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的第一个早春,遥念海南仲夏夜的阿婆.

我总唤她阿婆，而非姥姥。

这声软糯的口语，是我伏在病床前，一遍遍轻唤过的、最亲的称谓，藏着我全部的依赖与不舍。

她从不是传统印象里温婉精致的老人。一生风尘仆仆，与外公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饭菜不算讲究，性子却爽朗得很。不拘小节，有时刚擦完桌子的抹布，随手就往我嘴上抹，活脱脱一个可爱又调皮的老顽童。

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的女人，偏偏与爱干净到极致的外公，相伴一生，白头到老。

那年盛夏，海南的日光灼人，外公出门买彩票，我在后院疯玩，满身泥巴，只得蹑手蹑脚从后门溜进厕所。就在那时，我撞见了此生唯一一次的画面。

阿婆坐在外公常坐的那把木椅上，面前是一杯加了双倍白糖的兴隆咖啡，右手夹着一支烟。她轻轻抿一口咖啡，再缓缓抽一口烟，姿态从容娴熟，绝非初次。

后来回想，我才惊觉，她或许早已从门把手轻微的响动里，察觉了我的脚步，却从不在意。

她本就是这样的人，从不在乎旁人眼光与闲言碎语，更何况是她最疼爱的外孙。她是我见过，最酷的老人，没有之一。

海南的夏天漫长而闷热。夜晚的蚊帐里，阿婆总爱给我讲些鬼怪故事，野人吃小孩儿、中元节的鬼母……我的胆子，竟是被她这样一点点练出来的。每每这时，外公便在另一头床上嗔怪：“阿文，别总讲这些吓小洋，还让不让小孩睡觉了？”

阿婆总是笑着回：“永啊，你一个老革命，什么没见过，还怕这些？坟山上的野猪，你怕是都见多了。”

如今想起，嘴角仍会不自觉上扬。

外公二〇一七年走了。自那以后，我远赴外地求学工作，很少再回小镇。时常听家乡的朋友说，阿婆不再出门，也很少与人来往。

那个暑假，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小镇，用从市里带回的食材，做了一道普通的琼式小点——薏粑。我端到她面前，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对木椅靠右的位置，而是捧着薏粑，坐在冰箱旁的藤椅上，怔怔望着对面靠左的空椅子，喃喃自语：“永啊，再也没办法让你吃到小洋亲手做的薏粑了……”

她默默吃完了盘子里所有的薏粑，就那样端着空盘，望着那个空位，久久没有说话。

我才明白，这个看似坚强的老人，远没有我想象中无坚不摧。她只是在我面前，始终维持着那份独有的、酷酷的体面，把所有思念与脆弱，都藏在了无人看见的地方。

除了葬礼上，那些无声滑落的泪。

那一刻，我再也绷不住情绪，冲出家门，跑到无人的角落。可狂奔早已耗尽了所有力气，我哭不出声，只有泪痕在脸上慢慢风干。

后来，无数个平凡的午后，我都会回到二老的坟前，长跪不起。

就像当年那个酷酷的阿婆，望着空椅子一样，我静静望着墓碑，一言不发。

这时，我在窗台上坐着，望着家的方向.

风过，恰似当年仲夏夜。她的低语，他的嗔怪，都不曾远去。只静静留在我心底，不言，不忘，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