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晚，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正式通报南京博物院国宝文物消失事件，一份历经多省取证、走访千余人次、查阅数万份档案后形成的通报，揭露了一段持续数十年、令人震惊的文物管理乱象：
南京博物院多年前漠视国家文物法规，通过一系列违规操作，将著名收藏家庞增和无偿捐赠的五幅珍贵画作，擅自调拨至文物商店售卖。其中，明代“吴门四家”之一仇英的《江南春》图卷，竟被内部人员暗箱操作，以篡改标签、内外勾结的卑劣手段，仅以2250元的白菜价“私吞”，随后几经倒手流入民间市场，上演了一场国宝蒙尘的悲剧，寒了捐赠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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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江南春》的离奇漂流
1959年，晚清民国顶级收藏家庞莱臣之孙庞增和，怀着对国家的一腔赤诚，将137件“虚斋旧藏”古画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其中便包含仇英的《江南春》图卷。
作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私人收藏，“虚斋旧藏”每一件都堪称传世珍品，庞家此举本是希望这些国宝能在国家级博物院得到专业保护、深入研究，并向公众展示，实现文物最好的归宿。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批承载着家族情怀与文化使命的捐赠文物，入藏南博后就命运多舛。
1961年，原文化部组织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等国内顶尖书画专家，对南博馆藏文物进行首次鉴定，《江南春》图卷等五幅古画被认定为“伪作”，专家当时的具体意见为“江南春图卷，伪，一般，陈鎏题引首真，后面题跋完全不对，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这一鉴定结论自诞生之日起便充满争议，后世多位书画专家陆续提出质疑，认为鉴定标准存在偏差，未能全面考量画作的艺术价值与流传脉络。
《江南春》局部
1964年，南京博物院内部专家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再次对这五幅画作进行鉴定，最终维持了“伪作”的结论。巧合的是，这一年正是南博第二任院长曾昭燏自杀身亡的年份，这一时间点的重叠，也为日后的文物谜团埋下了伏笔。
1986年，原文化部颁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对不符合馆藏标准的文物可进行调剂处理，这一条款本是为了规范馆藏管理，却被南博曲解滥用，成为后续“剔除馆藏”、违规调拨的“政策依据”。该办法并未明确调剂处理的严格审批流程，也未规定处置需告知捐赠人，这些漏洞最终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1997年，南京博物院在未履行完整复核程序、未告知捐赠人庞增和家属的情况下，向原省文化厅申请调拨这5件被认定为“伪作”的画作（含《江南春》图卷）给原省文物总店，而原省文化厅未按规定严格审核，便违规批复同意。同年5月8日，双方完成拨交手续，时任南博常务副院长（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徐湖平签字确认，这一违规签批，成为国宝流失的关键一步。
1997年7月初，时任原省文物总店书画库保管员兼销售员的张某，发现违规调拨至店内的《江南春》图卷标价25000元，顿时心生贪念，随即与其男友王某合谋，计划私自买下后加价转卖牟利。利用自身工作便利，张某偷偷将画作价格标签篡改至2500元，随后为规避“总店工作人员不得购买店内商品”的规定，同时避免王某被同事认出，又安排王某的同事陈某某出面代买。
同年7月8日，陈某某来到文物总店，经张某之手，仅花2250元就将这幅明代国宝买走。为掩盖篡改价格的违法行为，张某刻意在发票上空置货号，不注明购买人姓名，还将商品名称栏中的“《江南春》图卷”简写为“仇英山水”，试图混淆视听、逃避核查。
事后，张某让王某谎称该画作是祖传之物，联系到字画商陆某（南京艺兰斋艺术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已于2025年病故）兜售，最终将《江南春》图卷及另外2幅字画一并以12万元的价格卖给陆某，两人从中牟取了巨额非法利益。
《江南春》局部
此后，《江南春》图卷开始了漫长的民间漂流之路。2016年起，陆某因资金周转需求，先后三次将该画作质押给南京十竹斋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9月，陆某因资金困难未能按约定赎回，《江南春》图卷便正式留存于十竹斋公司。2021年11月，字画商朱某从十竹斋公司购得该画作；2025年4月，朱某委托嘉德拍卖公司对《江南春》图卷进行拍卖，同年5月，庞增和的后人庞叔令发现后向国家文物局举报，拍卖会紧急撤拍。直至2025年12月28日，这幅历经波折的国宝才终于回归南京博物院，存入书画专库妥善保管。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被违规调拨的并非只有《江南春》图卷。调查组通报显示，另外4幅画作中，《仿北苑山水轴》于1999年被字画商孙某以14000元购得，后转卖给收藏人姜某，2025年12月30日回归南博；《双马图轴》于2000年以13550元售出，经多次倒手后，2025年12月31日存入南博；《设色山水轴》并未流出南博，2025年12月27日在南博中山门库房被找到；唯有《松风萧寺图轴》自1995年以16000元售出后，至今仍在全力追查中。经专家查验、司法鉴定确认，已找回的4幅画作均系庞增和当年无偿捐赠的珍品。
02|
从制度漏洞到权力寻租的黑洞
调查组的通报明确指出，这一系列国宝流失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系统性制度失效，背后暗藏着少数公职人员的违纪违法与权力寻租，暴露了文物管理领域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经查，核心责任人徐湖平在担任南博常务副院长、院长期间，严重漠视国家文物管理法规。在负责南博日常工作时，他未按规定履行文物鉴定、复核审议程序，擅自签批将5幅画作调拨至原省文物总店的申请，还违规决定将这些“剔除馆藏”的文物用于销售；在兼任原省文物总店法定代表人、经理期间，即便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明确禁止擅自出售馆藏文物，他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同意总店出售相关文物。
南博前院长徐湖平
更为严重的是，他对原省文物总店存在的账物不符、岗位不分、缺乏监督制约等内部管理混乱问题，长期放任不管、失管失察，为张某等人的贪腐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徐湖平还对南博受赠文物管理制度缺失、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其本人还涉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除徐湖平外，南博文创部员工张某也涉嫌严重职务违法。在担任原省文物总店书画库保管员兼销售员期间，她利用管理国有资产的职务便利，内外勾结、篡改价格、私买私卖文物，大肆获取非法利益，目前正接受监察机关调查，相关涉案人员也在同步核查中。
省文旅厅、省文物局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存在的文物管理乱象失管失察，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原省文化厅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对下属单位监督管理不力、业务指导不到位，违规批复同意文物调拨，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南博、原省文物总店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对违规报批调拨、违规销售、账物不符等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同时漠视捐赠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严重伤害了捐赠者的情怀。
针对上述问题，调查组明确了处理意见：对涉及该事件的29名相关单位和部门人员，除5人已去世不再处理外，其余24人全部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省委省政府已责成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南博违反文物管理规定的问题依法行政立案，从严从快查处。
通报强调，此次事件教训极其深刻，暴露出南京博物院过去一段时间制度缺失、管理混乱，受赠物品管理制度规范不严格，政策执行流于形式，少数干部职工纪律规矩和法治意识淡薄，最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损害了国有博物馆的公信力，也挫伤了社会力量参与文物捐赠、文化传承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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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致歉，并未充分正视其自身的严重失职
与调查组通报同步，2月9日，南京博物院发布致歉信，向庞增和家属及社会公众表达愧疚，但这份道歉，终究难以弥补数十年的国宝蒙尘与情感伤害，更掩盖不了其在事件全过程中的诸多失职与过错。
南京博物院在致歉信中承认，违规处置庞增和先生捐赠的画作，辜负了捐赠人的信任与托付；个别员工发表不当言论，侵害了庞增和先生的名誉权；对庞增和先生家人的相关诉求长期未能及时回应，深深伤害了其感情。
但这份致歉，并未充分正视其自身的严重失职。自1959年接受捐赠后，南博从未真正履行好文物保护的职责，对捐赠文物的管理流于形式；1961年、1964年的两次鉴定存在争议，却未开展进一步复核论证，草率将珍品定为“伪作”；1986年曲解政策、滥用漏洞，擅自将受赠文物列为“剔除馆藏”；1997年违规调拨文物，未告知捐赠人家属，完全漠视捐赠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国宝流失后，南京博物院长期未开展追溯核查，直至2025年被举报才被动介入，期间对庞增和家属的诉求置之不理，态度傲慢。
致歉信中，南博坦言事件暴露出自身制度缺失、管理混乱、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承认在文物调拨流转过程中，随意“剔除”馆藏、复核程序流于形式、拨交工作极不负责，导致社会公信力严重受损，损害了文博行业的整体形象。
同时承诺，将深刻汲取教训，强化内部管理，完善藏品管理制度，加强文物全流程规范管理，出台《南京博物院社会捐赠管理办法》，成立藏品管理社会监督委员会，维护捐赠人及其家属的知情权、监督权，提升藏品管理透明度，以实际行动重塑形象、挽回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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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之谜：两任院长相继自杀，与国宝流失有关？
尽管调查组的通报详尽披露了国宝流失的全过程及相关人员的违纪违法问题，但南京博物院历史上的两任院长相继自杀之谜，仍萦绕在公众心头，而这两起悲剧，似乎都与文物管理乱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京博物院的地位极为显赫，其前身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由蔡元培等人于1933年倡议建立，是中国创建最早、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中国三大博物院”。执掌这座博物院的院长，往往都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文博大家，肩负着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的重任。
南京博物院
1964年12月22日，南博第二任院长曾昭燏，在南京灵谷塔纵身跃下，仅留下一张“今日跳塔，与司机无关”的字条，仓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世普遍将其自杀归因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但结合时间线不难发现，这一年正是南博内部第二次将《江南春》等捐赠画作定为“伪作”的年份。有业内人士推测，曾昭燏作为正直的文博学者，或许发现了文物鉴定中的猫腻，察觉到真迹可能已被掉包，却在当时的权力压力下无力抗争，无法阻止国宝蒙尘，最终选择以死明志，用生命践行自己对文物保护的初心。
20年后的1984年，南博第三任院长姚迁同样选择自杀身亡。在他的办公室脚边，遗留着一摞借据，借据显示，多位江苏省老领导长期以南博馆藏字画“观赏”为名，将珍贵文物借回家中，最长借期达22年未归还，而这些借据的落款，恰好是曾昭燏担任院长的1962年。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口述历史中曾证实，上世纪80年代，江苏省委部分老同志经常以“看画”为名，将南博的珍贵字画借回家中私用。而按照博物馆的铁律，馆藏文物严禁私自借给个人，即便是专家开展研究，也需在馆内指定区域进行，严禁带离场馆。姚迁担任院长后，坚持原则、较真碰硬，详细记录每一笔文物借出信息，按时催还，此举触动了部分权贵的利益，最终遭到诬陷，不堪压力选择自杀。
反观徐湖平，其“上位”与“平安退休”的经历，恰恰与两位前任院长的悲剧形成鲜明对比。他深谙权力运作规则，对文物管理中的乱象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参与违规操作，有员工举报其曾以行贿藏品的方式获取提拔，这或许正是他能火箭式晋升、多次被举报却屹立不倒的核心原因。\
早在2012年，就有南博职工实名举报徐湖平账目混乱、私用国宝；2014年，又有相关举报出现，但均不了了之。若没有层层保护伞的庇护，一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文博系统腐败分子，何以逍遥法外数十年？
目前，徐湖平、张某等人的调查仍在推进中，《松风萧寺图轴》的追查工作也在全力开展，两任院长自杀的真相是否与国宝流失有关，尚未有明确结论。
但此次事件已然敲响警钟，国有博物馆作为文物保护的主阵地，必须坚守初心、严守底线，完善制度、强化监管，杜绝权力寻租，守护好每一件国宝，才能不负捐赠人的信任，不负社会公众的期盼，不负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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