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与南京的因缘

春染金陵，联贺新岁。当朱红春联缀满老门东的街巷、鸡鸣寺的檐下，这份镌刻在年味里的雅致，早已与南京的千年文脉深深缠绕。对联与六朝古都有着不解之缘。

这份因缘，在岁月中代代延续。值此新春，我们节选《对联课》中的篇章，与大家一同探寻对联与南京的千年羁绊，在平仄对仗间，读懂这座世界文学之都的雅致与厚重，感受传统文化在年味中的生生不息。

对联与南京的因缘

联句诗这种文学样式是六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实际上，联句不始于南朝，陶渊明诗集中就有联句诗，可见最晚东晋时代就有联句。联句有很多种形式，参加者少则两人，多则不限。每人或者一句，或者两句，最终合成一首诗。联句是东晋南朝文人常见的文学活动形式之一，对偶是其构句的主要特征。

除了联句，南朝文人还喜欢分韵赋诗。有一年，南方的梁朝跟北方的北魏打了一仗，梁朝获胜。梁武帝高兴极了，为凯旋的大将军曹景宗设宴庆功，文武大臣宴饮作乐，分韵赋诗。沈约主持分韵之事。所谓分韵，就是给每个参与赋诗的人指定韵字。在这种场合作诗，不仅指定主题，而且限定韵脚，重重限制，如同戴上沉重的镣铐跳舞，十分考验诗人的功力。曹景宗是行伍出身，沈约没有分韵给他，曹景宗很不高兴，向梁武帝告状。沈约无奈，只好给曹景宗分韵。最后剩下的两个韵字，一个是“竞”，一个是“病”，就这样分给了曹景宗。大家可以先在心里掂量一下：用这两个字做韵脚，写一首五言四句的诗，容易吗？应该说，这两个韵字不好押，难度不小。出人意料的是，酒喝高了的曹景宗兴致也特别高，他即席赋诗，出口成章：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前几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南北朝诗选》，把曹景宗这首诗也选进去了。写诗有时候需要学问，有时候需要心血来潮，灵感来了，谁也拦不住。曹景宗把“竞”“病”两韵押得如此稳妥，头两句还取对偶之势，可谓出手不凡。这是分韵赋诗的一个样本，也跟对联有些关系。

刘孝绰兄妹联句，曹景宗分韵赋诗，其共同点就是讲究对偶。这正是六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联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但无论哪一种，对偶都是联句构造、联接与孳生的重要手段。刘孝绰兄妹联句，各作两句，两句自相对偶，这是第一种联句的对偶方式。分开来看，相当于刘氏兄妹各作了一副对联。第二种联句后来很习见，就是一人出上句，另一人接着对一句，组成一联，然后再出下一联上句，后续者复对之，如此辗转承接，绵延成篇。《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亭争联即景诗”，就是这种形式的联句，即每个人都参与两副对联的写作，既为其中一副对联作上句，又为另一副对联作下句。第三种方式，就是各人作一句，两人一组，前面的人作出句，后面的人作对句，相当于两人合作一联。1929年元旦，中央大学七位教授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的联句，就属于这种形式。

对偶不仅存在于六朝联句诗中，也大量见于六朝其他诗文作品中。讲究对偶是六朝文学突出的艺术特质之一。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联句诗，是因为联句诗中既有对偶的成分，又往往两句自成段落，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既分又合，与对联类似。

六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声律的发现与运用。所谓声律，就是讲究四声（平上去入）调谐。中国文学从六朝开始走上声律化的道路，这一趋势在近体诗、骈文、对联等文体形式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就形式与篇幅而言，对联可以说是从近体诗或骈文中折其一枝，它在声律化方面的讲究，与近体诗与骈文殊途同归。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集中论述文辞对偶问题，为后世对联写作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六朝文学还有一个“摘句欣赏”的传统，就是将一首诗歌中写得特别精彩的句子摘录出来进行鉴赏，这些句子被人们称为“佳句”“秀句”“警句”。西晋大文豪陆机在其《文赋》中早就强调，“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一篇作品要有警句，这是诗文创作与欣赏的关键。南朝诗评家钟嵘在其名著《诗品》中，也喜欢摘句批评。他们看中的“佳句”，往往讲究对偶与声律。谢灵运有一首《登池上楼》，几乎通篇对偶，历来被列为经典名篇，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属对工丽，更是后人赞叹不已的佳句。这就是《文心雕龙·明诗》中说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它体现的是六朝文学的风气。

六朝文学还有一个“题目”传统，与对联也有关系。这里的“题目”二字不是名词，不是指诗文作品的题目（title)，而是动词，指以简洁、概括而准确的词句来品评某人、某物、某事。有些诗文作品的题目，就是对作品题旨的概括或品评，从这个角度来说，动词的题目与名词的题目是相通的。《世说新语》中有“识鉴”“赏誉”“品藻”等篇名，这几个词语的涵义，颇有与“题目”相近之处。《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顾恺之的例子。顾恺之既是东晋大画家，又是文学家，能文善画，审美眼光敏锐，特别擅长题目。有一次，顾恺之从会稽（今浙江绍兴）出游回来，有人问会稽的山水如何。顾恺之的评语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四句话，前两句就是一副平仄谐调、对偶工整的四言对联，后两句中，“云兴”与“霞蔚”也自成对偶，可以视为句内对。六朝文学在视觉上有对偶的传统，在听觉上有声律的传统，在创作中有题目的传统，在赏评上有摘句批评的传统，这几个传统相互融合，彼此支持，为对联的萌芽和茁壮成长开垦出一片肥沃的土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对联是六朝文学之子。既然南京是六朝古都，那么，也就可以说，对联是南京文学之子。对联文学在南京有着深厚而悠久的传统，南京既是世界文学之都，也堪称对联文学之都。

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是南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学才能当然不能与这座城市历史上的梁武帝和南唐二主相提并论，但他特别重视对联这一点却值得一提。民间编排了很多有关朱元璋与对联的故事。据说他曾规定过年之时，家家户户门上都要贴春联，他甚至亲自上街督察。有一户人家以阉猪为业，不通文墨，没有贴春联。朱元璋问明情况，亲自动手，为这家撰写了一副春联：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此联切合这户人家的职业身份。话说回来，这副对联未必真的出自朱元璋之手，很可能是好事者假托朱元璋而作，意在证明朱元璋于对联情有独钟。明代以后，对联在民间的普及与流行，特别是在南京的普及与流行，是显而易见的。

在南京的对联文学史上，还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明清之际的文学家、别号笠翁的芥子园主人李渔。他精心编写了一本《笠翁对韵》，虽然只是一册薄薄的小书，对写作与欣赏对联却颇有入门引导之功。芥子园位于南京老门东，近几年复建后焕然一新，红男绿女来此打卡，熙熙攘攘，但了解芥子园与对联文学关联的恐怕不多。

南京的对联传统从六朝一直延续到现当代。1998年，我曾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今名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代表，去参加系史上最早一任系主任王伯沆先生的故居纪念馆揭牌仪式。王伯沆先生的故居在老门东边营98号，背靠城墙。故居三进，门板上刻有对联。我记得有一副刻的是“门有通德，家传赐书”，还有一副是集李白诗句而成的对联：“同居长干里，自谓羲皇人”，都洋溢着浓郁的六朝气息。先师程千帆先生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78年重返母校南京大学任教。1981年，他在《江海学刊》上撰文，呼吁人们重视对联，文学史上应该有对联的一席之地。1999年出版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专门论及对联，这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本文选摘自《对联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