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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驻守南京的国民党军自知大势已去，望风而逃。人民解放军在接管南京后，发现受“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意识影响，再加上“糖衣炮弹”的袭击，少数干部战士曾经出现了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南京市委和华东局对此高度警惕，及时作了坚决斗争，从而在南京“考场”也给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可能受影视作品中一些镜头影响，很多人认为南京是人民解放军用千千万万条小木船，强渡长江，通过激烈的大规模攻城战役解放的。这是不明历史真相的误解。实际上，当时人民解放军没有直接攻打南京，而国民党驻军却是望风而逃，南京基本没有发生战斗就得以解放。
1949，解放南京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总前委原定计划是“攻占浦口，炮击南京”，而最终结果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所以如此，是南京地下党的努力和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慑共同作用的结果。
受中共上海局直接领导、以陈修良为首的南京地下党，深入到国民党军政机关上层，取得了国民党千里江防一系列战略、战役情报，使得国民党南京防务几无秘密可言，这为南京解放提供了巨大支持。如：渡江作战前，南京地下党重要领导人朱启銮、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先后为人民解放军送去了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此外，南京地下党还从国民党军令部弄出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重要情报资料。一些地下党员，如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江防指挥部装甲兵参谋沈世猷，冒着生命危险，弄到了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位置、官员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情报，为解放军部署渡江和部队作战提供了确切的依据。
在上海局领导和合作下，南京地下党成功策反国民党陆海空军大起义，瓦解了国民党的防御和抵抗力，加速了南京解放的进程。如：1948年12月的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等5人起义，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1949年3月24日南京警卫师第九十七师师长王宴清起义，等等。
由于南京地下党获得多项战略军事情报，又策反了这么多次包括海、陆、空军的大起义，至3月27日10时，中央军委确定将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计划撤销，避免了六朝古都受到炮火的毁坏。
因为计划变更，渡江战役一开始没有直接攻打南京，但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攻势，强大而神速的军事威慑还是迫使国民党军弃城逃走。在1949年4月21日零时，国共和平谈判结束，解放军在南京东西两端的江阴和芜湖两处江面最狭窄的地段，用小木船强行突破后，向南京后方包抄过来，南京解放势成必然。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不得不在4月22日夜匆匆忙忙下令南京守军全部向杭州方向撤退。而这时担任对南京守敌作监视任务的解放军第三十五军，还在江北岸从望远镜里瞭望南京，只见南京城内因少数反动分子的破坏，有几处烟雾上升，所以派出一小股侦察兵，乘一只小木船渡河侦查。渡江战役前，国民党封江，船只全部扣到江南，这只小木船是江北老百姓唯一保存下来的。
在国民党军撤离至人民解放军进城的这一段“真空”的日子里，由于南京地下党做了大量的护厂、护校、护机关、护物资工作，并且准备了帮助解放军大部队和大载重的武器装备过江的多艘大轮船，终于使南京在1949年4月23日比较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实际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结束。
对此，新华社在1949年4月24日报道：“南京人民已于昨日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昨日下午六时发电致毛泽东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该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马青苑为主任委员，吴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京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南京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放的，当然这种和平方式和北平方式、绥远方式都不同。其具体情况，在陈修良卸任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书记时给华东局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得十分清楚：
甲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敌军警宪仓促撤离南京时，全市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中，流氓地痞和贫民集体进行抢劫各米面油行、警宪仓库等。解放军于二十三日夜间方有少数部队陆续进城，抢掠依然不停。维持治安我地下党早有准备，二十二日起即出动保留下来的警察实力2000余人（郊区与城内按地区组织，党的系统受警委领导。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撤退时一部分被迫离城后仍弃枪回城者不少），商店职员组织的义务警察约1000人，工人纠察队3000余人。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员工应变会的组织，各政府机关公务员联谊会组织起来的员工，混乱时即将敌人遗弃枪支多少不等，武装自己，青木棒不计其数。此项群众数量相当巨大，无法统计，至少七八千人，立即站岗、放哨、巡逻，保护机关、仓库、公用事业等。维持治安中，仅死义警一人，贫民死伤数人，物资破坏不大。蒋匪临走时将司法行政部烧了，西郊警察局因我控制力极大，全部未撤走，曾接应渡江。我三十五军初进城时，因未与地下党联络，不了解情况，即命令人民武装及警察全部缴枪，致一天之内助长了抢掠之风。解释误会后，仍令警察徒手站岗，并派军队看管各重要机关。数天后，秩序即告稳定，南京已无战争景象。警察复员，经审查后已复员至4000余人，现已归公安局领导。工人、店员武装组织，拟经表扬与教育后，每人发给生活津贴费二千人民券，争取先后复员就业。
乙
南京政治犯七十六名，经地下党疏通，已在解放前全部释放，除南京地下党员6名已分配工作外，其余已各自走散，但名单尚在。普通犯全部在狱。
陈修良又说：关于以上保护城市和顺利接管，最巧妙的是地下党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她说：“国民党在撤退之前，各机关均组织了应变会，目的是企图在兵临城下时，把各机关的人员、财务完整地送到台湾。我们接过他们的组织，把应变会的要求完全改变了。我们凭借这个合法组织，向国民党机关要求生活有保障，如发米贴等等；另一方面，借口整装待发，进行清查，把他们的名册、档案、器材、钱物全部点查清楚，造好账单，在解放时迅速而又完整地交给我党军管会，这件事使得我们在接管时省力不少，损失不大，其实解放军进城之前，我们已经基本上准备就绪了。连接管人员也按系统分配停当，地下党员熟知情况，有800多人参加了接管工作。”
影视剧里的陈良修
陈修良是1946年出任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当时只有党员200人，解放前夕发展到2000人。这支队伍能如此出色地完成以上配合解放南京的任务，在整个解放战争史上，乃是光辉的一页。
4月25日至28日，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最高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先后来到南京。毛泽东亲自点将的宋任穷更是带着南京领导干部的新名单和200人的南下干部队伍，来到南京进行全面的接收。
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新的领导班子以南下干部为主，占了绝大部分，原地下党干部只有四人，即陈修良、刘峰、朱启銮、王明远，而且全是副职或下属。
5月1日，新的南京市委成立，刘伯承、宋任穷任正副书记，陈修良为组织部长。
20多年主要在农村环境中成长的南下干部和解放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受“农民意识”的影响，他们之中有少部分人具有列宁所指出的狭隘的报复心理“地主、资本家滚开，现在该由我来捞一把了”。于是，进入南京城后，出现了一些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怪现象：首先是纷纷抢占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好房子、汽车、家具等；个别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养成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恶劣作风；不少官兵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购物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少数晚来的干部认为自己没有捞到好处，就伸手要求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迅速，第三十五军和三野的部队很快撤出南京。二野进驻，一部分官兵在“二野穷，二野苦”的诉苦声中，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享受特殊待遇，干出一些破坏国家财产、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来。刘伯承作风正派，经常批评这些不良现象，如他在5月9日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农民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我们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75％，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院，又搬到那院；有的同志则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则不免添加骄横，不大听指挥的样子。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啊！”陈修良当场表示赞成刘伯承的观点，但有的地位很高的领导干部，却把“放纵部下抢房子与物资，视为当然之事”。于是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之间的矛盾一时尖锐起来。许多部队上的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现出一定的轻视和怠慢情绪，特别对有人主张正确评价地下党在解放南京中作用的言论十分反感，不愿意承认地下党的作用。 有的人甚至还对地下党的立场和出身产生怀疑，认为他们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时由于战争迅速胜利，供应有些跟不上，有些地下干部的着装不能一下子都全部换下来。于是部队一些同志就对地下党员着装洋气，女同志烫发、男同志穿皮鞋等问题议论起来。官兵中曾流行着这样一个看不惯城市妇女的顺口溜： 更有甚者，还有干部派人跟踪地下党的同志，看他们是不是向敌人发送我军情报。时任第八兵团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的陈士榘作风纯正，为人耿直，能正确对待地下党。他儿子曾谈到他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刚解放，穿着旗袍的陈修良来到第三十五军司令部与何克希政委见面时，父亲也在，经介绍后，父亲立即与陈修良致意。父亲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 父亲说：“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协助，我们不可能这样快这样干净利索地解放这座古城。特别是那些接送解放军的小火轮，没有它们没准到现在我们还在跟南京守敌作战呢！” 陈修良说：“陈司令过奖了，我们只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离党的要求还差很远哩！”因为都是市委委员、常委，经常在一起开会。父亲更多地了解陈修良，发现她真正是了不起的女杰。在军警林立的国民党政权的心脏，她居然能够在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中，都发展和安插了中共地下党员。甚至在保密局、国防部和美军顾问团这样极其重要的机构内，陈修良也都发展和安插进我们的同志。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谋！所以，他对南下干部和部队官兵中有人看不起和看不惯地下党员，给予了应有的批驳：“打仗谁都会，地下党的同志要是来到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但要让我们部队的同志去搞地下工作，你不见得就行！打仗只要勇敢就行了，而搞地下工作光勇敢是没用的，还要有智谋，有勇无谋绝对会把党的事业搞砸的！”又说：“烫头发怎么了？穿皮鞋、旗袍怎么了？只要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没有什么！我们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穿着旗袍，我看很不错嘛，难道你怀疑陈书记的思想有问题？笑话！”早在三十五军进城时，看到一些军队干部抢占房子、家具，陈修良就感到很痛心。她怕历史上农民起义胜利后的悲剧重演，受毛主席推荐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启示，就组织战士看《闯王进京》的戏，以对部队进行善意的教育。南京新市委成立后，针对以上腐败现象进行了批评与教育，除了刘伯承、陈士榘、陈修良等的批评教育外，还以召开党员大会、组织训练班等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如新市委向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所称：“干部中发生坏的倾向是骄横蜕化，要好公馆、好汽车，浮华铺张浪费，甚至玩弄舞女，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称人为伪职员，带兵的不大听指挥等，我们已抓紧此种倾向，分别教育与斗争。”同时，市委还对一些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事件，进行通报批评，并令犯错误者进行检查。例如在市委党刊《南京通讯》第2号上，就刊登了对三位干部的进行批评的《通报》。三位干部也作了自我检查。在第6号上，又发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破坏蓝园房产事件的通令》，严厉批评人民银行总务股长私自允许职员挪用蓝家庄园伪邮汇局宿舍家具，后又拖延交出庄园（作人民政府招待所用）达一月之久，“致屋内设备家具被盗卖破坏，造成巨大之损失”，“特责成该行赔偿损失并进行检讨”，对其“从重惩处”。由于以上这种腐败和无政府无纪律的行为不是个别现象，所以，到9月份，华东局就决定召开各种党代表大会，对全体党员进行普遍的教育，并且以自我检查、自我批评为主。如二野政治部在9月3日、4日，召开了全直属部队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66人，“检查与动员爱护人民祖国财产，树立人民国家观念、整体观念，完成新进军的任务”。会上由张际春作报告，指出：“最近根据我们的工作检查，我们进入南京参加接管任务以来，存在着某些反整体反国家观念的事实，如接管工作中，并不打算请求和报告即企图据为己有与自由处理的本位主义，横蛮不遵守铁路规章，对驻地房屋公物的破坏贪污浪费等现象。”报告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思想根源是：“游击主义倾向、本位主义思想、右倾享乐思想、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作怪。而在二野则和所谓‘居功’、‘穷’与‘苦’的思想包袱，也成为支持这种思想的一个力量。认为对我们应该‘原谅’和‘特别’。结果产生骄傲埋怨、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时起时伏。”报告号召全党，深入开展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和加强人民国家观念的学习与思想教育，在部队中明确树立人民国家的观念，来克服本位主义、自私自利的倾向。报告后，有17位同志发言，深刻反省和揭发了在参加接管与驻防南京4个多月中某些破坏、浪费与本位主义现象。例如浪费水电，损坏房屋家具；浪费粮食，有的单位用粮食喂猪；甚至私卖粮食，摆阔气，勤杂人员过多，不合精简原则；某些单位企图将资材据为己有，如卫生部曾经将中央医院的科学电影机搬回部队，警卫团在浦口镇驻防时把旧枕木烧火，后勤部及特纵连连发生轧伤人事件，等等。接着，9月20日至25日，南京市委召开了600多个代表参加的市党代表会议，代表们经过反复讨论和深入研究，采取了联系实际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最后树立了一致的认识，认识到：今天南京党的最主要问题是从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组织上走向完全一致，团结在南京市委领导下，克服困难，建设新南京。会后，二野接受中央新任务，去解放大西南，并带走原南京地下党员1400多人，作为随军“西南服务队”志愿者，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新贡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南京的解放和解放后的部队及与地下党会师的情况，当4月下旬得知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发生种种腐败和无政府无纪律的情况后，就立即指示华东局注意教育和整训。当时战争形势发展非常迅速，战事无比紧张，几乎无暇顾及部队的教育和整顿问题。特别是三野，解放南京后，立即奉命解放中国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上海，如果不及时对部队进行教育和整顿，将会发生更大的影响。陈毅司令员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让解放上海的部队在丹阳镇（华东局新驻地，距上海200公里）停下来，根据南京的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了整训。陈毅亲自对部队状况作了调查，发现果然问题严重。他了解到军队中有人随便到学校去拿电灯泡，有的硬要进丹阳大戏院看《白毛女》话剧，而老百姓有票却进不去，还看到丹阳满街都是队伍，干部自由上街，整天在街上逛，请假制度并未执行。他紧紧抓住这些苗头性问题，进行生动具体的纪律教育。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大王庙（现城南小学）的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严肃指出：“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我们到上海，跑跑马路，坐坐汽车，看看戏，一举一动对敌友我都有关系。”“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并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为了秩序井然地进入上海，总前委和华东局对部队进驻上海后的驻地布置、入城程序、入城纪律、涉外问题都作了周密部署和具体规定，还就入城纪律作了演习。由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开进“十里洋场”经受了考验，特别是部队露宿马路，不进民宅，真正做到“持军整齐，秋毫无犯”，给上海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中外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说明一支部队、一个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和整顿进行纠正和改善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农村环境中活动了近22年，受到“农民意识”的严重影响，执政后，也同样在农民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再加上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个别领导干部有“打倒皇帝做皇帝，打倒军阀做军阀”的思想，只顾捞取自身利益，而不顾人民的利益。如果党组织不及时抓住这些苗头，对这种恶劣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并常抓不懈，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本色，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转自｜公众号“粥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