在中原大战获胜后的1930年底开始的，到九·一八事变前后，蒋军已经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前后三次围剿。这三次的围剿，由于国军投入力量有限、多杂牌部队、轻敌冒进以及红军方面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灵活应对策略，结果都遭到了粉碎。1932年5月，当上海的局势刚刚稳定之后，蒋某人亲自坐镇南昌，又调集了中央军精锐在内的几十个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的大规模围剿；与此同时，国军也发动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进剿。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由中共方面的朱德、周恩来指挥的，他们一改毛式游击战术，采取大兵团伏击的“运动战”战法，利用在苏区内部情报和地理的优势，对采用分进合击战术的轻敌冒进的国军精锐陈诚第十八军十一师予以重创【1】，在粉碎这次围剿之际，也带给国军一方以很大震撼。

素来与陈诚有隙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利用这一机会，向南京中央建议取消遭到沉重打击的几个师的番号，陈诚本人则愧悔交加，于是向蒋发电请求辞去本兼各职。胜败乃兵家常事，对陈氏依然信任有加的蒋也不能失去这位爱将对何应钦等人的制衡作用，最后在夫人谭祥的积极斡旋下，陈诚很快又从蒋委员长那里领受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主办庐山军官训练团。

不过，由于采用了“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的稳妥战术，加之投入力量很大，不但指挥统一且动用了很多“王牌”部队，而红四方面军政治领导人张国焘、沈泽民（茅盾胞弟）不顾养精蓄锐、休整训练的现实需要，提出了分兵南下作战的错误方略，结果迫使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早于中央红军两年开始了长征行动。

在亲历过鄂豫皖苏区失败的徐向前看来，这次失败，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也在于错误地推行了所谓的“王明路线”。

张国焘、沈泽民等人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的，他们执行的主要是“左”的、教条的王明路线，如“地主不（予）分田，富农（只）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打击富农；对中小工商业者不是采取保护的措施，而是孤立、打击和没收；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在统战工作上，不去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做争取分化工作，而是强调“绝不妥协”，搞关门主义，吉鸿昌曾派人来新集与张国焘谈判，想同红军联合，但败兴而归；肃反政策上，搞扩大化、逼供信，屈死了很多干部和群众；知识分子政策上，是排斥、歧视、打击。最终吓跑了同情者、中立者，脱离了根据地的群众，大大孤立和消弱了自己【2】。

这跟彭德怀指出的中央苏区的问题大同小异：“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的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3】

不过幸运的是，当时由于国府要应付来自日本的威胁，及围剿重心暂时放到了中央苏区一边，红四方面军经过西行转战三千里，最后在川陕地区又得以建立了一块面积很大的革命根据地，迅速恢复了元气。

为了彻底将中央苏区这颗钉子拔掉，消除掉近在（江浙核心统治区）咫尺的赤色隐患，蒋在第四次围剿失败以后，决心倾举国之力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1933年5月21日，蒋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设立了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主管军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主管政治。行营全权管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个省的军政要务，并由南昌行营组设一个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作为五省一切党政军参谋部。

蒋亲自部署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显然有志在必夺的意思，而且也是为了实行其一石二鸟之计，即驱赶红军西进，便于他跟踪追击，以此将中央军的力量深入到大西南地区。

李宗仁认为，蒋一向忽视红军的发展，这其中除了蒋轻视自己眼中的“土匪”之外，他也有私心自用的一面，即“意图挟寇自重，内则胁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反共的决心，以自抬身价”【4】，而且他如此养痈，也意在假红军之手消灭杂牌武装。等到红军势力坐大而蒋系势力也已坐稳南京之后，压迫红军西进的需要，也日渐提上日程。

【1】参见《杨伯涛回忆录》，一般材料认为是予以全歼，实际上只是重创.

【2】《徐向前回忆录》，P142

【3】《彭德怀自传》，P188

【4】《李宗仁回忆录》，P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