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皓月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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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下旬,持续六周的南京大屠杀终于结束。
战乱后的南京城满目疮痍,破烂不堪,昔日繁华的城池,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破砖碎瓦。
尸横遍地,血染沟渠,满眼荒凉,触目惊心,令人无比心酸,真是闻者落泪,听者伤心。
市民只能任由垃圾与尸体在街上腐烂,因为没有日本人的批准,什么都不能做,也不敢做,甚至包括处理垃圾和尸体都不行。
日本军车连续多日,从挹江门下几米厚的尸堆上驶过,通过碾压尸体,向南京民众展示反抗的悲惨下场。
据观察家估计,按照1939年的美元市值计算,遭受日军损毁的公共财物价值总额,约为8.36亿美元,私人财产损失至少1.36亿美元,这还不包括被日军掠走的珍稀文物的价值。
在社会学教授刘易斯.史迈士的引领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南京地区的受损情况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查。
调查人员走访了南京城内1/50的住户,并在农村地区走访了1/3的村庄,对这些村庄内1/10的农户进行了调查。
史迈士在1938年6月发布的长达60页的调查报告中总结道,南京城所遭受的120天空袭和4天围困的损失,仅仅相当于日军进城后肆意破坏所造成损失的1%。
大部分破坏是由纵火造成的。从南京陷落之日起,城内的火灾一直持续了6个多星期。这六周,日军无一日不杀人,无一日不放火。
日本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放火烧毁建筑物,甚至使用特殊的化学物质点火。
他们烧毁了教堂、大使馆、百货公司、商店、大厦和茅屋,甚至连安全区内的建筑也不放过。
南京大屠杀开始几周以后,日军就已将全城1/3的地区和3/4的商店烧成灰烬。
城市周围地区所有农场的动物,包括家畜和其他动物,都被日军劫掠一空。
日军还用乙炔枪、手枪和手榴弹等工具打开银行的保险库,其中包括外国国官员和居民存在银行的个人保险箱。
日本士兵还获准将获取的部分赃物寄回日本,但大部分物品都被没收充公,集中起来供官方享用。
仓库中堆满了各种珍稀的玉器、瓷器、地毯、字画和金银财宝,有一间仓库还堆放了200多架钢琴。
1937年12月底,日本人开始将这些偷来的赃物(珠宝、工艺品、家具、金属制品和古玩等)聚集到码头,准备运回日本。
1938年1月,除了一家军用商店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外,南京城内没有一家商店正式开门营业。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市政府一一南京自治委员会,城里有些西方人也称之为“自治政府”。
自治委员会由中国傀儡官员组成,他们控制着南京的市政管理、社会福利、财政、警察、商业和交通事务。
到了春天,南京表面上又像正常城市一样恢复了日常运转。自来水、电力照明和日常邮政服务得以恢复。
日本人的城市公交服务开始运营,人力车重现街头,人们也能够从南京乘坐火车去上海了。
南京很快成为日本人繁忙的航运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的小火车、马匹、野战炮、卡车和其他物资被从南京运到附近的浦口。
然而,被日军占领的残酷迹象也无处不在。中国商人承受着沉重的税款和租金勒索,用以支付新政权官员的薪水。
日本人还开办面向中国民众的军队商店,用毫无价值的军用货币,榨干城内中国人的黄金和钱财。
即使物主仍在南京,中国傀儡政府,还是将城内尚存的贵重物品和公司库存没收充公,进一步加剧了市民的贫困。
以致一些中国下层官员彼此间自我嘲讽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被授权的抢劫。”
远比重税盘剥和没收财产更令人担忧的是,鸦片重新在南京泛滥。
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鸦片属于地下毒品,南京的权贵和商人在隐秘场合偷偷吸食。
但那时没有人厚颜无耻地在大街上公开出售鸦片,也不会张狂地在年轻人面前炫耀。南京陷落之后,人们可以自由出入鸦片馆而不受警察干预。
鸦片馆明目张胆地用写有“官土”(鸦片的代名词)字样的中文招牌,为鸦片做广告。
为鼓励人们吸食毒品,从而进一步奴役南京人民,日本人通常用毒品支付劳务报酬或嫖资,他们甚至向年仅10岁的儿童,提供海洛因香烟。
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南京地区约有5万人吸食毒品,占当时南京人口的1/5。
许多遭受压迫的南京市民深受毒品之害,他们借毒品逃避现实生活的苦难,哪怕只是暂时的逃避。
有些人甚至试图,通过吞食大量鸦片的方式自杀。还有人为满足毒瘾而走上犯罪道路,一时之间南京城内盗匪肆虐。
日本人在南京为盗窃行为提供了温床,反过来又利用城内犯罪猖獗,证明其占领的合法性,借以鼓吹帝国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性。
日本雇主对待广大本地中国劳工的态度,比对待奴隶还要残暴,经常因微小的过错将他们杀掉。
幸存者后来指出,日本人故意在工作场合营造严酷的工作氛围,并实行变化无常的惩罚措施,是为了让中国雇员一直处于恐惧状态。
一位在日本人强占的工厂工作的中国男子,描述了自己几个月来,亲眼见证的恐怖事件。曾有一名日本监工,诬栽一位中国雇员偷了他的毛衣,结果这位雇员被人像木乃伊一样,用绳子从脚捆到喉咙,然后被日本人用一堆砖头砸死。
砸到最后,这位雇员的身体已经完全变形,血肉模糊的尸体与绳子缠绕在一起,被日本人扔去喂狗。
还有一次,日本人发现工厂里少了4个小垫肩,后来发现它们被当作厕纸用掉了。一位22岁的妇女承认自己那天用过厕所,于是被拖到工厂后面,惨遭砍头。
就在那个下午,同一个日本刽子手还杀了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指控这位少年偷了一双拖鞋。
日本人甚至用南京人做医学实验。1939年4月,他们在南京开设了一个,将人类当作豚鼠进行实验的机构,他们称被实验的人为“圆木”。
在离长江只有几步之遥的中山路上,日本人将一所六层楼的中国医院,改建为传染病研究实验室,并将其命名为“荣字第1644部队”。
这个实验室的位置非常安全,临近一个军用机场和一个艺妓区,周围还有几家电影院和众多显赫的日本人活动中心,如日本领事馆、宪兵司令部以及中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等。
尽管如此,这里依然戒备森严,极为隐秘。实验室被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砖墙顶部是带刺的铁丝网;周围有警卫巡逻;工作人员奉命在写回日本的信中不得提及“荣字第1644部队”。
在实验室内,日本科学家给中国囚犯注射或喂食各种有毒物质、细菌和致命气体,这些物质包括各种剂量的丙酮、砷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以及蛇毒,如眼镜蛇、响尾蛇和竹叶青蛇的毒液。
日本科学家每周以这种方式杀掉10名甚至更多的中国人,并在“荣字第1644部队”的焚化炉中将他们的尸体处理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荣字第1644部”的成员销毁了他们的实验设备和数据,炸掉了实验室。
在中国军队抵达南京之前逃之夭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秘密实验室的情况,只是因为该实验室的一些科学家,在战后向美国审问人员交代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那些侥幸逃脱日本人的肉体迫害、医学实验和毒品诱惑的中国人,在日本人的军事压迫下,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
日本当局设计出一套控制大规模人口的方法,以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将全体人民组织起来。
每十户人家为一甲,并任命一名甲长;每十甲为一保,任命一名保长。
以此类推。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南京人都必须持有一张登记卡,上面有甲长、保长和镇长等人的签名,以此证明他对新政权的忠诚。
另外,如果家中有陌生人或者未登记的人,每个人都有义务立即向甲长报告,甲长再向其直属上司报告,层层上传,最后传达给市政府的区级官员。
该制度并非日本人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保甲制度的翻版,日本人重新采用这一制度,无疑是为了增加他们,统治南京本地居民的合法性。
日本人经常测试这套保甲制度,有时他们会故意将没有通行证的人放到城内,看他们能否找到藏身之所。
如果这些人没有在两小时之内被抓获或上报,他们所逗留地区的甲长、保长等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德蔚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写道:“这应该就是日本人迫使南京人忠于新政权的办法。”
尽管经历了战争、火灾和大屠杀,南京还是恢复了生气。南京没有发生可怕的饥荒,这不仅因为日本人最终批准将粮食运进南京,还因为大部分日军离开南京,继续追击撤到内陆的中国军队后,当地的南京农民收获了冬小麦。
一年之内,在肥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农作物的产量已经接近战前水平。当然,这不是说南京在日军占领下没有发生过食品短缺的情况。
城墙内的菜园和农场收成都不好,这是因为日本士兵不但从农民手中没收蔬菜,还强迫他们把农作物挖出来,并送给日军享用。
而且随着战争的拖延,南京的日本当局紧缩供应,严格控制煤炭和大米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南京的饥荒或营养不良情况比中国其他地区严重。其他城市,比如陪都重庆,战争期间的食品短缺程度比南京严重得多。
尽管在日本统治下,南京城内的鸦片和海洛因交易非常猖獗,但南京居民相对来说疾病较少。
占领南京后,日本当局制定了严格的政策,要求因病而死的尸体都要火化。他们强制推行接种天花和霍乱疫苗的计划,要求南京居民每年接种好几次。
中国的卫生官员们守候在街道和火车站,随时为行人或来南京的访客接种疫苗。这在市民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许多人担心这些注射器,会让他们死于非命。
西方传教士的孩子们还记得,外地人到达南京火车站之后,必须受命站到消毒盘中消毒,许多人觉得这种要求是一种巨大的侮辱。
(西方人初到南京城时,经常被喷洒来苏水消毒。
几年之内,南京便从废墟中走了出来。1938年春天,人们开始冒险返回到南京:有些人回来查看受损情况,有些人把钱花光后回来找工作,还有些人查看形势是否足够安全,以便举家迁回南京。
重建工作开始后,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很快,很多男子被吸引回来,不久之后,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随着迁徙浪潮回到南京。
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南京的人口增长了1倍,从1938年3月的25万~30万人口激增到1939年12月的57.6万人以上。
虽然这一数字并未达到1936年人口总数100万的水平,但是截至1942年,南京人口已增长到70万左右,并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稳定。
虽然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生活很困苦,但当众多南京居民开始相信日本人会一直留在这里时,他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城内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地下抵抗活动,间或有人跑到坐满日本官员的影院投掷一颗炸弹,但总体而言,这类反抗活动比较罕见。
南京民众大多以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对日本的敌意,如反日标语、传单和涂鸦。
南京的苦难终于在1945年夏天画上句号。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第八大城市广岛投下一颗未经测试的原子弹,第一天就导致这座城市24.5万人中的10万人丧命。
日本依旧负隅顽抗,于是美国又于8月9日在日本城市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此后不到一周,即8月14日,日本最终决定投降。
日本人一直留在中国的前首都南京,直到投降那天才迅速撤离。
据目击者说,日本投降后,曾见到南京的日本士兵,喝得酩酊大醉或当街哭泣。许多居民都躲在家中不敢出来庆祝,担心日本战败的消息是假的。
一位南京居民回忆说,日本投降后她躲在家中长达好多天,才敢出来,等她出来时,日本人已经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