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学历史，《南京条约》就是我心中越不过的耻辱。
《南京条约》的签订过程，是一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农业天朝”的降维打击。
今天我们从时代背景、清英两国的国家政策，以及具体的执行者心态，一起来看看。
被英国人打到“谈判桌”
《南京条约》的签订，直接背景自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但英国人为什么要在南京签条约？
1840年战争爆发初期，英军在广东海域与林则徐对峙，随后北上定海、天津。清政府采用“天朝安抚”套路——把林则徐革职，派琦善去广东谈判。
英国人不是想要中国人低头，而是想要打开中国市场。
英国政府曾派遣商务总督义律（Charles Elliot）驻华，但政府觉得他在《穿鼻草约》中索要的利益太少，所以将他撤换，派了态度更为强硬的璞鼎查来中国（Henry Pottinger）。
1841年到1842年，璞鼎查率领“加强版”英国远征军，他们沿着海岸线继续北上，攻击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城市，最终在1842年7月攻陷镇江。
镇江的陷落，是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前的致命一击。
镇江有何重要地位？
镇江是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是大清帝国的“咽喉”。
当时北京城里王公大臣的口粮、维持帝国运转的税银，全靠南方的漕粮经运河北上。
英军到达这里，切断了运河，掐断了清政府的经济大动脉。
南京有何重要地位？
随后，英国军舰兵临南京（江宁）城下，炮口直接轰炸这座城市。
南京被攻陷，那么，意味着清朝的江南财税重地就瘫痪了。
没有了经济来源，面临亡国，清政府在“亡国”和“破财”之间，选择了破财，主动求和。
英国的目标很明确，并且带有强烈的侵略性。
伴随着工业革命，英国需要消费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Lord Palmerston）给璞鼎查下达的指令极其明确：
第一，必须获得巨额赔款（以补偿鸦片被销毁和军费）；
第二，必须废除公行制度（十三行），实现自由贸易；
第三，必须割让岛屿（香港岛）作为英国的商业和军事基地；
第四，签订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正式条约。
当英军打到家门口时，道光底线崩溃，为了保住江南财赋和政权稳定，他给钦差大臣下达的政策底线是：“羁縻（笼络安抚）为主，只要蛮夷肯退兵，钱可以给，通商可以许。”
换句话说，清政府觉得：我们割地赔款，是“赏赐”给蛮夷的一根骨头，忍气吞声成全他们，让他们赶紧滚蛋。他们将这场事关国家主权的国际谈判，当成了一场“花钱买平安”权宜之计。
条约的签订，最终要落实执行者身上。双方谈判代表的文化素质，决定了条约内容的走向。
英方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璞鼎查是一个帝国主义冒险家和强硬派。他手里有战争胜利的成果，并且控制了制海权，所以，他在谈判桌上有较多筹码，因此，他对清政府代表疯狂施压。他不接受任何模棱两可的“天朝诏书”，要求必须白纸黑字写明具体条款，且清廷必须盖上皇帝的玉玺。
清方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
道光派出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宗室贵族耆英。耆英是个“老油条”，他并不能了解对世界大势、国际法、也不能完全明白英国人的真正诉求，也不知道这些诉求产生的后果。
在耆英等人的眼里，谈判的目标就是“体面地把洋人哄走”。为了完成任务，耆英在执行层面采取了“卑躬屈膝”与“自欺欺人”双重策略。
面对璞鼎查的强硬，耆英等人极尽讨好，甚至提出要和璞鼎查“结拜为兄弟”，试图用中国传统的讲人情、攀关系来软化英国人。
面对英国人提出的苛刻条款，耆英向道光帝汇报时，采用了粉饰的态度。比如把“赔款”说成是“恩赏”，把“割让香港”说成是“暂且给他们一个荒岛栖身”。
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导致清政府在谈判局中是别人要啥给啥。
1842年8月，南京江面上，停泊着英国皇家海军的74门炮战舰——康华丽号（HMS Cornwallis）。
英军扬言如果不答应条件，就立刻炮轰南京。耆英等人惹不起，又要向道光复命，基本上接受了英国的条件。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签字仪式正式举行。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身穿清朝官服，登上了英军的康华丽号。
在条约文本上，双方签下了名字。
条约共十三款，核心内容字字流血：
割让香港岛（英国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东方桥头堡）。
赔款2100万银元（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三分之一，其中还包括帮十三行还债和赎城费）。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打破了广州一口通商的闭关锁国体制，江浙富庶之地向列强敞开）。
协定关税（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中国必须与英国商定）。
签字完毕后，英国人开香槟庆祝，而耆英等人只想着赶紧下船，好给皇帝写折子交差。他们天真地以为，签了这个字，这场“蛮夷叛乱”就彻底平息了。
耆英等人并不能预判条约产生的后果。
这个条约，产生了令清政府匪夷所思的后果。
例如协定关税。这是丧失国家经济主权的行为。清政府谈判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外交胜利”。因为以前海关税务混乱，地方官吏经常中饱私囊、敲诈洋人，导致洋人闹事；现在把税率固定下来（低至5%），清廷官员认为这可以“省去和洋人扯皮的麻烦”，体现了天朝的“大度”和“息事宁人”。
再比如后来的附约《虎门条约》中出卖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清朝官员觉得洋人脾气古怪，语言不通，让他们自己的领事去管辖犯法的洋人，是“以夷治夷”，帮大清甩掉了司法诉讼的包袱。
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
在条约谈判中，清廷代表最为纠结、争论最激烈的，竟然是英国公文里不能再用“禀”、“求”等字眼，英国官员要和清朝官员“平起平坐”。
这种打破了“天朝上国”面子的体制性平等，才是清政府最感到难过的。
哎！《南京条约》就是清政府的农业文明，撞上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英国拟定的条件落到纸上，而当时的清政府还是稀里糊涂的，想不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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