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南京大屠杀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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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成为有影响的国际事件，与澳大利亚人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有密切关系。

田伯烈自1920年代起长期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其《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于1938年3月面世。据时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自传》披露，此书的写作与出版是国民政府努力运作的结果：“我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后，他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在美发稿……”

除英文版外，国民政府还组织翻译了这些书籍的中文本和日文版，并大量印刷传播。南京大屠杀自此广为人知，成为侵华日军无法回避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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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民政府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京市忠烈纪念日”，并于同年该日举行了首次公祭大会。1950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4册中，收入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内容。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南京参与救助难民的部分欧美友人遭遇污蔑，如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被极具影响力的报纸指责“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2014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收录有贝德士的诸多日记与书信，承认“他献身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在日军屠杀和强奸暴行下保护中国平民，使成千上万人免于饥寒。……南京沦陷不过两天，他就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对日军暴行的第一次抗议……贝德士是田伯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的主要筹划者。……战后他奉召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和随后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南京大屠杀史料集·4·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1页）梅汝璈撰为文史资料撰写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也被指责为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甚至有人说该资料是在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曾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的历史学者经盛鸿，于19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一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他后来回忆：“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8日) 担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的张宪文教授也有相似回忆：“新中国建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几乎到20世纪80年代初，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我们的历史教材也甚少涉及南京大屠杀。”（张宪文：《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情况》，收入《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8，第308页。）

日本教科书问题出现后，南京于1985年设立了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兴祖编写的《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这本“国内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处女作”只有115页。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出版，这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奠基之作”只有17万字。

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由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主持、组织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展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南京大屠杀是很重要的研究命题。因本次共同研究而形成的日方报告写道：“日军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的或个别的屠杀，同时强奸、掠夺，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因日军的屠杀行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裁判的裁决达20万人以上（对于松井司令官的裁判书是10万人以上），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公布为30万人以上。中国的见解是以后者的裁判为根据。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由于对‘虐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地区、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在差异。”（转引自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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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民族主义与仇恨教育是一对密不可分的连体双胞胎。操弄民族情绪者必然实施仇恨教育；实施仇恨教育的最佳手段便是灌输极端民族主义。日本媒体人村山宏在反思日本近代走入歧路时，便深感日本陷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泥潭：“民族主义……与宗教、哲学和政治思想相比，不需要深入思考，最终形成了‘我的国家、我的民族优秀，我们是正义的，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邪恶的，应该打倒’之类的敌友逻辑。这是植根于情绪化的单纯逻辑，比任何讲道理的思想都更加有力。”（《日本的一段极端民族主义丑陋史》，日经中文网2020年10月22日。）

保存真实历史记忆的目的，是总结教训不忘来路，煽动现实仇恨绝对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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