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磊|南京江宁吉山明代失考墓的时代与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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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山，位于南京江宁区秣陵街道，以南朝刘宋征虏将军、建城侯吉翰葬此而得名。[1]2006年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吉山明代失考墓，即位于江宁区原东善乡吉山行政村的石马自然村，墓上现存石像生两种三件，分别为石马一件和石武像一对，以雕琢精细而引人瞩目。近年随着文物旅游热的兴起，民众对于吉山明代失考墓的关注也越来越高，于是乎《万历江宁县志》所揭埋骨吉山一隅的明代开国功臣高阳侯韩成、靖难功臣丰城侯李彬、李顺妃以及太仆少卿王韦，俱被疑为此墓的墓主。[2]这其中，尤以丰城侯李彬墓之说影响最大。[3]笔者认为，上述吉山明代失考墓的“疑似”墓主，包括丰城侯李彬在内，都经不起推敲，真正的墓主另有其人。囿于碑铭等文字材料的缺失，对吉山明代失考墓的探颐索隐，无疑应从墓上石像生的造型特征入手，分析并判断墓葬的相对年代，进而推导出墓主的身份，庶几或可得到接近真相的认知。

关于吉山明代失考墓神道石刻的规制与组合，当地民众咸谓此墓原先尚有龟趺石碑与华表、石羊、虎（狮）、石马、石人各一对，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风波坟水库多已被毁，墓碑和墓志铭则被砌于水库的涵洞口。[4]但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所拍摄的照片揭示出，其时吉山明代失考墓墓上仅存现有的石马与石人而已，别无其他石刻，可见民间的口碑传言未可遽信。兹分述如下。

1.石马

吉山失考墓之石马 

吉山明代失考墓的石马仅存位于神道左侧者，身长3.2、宽0.8、高2.25米。戴络头，口衔辔，脖颈下系缨穗，身置鞅鞦。马背披障泥，障泥后部垂下的两角雕出两级阶梯状。障泥外周饰缠枝蔓草纹带，中心雕海棠花形开光，其内的主体纹饰为云龙纹，四周充填云气纹。后鞦垂条饰并系缨穗。未刻画马镫，缰绳即置于马背障泥之下。马腹下四肢间透空，马尾与右侧后腿相连及地。在紧贴石马底座的内侧，尚凸出一角与底座等高的方石，或为附设控马官所伫立之基座。

吉山失考墓石马背披覆之障泥（邵世海摄）

石马高大神骏的外形与细致的装饰纹样，均与南京太平门外白马村明初开平王常遇春墓的石马颇为近似，但以马背覆障泥上所饰纹样的层次感而言，常墓无疑更胜一筹。此外，常墓马缰编结纹的刻画也更为细腻。总之，吉山失考墓石马在雕凿上可能受到的来自常墓影响的痕迹，显而易见。

2.石武像

吉山明代失考墓的一对石武像相向而立，身高3、宽1.1米。阔面，两腮圆鼓，微露笑意。其中，神道右侧石武像眼略圆，颌下为浓厚密集的络腮胡须，下唇处可见倒三角形的短髭，鼻翼下有两缕修长飘逸的“八”字胡须；左侧石武像眉目细长，五绺胡须，下颌的一绺长垂至圆护，两侧鼻翼与耳根之下分别垂落两绺。

头戴覆钵状的兜鍪，顶部洒插长缨，后缀刻画鱼鳞纹的顿项，两侧雕饰向后翻折的耳护。兜鍪正中雕饰兽首，兽首下依次为蕉叶纹带与刻画散答花纹的带状条箍，条箍向两侧延伸并与耳护下部凸出的铆钉铰接固定。顿项与肩甲之间以“苫肩”分隔，“苫肩”位于肩背的部分略呈海棠花形，表面饰折枝小独科花纹，花纹以枝干顶部的海棠花形为主体，辅之以四出的“个”形叶片，外周为模拟皮革的镶边。

胸甲与背甲皆为柳叶甲。在胸甲正中饰兽首，紧贴兽首的上端有圆护，圆护的位置较通常所见的“护心镜”更偏上，介于胸部与咽喉之间。圆护下端的兽首口中向下吐出皮带，与护腹甲正中的兽首相连，护腹甲正中的兽首飘洒三绺虬髯，长垂于革带之下。

神道右侧石武像

胸腹部的铠甲之外包裹平面呈横椭圆形的护腰（亦称“袍肚”），护腰外束宽带，至身前分为上下交绞的两股，并在肚腹正中系结，结余的束带呈“八”字形垂落。身后的护腰表面雕饰穿行于山石云树间的鸾鸟与麒麟，以横向的束带为限，束带之下以双线勾勒的技法刻画三组呈竖立状的“剑”形山石，山石之间分布一对相向而行的麒麟，画面右侧麒麟在行进中作扭头回望状，画面左侧麒麟仅露半身，作昂首啸天状。束带之上亦刻画三组山石，左、右两侧为双线勾勒的“剑”形山石，正中为随形的太湖石造型，山石之间分布一对鸾鸟，画面右侧鸾鸟似作低首觅食状，意态安详；画面左侧鸾鸟翻飞腾跃，动感十足。在护腰的边缘，雕饰有缠枝卷草纹带，以呈横向S形的连绵起伏的波状枝条作为结构主线，在所形成的或上或下的波曲空间内，皆有云头纹充填其中。

两肩披膊雕饰细密的山纹甲，肩头雕饰兽首。披膊内露出的袍袖打结后再反贴于披膊表面，并为肩头兽首口中向下吐出的皮带束系。手臂均裹以刻画缠枝花卉纹的臂护，臂护近手背处雕饰倒置的兽首，兽首口中向上吐出皮带与披膊连接。 一手执金瓜于胸前，另一手按佩剑，剑鞘表面雕镌七星纹，其中，神道右侧石武像左手按剑，右手握金瓜；神道左侧石武像右手按剑，左手握金瓜。

下身的膝裙与鹘尾，主体部分皆雕饰小铁环编缀而成的环环相扣的锁子甲。两侧膝裙的下缘均设倒置的兽首，推测在膝裙上缘亦各有与之对应的兽首，上下兽首之间以皮带相连，是为吊挂膝裙所用。在两侧膝裙倒置兽首以下的近半圆形小空间里，皆雕饰鱼鳞纹甲。背甲、鹘尾与膝裙的外缘均有内外两层边饰，内层为锁口用的细窄条凸边，其上刻画大小相间的圆圈纹；外层雕饰长短相间、分别作尖头锐角或方形委角的蕉叶。膝裙与鹘尾之内皆露出袍衣，袍衣上刻画如意云纹与小独科花纹。

两片膝裙之间垂落的裈甲外形似鱼，裈甲中部凸起纵向的细长脊棱，脊棱上刻画密集的短折线纹，两侧刻画鱼鳞纹甲，鱼身与鱼尾交界处雕饰两股横向的缚索，缚索以上的鱼身两侧，随形刻画锁口的边饰；鱼尾整体略向外鼓凸，尾部两分开叉。

胫部裹以被称之为“吊腿”的护甲，表面刻画如意云纹而无甲片，推测其原型或为皮甲。足蹬平头长靿战靴，战靴正面近足胫处雕镌倒置的兽首，兽首向上吐出皮带与吊腿勾连。在吊腿与战靴的两侧刻画大泡钉，泡钉之间以丝绦呈S形缠绕扣紧。吊腿与战靴在脚踝处亦以丝绦束缚。

总的来看，吉山明代失考墓石武像在形制与装饰上与唐宋元时期的石像生判然有别，尤其腰际佩剑并执金瓜的造型，仅见于南京明孝陵、北京昌平明长陵与钟祥明显陵，此皆堪为吉山失考墓为明代遗存的明证。

吉山明代失考墓为丰城侯李彬墓的“呼声”之所以最高，缘于民间的一则口碑史料。据1984年印行的《江宁县地名录》介绍，此墓所在的石马村附近有风波坟村，相传原名丰府坟村，从字面理解，“丰府坟”可能与丰城侯李彬家族墓有关，而《万历江宁县志》也确实有“丰城侯李墓在吉山东南”的记载。[5]

李彬，凤阳定远人，其父李信早年随朱元璋起兵淮甸，积功至明威将军、济川卫指挥佥事，洪武二十二年（1389）以年老改由李彬替职。李彬从颍国公傅友德征北，多有斩获，燕王朱棣“闻其骁雄，召见与语，奇之，遂隆眷注”。在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中，李彬曾为前锋，累迁右军都督同知，封丰城侯，食禄一千石，追封三代祖考皆丰城侯，子孙世袭。永乐十五年（1417）二月佩征夷将军印，镇守交南。二十年（1422）正月卒于官，享年六十二岁，赠茂国公，谥“刚毅”[6]。

燕王朱棣登基未久即决意迁都北京，这从永乐五年（1407）仁孝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后，朱棣遣臣工勘卜北京昌平黄土山为天寿山陵域已可见一斑。上行下效，大多数随朱棣起兵的靖难功臣，亦不免汲汲于“行在”营建府邸与茔域，早为燕王朱棣赏接的丰城侯李彬曷能例外？据南京礼部尚书倪谦撰《茂国刚毅公传》，李彬永乐二十年病故于交阯后，明成祖朱棣不仅“为辍一日视朝”，并“敕有司归其丧，遣官谕祭，赐葬宛平县西安里之原”[7] 。明载丰城侯李彬客死异乡后得以敕葬北京顺天府下辖的宛平县西安里之原，固非南京吉山。《茂国刚毅公传》的作者倪谦，祖籍钱塘，因长年居南京为官，故亦自视为上元人。[8]况且倪谦生活的年代，去丰城侯李彬之死犹未为远，如果李彬这样卒于交阯的贵胄葬于南京，则为李彬撰记的倪谦不会不知，故吉山明代失考墓并非李彬墓，应无疑议。

既然如此，那么《万历江宁县志》关于“丰城侯李墓在吉山东南”的记载又该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尽管丰城侯李彬未葬南京，但并不排除李彬之父、诰授丰城侯爵的李信洪武年间告老之后，曾营葬于南京的可能。但吉山明代失考墓位于吉山南麓偏西，而《万历江宁县志》记载的“丰城侯李墓”却“在吉山东南”，两者方位不符。由此可见，卒赠丰城侯的李信，其墓即便与所谓丰府坟村有所关联，也不可能是吉山失考墓。

以上从文献入手，已可排除吉山明代失考墓为丰城侯李彬墓的可能性，若结合墓主身份确凿的南京明初墓上石马与石武像的规制来看，同样足以说明问题。

据上表所示，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墓主的位望与石像生的体量大小之间虽然也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大致都有其内在联系。揆诸此，再将吉山明代失考墓长3.2、高2.25米的石马与高达3米的石武像置身于明初的南京，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无所适从。毕竟这两种石像生宛如“一骑绝尘”般超逾王公外戚诸墓的规制，委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也与明初的时代背景不符，当然也意味着不可能是丰城侯李彬墓的遗存。

神道左侧石武像手执金瓜的造型

吉山明代失考墓石武像一手按剑、另一手执金瓜的造型，也非常引人瞩目。金瓜，亦称骨朵、蒜头等，早先为女真等北方民族惯常使用的长柄兵器，[9]有明以降，金瓜虽仍用于实战[10] ,但更为人所熟知的却是作为宫廷宿卫或扈驾的短柄仪仗器具。[11]紫禁城内“佩刀执金瓜”的侍卫形象，亦两两相对地列置于南京孝陵、北京长陵、钟祥显陵的神道之上，被称之为“带刀执瓜盔甲将军”[12]。吉山明代失考墓手执金瓜、腰悬佩剑的石武像，正与明代帝陵神道两侧“带刀执瓜盔甲将军”的造型契合。

明代前期制度严明，对于服制器用僭越的惩罚极为严厉，如永乐初年的御史陈瑛弹劾长兴侯耿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以至耿炳文畏罪自杀。[13]当然，作为燕王朱棣“靖难之役”的军事对手，耿炳文在朱棣登基后遭到清算本来就在情理之中，而类似的手段不久后也被用来对付曹国公李景隆[14]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本属“欲加之罪”的举措，在客观上也强化了朝廷对礼仪制度的管控。庶几可见，吉山失考墓的石像生远逾公侯的规制，不可能是明初丰城侯李彬之流所能拥有。

除了丰城侯李彬外，前文引述的高阳侯韩成、李顺妃、太仆少卿王韦更不可能是吉山失考墓的墓主。韩成在明朝立国前的鄱阳湖大战中慨然赴死，追封高阳郡侯，其墓纵使添设神道石刻，也不可能超过生前封侯、殁后赠公爵的康茂才、吴良、吴祯、仇成等人之墓，与吉山明代失考墓这样高大的石像生不可能有丝毫关系。

《万历江宁县志》所记葬于吉山的李顺妃，实为明仁宗悼熙丽妃李氏之误。除了李丽妃外，仁宗贞静顺妃张氏亦葬于南京牛首山东的铁心桥高家库村上段石，位于南京的仁宗张、李两妃之坟，朝廷“每年遣祭六次”。张顺妃墓于1952年遭盗掘，出土了金钗饰与杨士奇撰文的墓志等物，但早年《南京市文物古迹普查表》关于张顺妃墓的记录中，除了绿琉璃瓦建筑构件之外，并未提及墓上有神道石刻的孑遗。[15]张顺妃为仁宗第六子荆宪王瞻炯的生母，故“（张）顺妃坟荆王遣祭如之，祝文称皇帝御名，谨遣内官某”[16] ,且荆府与明祚相始终，因此，如果张顺妃墓未置神道石刻，李丽妃墓也不会例外。

夙有“江南四才子”之誉的南京太仆少卿王韦只是一介儒素，未必有意愿或财力置办神道石刻，即便有，也只需看一看品秩更高的南京刑部尚书顾璘墓石像生，便不难察知一二。顾璘墓石像生略显单薄纤巧的简洁形制，展现的正是晚明江南地区石像生近乎程式化的特征，与吉山明代失考墓石像生相较，别说体量规制差异悬殊，造型风格更是迥异其趣。因此，王韦及与之身份、经历相近的晚明江南仕宦，也不会是吉山明代失考墓的墓主。

吉山明代失考墓的两种石像生中，以石武像最为引人瞩目，其形体不仅明显高于其他明初功臣墓石武像，甚至周身雕饰之精工细作、繁缛华丽，较诸凤阳明皇陵、盱眙明祖陵、南京明孝陵、北京明长陵乃至钟祥明显陵的石武像也不遑多让。吉山失考墓石武像在造型上显露出的时代特征亦甚为鲜明，兹选取裈甲、锁子甲与膝裙吊挂装置等甲胄细部的构造，对其雕凿年代略做考察。

1.裈甲

在吉山失考墓石武像的两片膝裙之间，可见长垂而下的裈甲。垂落的裈甲以其外形似鱼，故亦被形象地称之为“吊鱼”。终明一朝，被称之为“吊鱼”的裈甲在形制上也有愈发颀长的流变趋势，至明清易代之后，遂为京剧艺术中的戏服之粹“靠甲”所借用，其长垂似鱼的造型更是得到艺术性的强化与夸张。

神道左侧石武像的鱼形裈甲与两侧膝裙上的锁子甲，锁子甲上刻画兽首皮带吊挂装置

裈甲早先多作委角方形，类似吉山失考墓石武像的长垂裈甲，始见于宣德十年（1435）四月置办的北京昌平天寿山明长陵（包括献陵）、被命名为“朝衣冠武像”的勋臣石像[17] ,而与“朝衣冠武像”毗邻的长陵“带刀执瓜盔甲将军”石像的裈甲，犹恪守方形委角的旧制。明长陵“朝衣冠武像”膝裙之间垂落的长裈甲，其下垂的尾部出尖，整体呈颀长的倒三角形，较之前的委角方形裈甲迥然不同，实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钟祥明显陵“升格”之际“各项规制俱照天寿山”，嘉靖六年（1527）始添设的“朝衣冠武像”也承继了明长陵“朝衣冠武像”的长垂裈甲[18] ,不过，两地神道石刻的雕造毕竟悬隔百年之久，故显陵“朝衣冠武像”膝裙之间垂落的长裈甲，较长陵“朝衣冠武像”在写实性的刻画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而言，显陵“朝衣冠武像”的裈甲长垂更甚，并且其外形更肖似一尾鱼，鱼尾部两分开叉的造型尤为夸张。吉山明代失考墓石武像膝裙之间长垂裈甲的鱼形特征可谓一目了然，这与钟祥明显陵“朝衣冠武像”长垂裈甲的形制非常相似，显然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于此可见，吉山明代失考墓的年代大致与明显陵“升格”添设石像生之际的嘉靖六年相近。

2.锁子甲

吉山失考墓石武像的膝裙等部位，刻画有直径约1厘米的小铁环编缀的锁子甲。锁子甲早已见诸中国文献，曹植《上先帝赐铠表》言及先帝（曹操）所赐“环鏁（锁）铠一领”[19] ,被认为即属锁子甲。  [20]前秦苻坚遣吕光攻龟兹，时“胡便弓马，善矛矟，铠如连锁，射不可入”，这些都使前秦军士颇为忌惮。 [21]唐开元六年（718）西域康国“遣使贡献锁子甲、水精杯、马瑙瓶”[22] ,同年郭知运“又率兵入讨吐蕃，贼徒无备，遂掩至九曲，获锁甲及马、牦牛等数万计”[23] 。由于吐蕃“人马俱披鏁（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24] ,此等强悍的武备予人印象殊深，以至明人谈及锁子甲，犹以“钢丝连环甲，古西羌制，其制度即今大铁丝圈，如钱眼大，环炼如贯串，形如衫样，上留领口如穿，自上套下，枪箭极难透伤”为言。[25]

有明一朝，锁子甲不仅用于实战，也是宫禁仪卫的常服。据《大明会典》记载，其时“凡大朝贺御殿，掌领侍卫官，俱凤翅盔、锁子甲，悬金牌，佩绣春刀。 一员侍殿内东， 一员侍殿内西。 ……凡常朝御皇极门，掌领侍卫官，俱凤翅盔、锁子甲，悬金牌，佩绣春刀。直左右阑干首，锦衣卫将军二十四人……列栏杆内（栏杆二十四扇，每扇一人），勋卫散骑舍人四员，府军前卫官二十员，明盔、锁子甲，悬金牌，佩刀”[26] 。从各地馆藏的锁子甲实物与造型艺术中刻画的锁子甲形象来看，实战用锁子甲多为半身（少数配有腿裙），与宫禁侍卫披挂的锁子甲不尽相同，前者采用环环相扣延伸为整衣的“套头”或“对襟”款式，后者仍艺术性地回归中国传统甲胄“解构”的披膊、胸甲、背甲、膝裙等功能空间，更趋华丽。

明朝中叶以前，包括陵墓石刻与寺观画塑在内的武像甲胄，仍多恪守“山纹甲”的旧制，钟祥明显陵“朝衣冠武像”是明代石像生中有纪年可考最早披挂锁子甲的例证。吉山明代失考墓石武像的锁子甲与明显陵“朝衣冠武像”锁子甲的技艺特征几乎如出一辙， 一方面，均综合运用了纵横上下交错的编缀方法，使得对于身体的防护更富有层次；另一方面，锁子甲的甲环也都更细更轻，环与环之间结合处的罅隙愈趋紧密无间。凡此种种，较唐宋时期锁子甲采用横向拉伸为一环套四环的“五环相互”的平面构造，已有显著改进。在明显陵“朝衣冠武像”的甲衣表面，还见有用于填补锁子甲环与环之间罅隙的凸出状乳钉。

此外，明万历朝继张居正等之后而为首辅的吏部尚书申时行，其墓石武像的披膊、身甲、膝裙等部位，也尽为环环相扣的细密的锁子甲，锁法亦如钟祥明显陵“朝衣冠武像”与吉山失考墓石武像，并且申时行墓石武像甲衣表面也分布着用于填补锁子甲锁环之间罅隙的乳钉。

3.膝裙吊挂装置

为了在实战中更周全地防护躯体，甲胄的膝裙也有逐渐增宽加长的趋势。[27]膝裙过长虽不妨碍骑马，但却影响行走，为了应对这一弊端，至明代中期以后开始在膝裙上附设吊挂装置，借使膝裙能够收放自如。膝裙上的吊挂装置所见大致有两种：

其一，以山西平遥双林寺内的明塑韦驮像为代表，其两片膝裙的上下分别设置八瓣的花形铆钉，铆钉中心伸出挂链弯钩，用于勾吊折起的膝裙，在两片膝裙的中部均可见明显的因横向折叠所显露出的褶皱。

其二，在膝裙的上、下缘设置相向的兽首，兽首之间以口中吐出的皮带相连，皮带上设置带扣，用于收放膝裙。吉山明代失考墓石武像两侧膝裙的下缘均有倒置的兽首装饰，并有皮带自倒置兽首的口中向上伸出，可归诸此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吊挂装置入清后仍时有所见，如南京江北耿家洼清初总兵官鲍虎墓石武像、南京江宁湖熟郑府里清代失考墓石武像（已佚）以及山西浑源清道光年间的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墓石武像，仍采用这种兽首皮带扣来作为膝裙的吊挂装置。除了膝裙外，吉山明代失考墓与上述三座清墓石武像在两侧披膊亦见相同的兽首皮带吊挂装置，用于调节披膊的短长。

从构造理念的嬗变分析，兽首皮带扣的吊挂装置可随意控制膝裙与披膊的收放程度，相较在收放程度上缺少选择的挂链弯钩无疑更完善成熟，技艺的精进需要时间去探索，故吉山明代失考墓石武像铠甲上的兽首皮带扣吊挂装置，其肇现的年代理应更晚。

从上述关于石武像甲胄的细部构造着眼，不难推定，吉山明代失考墓石武像的雕造年代大致介于钟祥明显陵嘉靖六年添设的石武像乃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葬的申时行墓石武像之际，故可断言，吉山明代失考墓应属明代晚期遗存。

综上所述，对于吉山明代失考墓的探讨，已可收拢在晚明南京的时空范围内进行。以吉山明代失考墓石像生之高大精美与不寻常的造型而言，墓主显然非同凡响。然而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虽仍为南都，但由于政治地位急剧下降，除了极少数占籍南京或长年为官南京者，几乎再无高品秩的官员卜葬南京。即便占籍南京或长年为官南京者， 一旦有合适的机遇，也都不惜终老天子脚下，以明宪宗孝贞王皇后的父兄为例，孝贞皇后王氏的祖父王凤明初即占籍南京，俟王氏正位中宫，乃父王镇等随之亦迁居北京，并弃王凤已下葬的南京凤台乡祖茔，转而于北京西玉河乡别营葬地。[28]这样看来，吉山明代失考墓的墓主极可能是明朝晚期由北方南来的官贵，这其实从墓上的两种石像生的造型艺术也可管窥一二。

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终明一朝的功臣或品官墓上的石马造型，以在石马内侧设置控马官与否，可分为两种。凡石马配置控马官者，皆属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的遗存，而根据控马官与石马的位置关系又可再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石马与控马官彼此连为一体，这种人马“合体”不仅表现在石马与控马官身躯连体，也表现在石马底座与控马官底座之间的无缝连接，其中，石马腹下四足间的石料皆予凿空，控马官手牵马缰侧身伫立，如中山王徐达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东瓯王汤和墓、黔国公吴复墓、海国公吴祯墓、皖国公仇成墓与赠都督佥事的“国丈”李杰墓等；第二类为石马与控马官分别雕造，分体设置，彼此不相连属，石马腹下四足间的石料未予凿空并雕饰云纹，予人以马踏祥云之感，所见有宁河王邓愈墓和浡泥国王墓。

而未设置控马官的石马，马腹下四足间的石料多未凿空，石料表面也雕饰云纹。 [29]未配置控马官的石马在明洪武年间的功臣墓上已见不少，在永乐以后的南京更是“一枝独秀”，只是在细节装饰上有苟简的趋势。

吉山明代失考墓的石马虽未配置控马官，但紧贴石马底座的内侧尚凸出一块方石，可资承接控马官。庶几可知，吉山明代失考墓的石马在置办之初，亦欲雕造与石马“合体”的控马官。但如前所述，南京及其周边地区明墓石马得以配置控马官的情形，仅见于明洪武至永乐初短短三四十年间。因此，将吉山失考墓的石马与控马官连为一体的设计构思置身于晚明南京的时空背景下，犹如被硬生生植入般的突兀。

不过，石马与控马官的连体造型在中原北方直至明代晚期的墓上仍然不乏其例，如河南新乡明穆宗第四子、潞简王朱翊镠墓，西安秦藩第十代亲王、秦宣王朱怀埢墓，明正德年间的司礼监太监李荣墓，被移至抚顺元帅林的北京隆恩寺明代某太监墓[30] ,这些明墓神道之上的石马，均附有与石马连为一体的控马官。其中，新乡潞简王墓石马的底座与连为一体的控马官的底座也并非一块整石，而是彼此拼合而成，其间的罅隙一目了然，这与吉山明代失考墓石马内侧凸出的方石与石马底座分别雕制的情形是颇为相似的。

前文述及，吉山明代失考墓石武像一手按剑、另一手执金瓜的造型，与南京明代功臣、品官墓石武像习见的双手拄剑而立的姿态不同，最为引人瞩目。南京明墓执金瓜之石武像，除此之外唯见明孝陵，不过孝陵石武像系双手抱持金瓜，与吉山失考墓单手执金瓜置于胸前的姿态不同。放眼南京以外的地区，类如吉山失考墓石武像一手按剑、另一手执金瓜的造型，尚见于北京明长陵与钟祥明显陵神道上的“带刀执瓜盔甲将军”石像。由于显陵“各项规制俱照天寿山”，故明显陵的“带刀执瓜盔甲将军”石像造型摹袭明长陵无疑，于此可见，吉山明代失考墓石武像的造型，无论直接抑或间接都应有来自明长陵神道“带刀执瓜盔甲将军”石像的影响。

凡此种种，可证吉山失考墓的墓主，应是明代晚期来自北方、身份较高且有机缘接触陵寝禁地者，而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人，最可能的便是长年服务宸掖却又终被发落南京的大珰级柄用内臣。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财富累积日厚，以至“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31] ,于是乎礼法纲纪愈发松弛，僭越之风愈演愈烈。诚如弘治十四年（1501）礼科给事中倪议进言：“今风俗之害治者最多，而奢僭之为害尤甚。近年以来，官员、军民之家，衣服、首饰、房屋之制，婚丧、祭葬、会宴之仪，穷奢极侈，越礼犯分。甚至庶民、军余拟王公，倡优、隶卒比勋戚，名分之僭，风俗之偷，莫此为极。”[32]而受此奢僭潮流之影响，甚至“纵有质素之士，意不欲为，而习尚已成，转难立异”[33]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至高不过四品的宦官也不吝随葬官至一品才可以佩服的玉带等物，甚至在墓葬规制上也竞以“高坟大井拟王侯”[34] 。更有甚者，如嘉靖年间司礼监太监李彬私役军丁于黑山会营造寿藏，竟“起丁字大券，僭拟山陵”，虽以“大不道”的罪名遭锦衣卫都督陆炳弹劾，最终也只是为刑部“拟罪比依盗大祀神祇御用等物律”，“僭拟山陵”则只字未提。[35]庶几可见，明代中后期宦官在丧葬仪制上的僭越并非个例，具体到墓葬标识的神道石刻上也是如此。明代宦官在墓上设置神道石刻，约始于成弘之际，据端方《匋斋藏石记》著录南京聚宝山（雨花台）出土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端寿藏铭所述，弘治七年（1494）已届九十岁的安南籍宦官梁端预卜寿藏之际，不仅树木立石，亦作石门、石兽。以梁端的位望还谈不上“大珰”级别，故见诸其墓上的神道石刻，想必不会是明代宦官墓中时代最早，也不会是规制最高者。

由于明代陵寝的兴建、修缮乃至祭奠多假宦官主司其事[36] ,若皇帝宾天，柄用内臣或亦发往先帝陵寝司香。内臣总是较外官更容易涉足陵寝禁地，也可谓明代宦官墓僭用陵寝仪轨的机缘。除了文献史料之外，这方面的实例也有不少。如20世纪30年代初运至抚顺“元帅林”的神道石刻组合，迁自北京隆恩寺明代晚期某太监墓，其中包括一对石骆驼像，而有明一朝，骆驼通常被认为是只有帝王陵寝或至少是亲王墓神道方才可以享有的动物造型。再如，南京雨花台区姚南村明代失考墓之上列置石羊、石虎、石狻猊、石马、石武像、石文像共计六对十二件，以洪武五年（1372）重定坟茔制度而言，姚南村明代失考墓石像生六对十二件的数量与组合，已明显僭越了卒赠郡王的明代功臣墓[37] ,然据姚南村明代失考墓神道旁所立正德八年（1513）茂恩禅寺地产碑，可证姚南村明代失考墓的墓主实为南京司礼监太监倪文等一众宦官。除了石像生数量与组合的逾礼越制之外，姚南村明代失考墓石像生中的一对石狻猊，更是如明穆宗第四子、潞简王朱翊镠墓这样的明代亲王墓乃至明代诸帝陵之上才能见到的瑞兽形象；至于一对腰部佩剑的石武像，其双手交叠、掌心向内贴于胸前的造型，显然也是摹袭了始见于明长陵的“朝衣冠武像”。由此可见，如果吉山明代失考墓墓主系明代晚期大珰级柄用内臣，在墓上安置一手按剑、另一手执金瓜这样仅见诸明代帝陵的“带刀执瓜盔甲将军”石像，也并不让人感到太过意外。

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明代晚期的南京真的迎来过这样大珰级别的宦官吗？回答是肯定的，如前述曾督修明显陵的太监潘真就是一个髫龄侍宪宗于宸掖、值嘉靖朝革除镇守中官的大背景下仍然被简命守备南京的大珰。潘真与内官监太监余俊等一众宦官，皆葬于余俊肇建并蒙敕赐寺额的祝禧寺，其墓上原有神道石刻惜已散佚，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之际仅存石龟趺与头部残缺的石翁仲。[38]

不过，具体论及吉山明代失考墓的墓主，则万历年间权倾一时的“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司礼监太监”冯保，绝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冯保在嘉隆两朝身居枢要，也是“一条鞭法”的推行者、著名改革家张居正政治上的盟友，明神宗一度也“直以宰相待之”[39]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年（1576）工部右侍郎王槐撰西域双林寺碑拓，冯保曾在北京西直门外堪舆吉兆，并委诸名下于万历元年二月至八月董工肇建坟寺，因“寺宫相峙，丛林萃茂，故我恩公（冯保）命名‘双林’之额”。《钦定日下旧闻考》引《谷城山房集》亦云冯保曾于双林寺营建寿葬。[40]

双林寺虽然落成，但冯保却并未能将其收为自家安魂之所。据张居正撰《司礼监太监冯公（保）预作寿藏记》所述：“冯公（保）寿藏，在京城西南可二十余里，实黑山之壤，聚为太监刚公墓，刚在永乐时随成祖靖难有功，公素慕其为人，故即其地旁而卜兆焉。……前为大门，驰道属之，门内左为僧寺，以奉香火，右为护藏之宅，寺宅后为石楼各一，中为祠堂。堂后为寿藏地，缭以周垣，树之松柏，左右又各为茔兆一，左则公之名下太监王君喜辈之藏，右则公弟都督君佑之藏。其制务为朴素坚固，不事华饰，其工费则以三朝赐金为之，董工者即其弟都督君与王君喜也。工始于万历改元之九月，至二年九月而告成。”[41]庶几可知，就在双林寺落成仅一个月，冯保却改弦更张，复于京西的宦官义会之地——黑山会（今八宝山革命公墓）营建寿藏，毗邻“永乐时随成祖靖难有功”的太监刚公墓。太监刚公名曰“刚铁”，入清后也称之为“刚炳”，剔除其碑传材料中的附丽之词，则大率与燕邸内臣、靖难之役以“最敢先登”而为成祖赐名王彦的狗儿的事迹相近。由于明世宗登基后颇裁抑宦官，故一度式微的宦官群体亟欲彰显国初侪辈的忠勇事迹，以重新博取皇帝的信任，这应是刚铁墓祠在嘉靖朝以降屡经拓建修缮而香火不绝，俨然成为宦官“祖庭”的重要因素，[42]同样也应是冯保甫掌司礼监的万历元年（1573）即置地二顷一十亩为香火之资，“将刚公祠寺重修鼎新”[43] ,并改而在刚铁墓祠之侧卜建寿藏的动因。

然而世事难料，自李太后还政神宗，尤其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死之后，在内廷外朝痛失奥援的冯保，受到内官外臣的交相指摘，竟降奉御安置南京，而他历时一年在京西黑山会卜兆的寿藏，也被明神宗孝端显皇后王氏之父永年伯王伟据为己有。[44] 

冯保谪居南京后，李太后对他仍不无眷顾，明神宗则应以“老奴为张居正所惑，无他过，行且召还”[45] 。神宗这样说，或不无推诿之意，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朱翊钧心目中，冯保其实并无大过。据《酌中志》记载，“冯（保）竟谪死于江南，葬于留都皇厂，林木森郁，巍峨佳城，实天所以报忠臣也”。直至天启初，曾为冯保名下并侍光宗朱常洛东宫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犹拟奏请恤典将“葬于留都皇厂”的冯保迁葬北京，但以王安遇害未果。[46]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在明末纷乱的政治环境中，冯保并未因谪居南京而“人走茶凉”，在朝堂之上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冯保所葬之“林木森郁”的“留都皇厂”，应为明代南京内官监之属的宦官衙门所辖的皇木厂或与之相关的派出机构。有明一朝，营葬于南京的宦官墓大多位于南京南郊，故“留都皇厂”的冯保墓亦应位于南京南郊。以太监刘若愚之辈眼中的“巍峨佳城”而言，当不难想见，营建于留都皇厂的冯保墓应是非常气派宏阔的一处茔域，而吉山明代失考墓现存的两种石像生，则无论时代风格抑或僭拟山陵的造型特征，皆与冯保卒葬的背景相契合。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冯保其人必定是吉山明代失考墓的墓主，但吉山明代失考墓的墓主属明代晚期由北京发往南京安置的冯保之流的柄用宦官，是极有可能的。

作者简介：邵磊，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馆员

本文原载《南京学研究》（第四辑），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89—108页。

文 | 南京学研究

版 | 吴楚楚

校 | 吴楚楚

监制 | 徐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