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的南京，春寒料峭。明孝陵的腊梅刚谢，中山陵的松柏还凝着霜，而位于长江路292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里，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此时的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侵略者已经占据了东北，染指华北，华北事变后的“自治运动”像一把刀，架在每个中国人的脖子上；而国内的内战，却仍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延续，红军与国民党军的摩擦时有发生。
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五天，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这份电报，是中共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真诚让步，也是对国民党的一次“求和信号”。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两种声音的较量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会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们神情各异：有的眉头紧锁，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则盯着桌上的文件，若有所思。会议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会上，两种声音针锋相对。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提出“继续剿共”的议案，声称“中共是心腹大患，不除之不足以安天下”。而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为代表的抗日派，则拍案而起，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宋庆龄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我们党的根本，现在日本侵略者要亡我们的国，我们要是不联合起来，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她的声音，像一把火炬，点燃了会场里的抗日热情。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现场
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最终以多数票通过了抗日派的议案，否定了汪精卫的“剿共”主张。2月21日，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措辞严厉，但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四项保证”：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宣传。这些条款，意味着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的政策，转向了“联共抗日”。
停止内战的第一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从“内战”转向了“抗日”，从“反共”转向了“联共”。会议通过的宣言，明确表示“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这些话，虽然还有些含糊，但已经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国民党不会再打内战了，要联合全国的力量，对抗日本侵略者。
对于中共来说，这次会议也是一个重要的胜利。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得到了国民党的回应，这意味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毛泽东在会后评价说：“国民党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彻底转变，但已经开始转变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抗日的烽火即将燃起
会议结束后，国民党开始与中共进行谈判，讨论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政权等问题。虽然谈判中还有一些分歧，但总体上进展顺利。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加快了合作的步伐，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的春天，南京城的腊梅谢了，但抗日的烽火，却在中华大地上燃起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只是一个开始，但它为全民族的抗战，奠定了基础。正如冯玉祥在会后所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让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
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和战抉择”。它让国民党放弃了“剿共”的政策，转向了“联共抗日”；让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的回应。虽然这次会议还有很多不足，但它标志着全民族的抗战，已经开始了。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果。”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是这一合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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