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鹤  来自：山河旧梦一瞬间

作者：黄鹤（1897 - 2003），湖南湘阴人，黄埔一期学员，有“哭陵将军”之称。抗战时曾任第20集团军政治部中将主任。1947年他组织600余名军官在南京中山陵哭陵，谴责蒋介石独裁。1949年参与湖南和平起义，后蒙冤入狱，1983年平反，2003年去世，是大陆最后离世的黄埔一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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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初，国民党在南京的中央军官训练团，曾经发生过一场轰动中外的哭陵事件，当时集合了6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前往紫金山中山先生陵墓前谒陵。但后来由于这些高级将领们触景生情，不由得在墓前哭诉衷肠，却演成了一幕“哭陵”的哀剧。

我是此事的主要发起人，谨记忆所及，以实记之。

事起有因

中国人民经过整整八年的浴血苦战，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抗日战争才取得最后的胜利。

当时全国朝野，都在望治。可是蒋介石、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这伙主要军事领导人，却背道而驰，想趁机消灭异己，壮大自己，以实行独裁政治。他们一面积极调兵遣将，组织力量，大规模地进攻抗日有功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一面以精减军队为名，将非嫡系和他们不信任的部队一律编余。

一时编出尉级、校级、将级军官达18万人之多，成立所谓“军官总队”和“军官大队”。名义上调去集中学习，实际上却是集中管制，要你莫闹事，莫出乱子。当时规模最大的要算南京、重庆和西安三处，打出的招牌，都叫中央军官训练团。

这些组织中，中将、少将一级的军官，就有800多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曾任过副司令、军长、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宣传处、情报处处长等要职，大部分都是为北伐、抗战出过不少汗，流过不少血的；更何况这些官员中，大部分都是黄埔军校一至六期的学员，当时都曾在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聆听过孙总理教诲，在黄埔军校接受过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官恽代英等人的进步思想教育。

我所在的南京中央军官训练团，虽然地处国民党首都，但愤怒的情绪并不例外。特别看到我们的国家民族，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好容易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把这些法西斯分子赶出国门，谁又料到昨晚前门拒虎，今早却又在后门迎狼，让美帝国主义来当太上皇。

蒋介石权欲熏心，撕毁国共协定，一场灾祸刚平，另一场灾祸又起，准备大打内战。正是由于当时政府这些丧心病狂的行为，促使我们全体人员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实际上已经达到摩拳擦掌、按捺不住的地步。

筹组经过

1947年5月间，我们中间一位广东籍、另一位山东籍的将官同学，不幸相继病逝（均忘记了姓名），其家属要求优抚安埋，当局未予理会。同学眼见此惨状，非常愤慨，遂由大家集资埋葬。家属回原籍的路费无着，不得已又向同学哭诉，大家解囊相助。

物伤其类，由此更激起对死者的同情，遂于6月下旬某日，我们南京全体将级成员和重庆、西安分团的代表在孝陵卫临时开了一次半公开的会议。会上群情激愤，争相吐诉衷肠，有的主张用绳索围截蒋介石的汽车和他讲理；有的主张向行政院请愿；也有的主张发表宣言，揭露政府内幕，反对内战；有的甚至主张暴动。

▲带队“哭陵”的黄鹤将军

会开了近四个小时，终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我忽然想出一个主意，立即站了起来，大声说：“过去旧戏中，有一出‘哭祖’的剧，是刻画人们在万分没有出路时，诉诸列祖列宗。我们矢志追随孙总理，参加国民革命，而今奔走大半生，夙愿既未实现，个人又无报效之地，为此我建议齐集总理灵前，哭诉苦衷，当局也就无理由责难我们。这不是一个两全的办法吗？”

话音刚落，全场鼓掌，一致赞成我的建议，并即席推举我为总指挥。我当时虽然提出这个建议，但也不敢出头，明知这种“犯上作乱”的事，十有八九要遇到危险，虽经再三推辞，仍未推掉。在大家的勉励鼓舞下，我才下定决心，破釜沉舟，挺身而出，领导这场斗争。

“哭陵”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团内，下分设组织、宣传、外交、事务四个组。各组委派在同学中具有一定号召力的将领负责，分途工作。经过一周左右的紧张工作，我们组织了交通汽车60辆，联络了各地代表，制定行动时间步骤，事前对国内外报社、通讯社发出了通知，阐明了我们的宗旨。我们撰写了一篇能够体现我们政治主张和要求的祭文。

我们的筹备活动，被团领导得知后，教育长黄杰大为不满，并对我们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一面恐吓，一面劝说。但是我们的行动也得到团总部一些骨干的同情与支持，例如曾经担任过胡宗南司令部的副司令官、当时担任班主任的丁德陵（黄埔一期生），组长张际鹏，办公厅主任马良骥等，都是全力支持我们的。

在行动的前夕，我们还做好以防万一的自卫准备，在队伍中挑选了60多名年轻的同学，携带武器，作为先锋队，专门守护指挥部，保证行动的顺利实现。

六百将领哭陵

是年7月6日上午9时正，全体高级将领600余人，全着黄呢制服，佩戴符号领章，手举国民党的党旗或国旗，我率领60名先锋队员为前导，另分三个大队随后，整齐严肃地正步走上中山陵。不料护陵卫兵在当局的指挥下，将陵寝大门关闭，致使我们不得其门而入。我先吩咐几名先锋队员与之交涉，他们只说“奉令关闭”。

我见此情况，随即下令“冲”，先锋队员，应声即往前冲，陵门即被我们冲开。其后三大队人员，鱼贯而上。我们即在总理墓前平地上，分成三横队排列，面向陵墓，依照预定仪式举行：一、鸣放鞭炮；二、向孙总理遗体行三鞠躬，默哀；三、由我读祭文。祭文全文较长，我现在记不全，大意为：列强未倒，军阀未除，长此以往，国仍将不国，民族仍有危亡之患……而今狡兔死、走狗烹，鸟尽弓藏，狐悲兔死……（这些话都有所指）。祭文刚好读毕，随同前来的两位病逝将官的家属，号啕痛哭起来。

在这万籁无声的肃穆场合，更显得特别凄惨，立刻引得全场哭泣，声震原野。四周数百名观众及100余名记者中，也有不少人流出同情之泪，接着我们全体排成单行，带泪绕总理水晶棺一周，瞻仰了总理慈祥的遗容，于是更加感到恸痛，有的甚至跪在灵前，痛哭不起，久久不肯离去。散会后，不少记者，有的继续摄影，有的问这问那，流连近一个多小时才逐渐散去。

原来打算的“谒陵”行动，谁料到竟变成一场“哭陵”的行动，而且哭得很厉害、很伤心。当晚南京、上海、北平、武汉、重庆、广州等大城市的晚报，立即刊出了这条消息，有的甚至还发出号外。

第二天，几乎除《中央日报》外，全国各地的大小报刊都作了报道，有的登载全篇祭文，有的刊登了我的相片，标出“哭陵总指挥黄鹤”、“哭陵将军”等。南京的《新华日报》说：“蒋介石众叛亲离，分崩离析。”有的报纸在评论中指出：“南京将官‘哭陵’的举动，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行动，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当局应当引起重视。”有的说南京600名将官“哭陵”，“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哭出了大家的心声来”，“诉出了民族的曙光，哭出了国家的前途”。

7日、8日就有不少进步团体的代表络绎不绝地带着慰问品来慰问我们，对我们给予有力的鼓舞，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蒋介石震怒

我说：“这些情况，都是我们意料中的情况，既不要怕，也不可鲁莽从事，要放冷静些。我们的行动是正当的，我们是救国的，我看在这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陈诚也绝不敢公开下毒手，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阴谋，是不能不提防的。”我们继续商量对策，决定先提出要求，请陈诚训话，看他说什么。果然得到他应允。

两天后要我们全团列队听训。晚上我考虑到，杀一儆百是我们带兵的惯用手法，后天集合训话，我必定成为主要目标，不能不防万一。于是我找到两个关系较深的同学商量好，一个叫陈纯道，他是湖南湘阴人，我的小同乡；另一个是马辉汉，他是长沙人，在训话列队时要他们分别排在我的左右。

我知道不论陈诚怎样讲，总会旁敲侧击地说我们是“犯上作乱”。一不做，二不休，我从广东两次参加东征，随后参加北伐，乃至抗日，真所谓身经百战不死，今日将此献生，我认为也是值得的。因此我暗中佩带一把上满子弹的左轮。我选定会场前排，接近主席台的中间坐下。如果在训话中，点名要如何处罚我时，我就立即和他拼了。

在第三天的会上，陈诚一开口就粗声粗气歇斯底里地大声号叫起来：“你们造起反来哪，反对中央，反对总裁，也反对我。试想一想，你们在这个时候造反，共产党来了有你们好处吗？我看你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话声刚落，他用恶狠狠的眼光扫视全场一周后，直盯住我不动，我以为要对我下手了，我正想动手摸左轮，我的左右两位亲密战友，不约而同拉一拉我的衣角，似乎叫我沉住气。

正是紧张时刻，不料陈诚把他憋得发紫的脸转出笑容，放低嗓音说：“我们都是一同从广东出发的，这些年来由于事忙，我没有来得及看看你们，总裁对你们的问题是很注意的，以后尽量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他开完会就走了，当晚也把包围我们的部队撤了。

被迫逃亡

事后要好的同学同事，都劝我还是避一避的好，认为老头子（指蒋介石）是不会放过我的。我私下找当时担任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的徐志道，要他有什么消息向我打个招呼。当年当月11日晚上12时许，徐果然着人通知我，要我在半小时内迅速离开南京。

我当即另找了两个人将我护送上车，脱离了虎口，逃至无锡乡下，住了一个时期。从此我由一个将军，变成一个流浪汉。到11月，我索性回到故乡湖南洞庭湖畔，围垦洲土，直到解放，才得到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