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考古概要

魏正谨白宁

（原文发表于《石窟寺研究》2011年第0期）

南京栖霞山位于南京城东北22公里。自六朝以来，寺庙林立，代有增废，延绵不断，影响深远，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佛教圣地之一。栖霞山石窟位于栖霞山中峰西麓，开窟于南朝而流传至今。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重要的佛教历史文化遗产。

1998年北京大学和南京市博物馆相关专业人员组建了“栖霞山石窟考古课题组”。课题组运用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栖霞山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工作，研究了其中蕴涵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揭示了南京栖霞山石窟这一南方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在我国石窟寺研究序列中的历史地位。在《栖霞山千佛岩》石窟考古报告[1]即将出版之际，兹就这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概要如下。

一  佛教史迹沿革及石窟寺考古

栖霞山的佛教文物古迹，以栖霞寺为代表。栖霞寺是集石窟寺、舍利塔和栖霞寺院三位一体组成的综合性的佛教建筑群。自南朝始建至近代民国时期的1500余年，这一佛教史迹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概而言之，这一历史大致可以五百年为一期，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栖霞寺佛教史迹创建和发展的第一鼎盛期。起自南朝齐代（479～502年）迄于南唐（937～975年）。这一阶段栖霞寺的佛教建筑全面创制，栖霞寺由此日益隆盛，并逐步形成窟殿、寺院、梵塔、御碑相结合的综合性格局。在此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主要有：南齐隐士明僧绍舍宅建“栖霞精舍”，创立栖霞寺；南朝开凿无量寿大像窟及以千佛岩南岩为中心的窟龛造像；陈江总持书撰《摄山栖霞寺碑文》；隋文帝分送佛舍利，敕建栖霞寺舍利塔；唐代继续在千佛岩西岩、北岩和千佛岭开凿诸石窟造像，并多次妆銮；唐高宗御制《明征君碑》；唐武宗毁佛，宣宗重建；南唐重建舍利塔、重修重装无量寿窟殿等窟龛及其环境等。

第二阶段是栖霞寺佛教史迹承先启后的过渡存续期。起自北宋太平兴国年（976～983年）迄于明代成化年（1465～1487年）。主要历史事件有：北宋太宗、真宗、哲宗三次敕改寺名；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重刻南朝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两宋名人游历题刻众多；宋金之战对建筑的破坏；明太祖赐额赐租复振栖霞寺；明前期陆续对寺庙建筑进行局部修缮维护等。

第三阶段是栖霞寺佛教史迹发展的第二鼎盛期。起自明代中期成化年（1465～1487年）以后，迄于民国（20世纪前期）。这一阶段是栖霞寺佛教史迹经过宋元500年的相对沉寂之后，又一次振兴，发展扩大，并达到鼎盛时期。本期主要有三次大规模的维修和重建活动。第一次在明代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1522~1620年）。重建扩建栖霞寺院；全面修缮千佛岩佛岭石窟，重装佛造像；整治石窟和舍利塔区域的环境，进一步提升了无量寿窟殿的中心地位。第二次在清高宗（1736～1795年）南巡期间，在修建高宗皇帝行宫的同时，整治环境，维修窟殿和寺院建筑。第三次是20世纪初期的修缮活动。其中，佛造像的装饰，由于用水泥涂缮，面貌被彻底改变；舍利塔的维修，则因有刘敦祯等建筑学家主持，得以科学地进行。

现存栖霞寺佛教建筑群的基本格局，是在南朝及隋、唐代遗迹的基础上，经过明代和清末民初改造所形成的状况。

在栖霞山佛教史迹1500年的历史中，栖霞山石窟寺始终处于中心地位。稽其兴废，则有两次开窟高潮和两次修缮高潮。两次集中建造石窟时期，第一次在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之初的南朝齐、梁二代，第二次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前期。这些石窟造像以其高度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成为了民族的文化遗产。两次大规模的全面的修缮时期，第一次在公元16世纪末的明代中期隆万年，第二次为近代民国时期。明代的修缮以石窟窟体维护为主，对石窟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民国的修缮则以造像为主要对象，使用水泥封固、重塑造像躯体，对珍贵的石窟造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令人扼腕痛惜。

南京栖霞山的石窟造像，集中开凿于栖霞山主峰的西南部。石窟的分布，以地理位置划分，有千佛岩和千佛岭两个自然区域。千佛岭石窟区，分布在千佛岭南侧岩壁和纱帽峰周围。现存大小窟龛208座，造像323身。千佛岩石窟区，集中在千佛岩的下部岩壁，在位置上与栖霞寺院和舍利塔连成一片。现存大小窟龛共计82座，造像240身。千佛岩区的岩面石壁相对比较完整，集中了现存的全部南朝石窟和部分唐代石窟，具有完整性和典型性特征。该区域考古工作的完成，将能够基本了解栖霞山石窟的面貌特征，并为千佛岭区域的进一步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本次考古工作集中于千佛岩石窟区，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图2 西岩石窟

图3 南东岩石窟

图4 南朝石窟以大像窟为中心

本次考古工作根据窟龛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依据事先确定的规则，对现存石窟进行了正式编号。确定千佛岩石窟区共有石窟29座，编号为第1窟至第29窟。其余为编号石窟的附龛，编号为窟号+附龛号[2]。千佛岩区石窟分布密集有序，可分为北岩区（图1）、西岩区（图2）、南东岩区和东岩区。现存南朝石窟主要位于南东岩区（图3）,最大洞窟编号为千佛岩第19窟，今称“三圣殿”，又称“无量殿”。“殿依山以石筑成，中镌无量寿佛，及观音势至二菩萨，宏伟庄严，盖千佛岩中之冠冕也”[3]。这一片石窟群即以该大像窟为中心，分别向东南、向西、向北开凿，窟龛布局有序。大小相间，高低错落，甚为壮观（图4）。

二  南朝石窟形制及造像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之一。千佛岩南朝石窟的考古工作采用类型学分析法对石窟形制结构和造像组合形象进行了类型划分和分期研究，并得出了初步的结论性意见。千佛岩现存南朝石窟共计十六座，其中第27窟现仅存窟右侧一座天王造像，原窟已无存。因此在对南朝石窟的窟型和造像作类型学分析时暂将第27窟搁置在外，而按十五座窟进行排列，在最后进行综合分期时，则比对其右侧的第26窟予以考虑。下文就石窟形制类型和造像类型分别简述如下。

千佛岩现存南朝石窟形制相对比较简单。类型分析以洞窟平面形态为主，综合窟口、窟顶的形状，将其划分为四种型式，即横椭圆形窟、品字形窟、方形窟和马蹄形窟。其中横椭圆形是南朝石窟的基本型式。

A型平面横椭圆形窟

本型窟窟内平面为横椭圆形，共有八座。窟号为第18、19、20、21、22、23、25、26窟。窟内四壁之间基本呈弧形交接，正壁及左右侧壁上部向内弧拱。窟顶呈穹隆形，穹隆的弧度一般较为缓平。

窟口形制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凿有尖拱形窟门，包括第21、25窟两座小窟；另一种包括本型的其余六座窟，均为栖霞山的大中型窟，两侧窟壁前部内收，窟前壁均已不存，推测窟口的基本形制为圆拱形敞口[4]。

本型最大窟为第19窟，窟内宽920厘米、深620厘米、高1148厘米。本型最典型窟为第26窟，窟内宽205厘米、深160厘米、高297厘米。

本型洞窟窟内坛座设置不一，细分有四种：

其一，第19、20窟。正壁设通壁坛，坛高而宽，前壁雕有叠涩。坛面平整，或略前倾，不设佛座。正壁坛前两侧紧贴侧壁处设有半圆形莲座。侧壁不设坛。这是一佛二菩萨组合中最为简洁的坛、座形式，当可认为是该型石窟内制初创之制。

其二，第22、26窟。正壁设通壁高坛，坛中部设方形高座。正壁坛前紧贴二侧壁设半圆形莲座，有的还在正壁坛上二侧设有莲座。这一内制基本同于上一种坛座形式，仅正壁坛中部出现带有叠涩的佛座。

其三，第18、21窟。正壁设通壁坛，坛上设座，座前部两侧有叠涩，坛前两侧紧贴侧壁处设半圆形莲座。莲座前部沿两侧壁设有低坛，坛面狭窄，其上无座亦无像。这一内制的正壁坛座的设置与第22等窟的形式同，侧壁设有窄坛是其特点。

其四，第25窟。正壁未设坛，仅中部设方形高座，两侧壁后部各设半圆形莲座。这一内制比较特殊，似为第22等窟设置的一个变例。

B型平面“品”字形窟

平面“品”字形窟仅第24窟一座窟。其窟平面呈“品”字形，窟顶为弧度平缓的四隅券进式，窟口推测当为圆拱形敞口。口外两侧各置一座力士像龛。窟内正壁及两侧壁各凿通壁大龛，各龛平面均略呈横椭圆形，龛敞口、前沿平直，壁面弧拱，顶穹隆形。

龛内通龛设高坛，坛上设带叠涩的方形高座，后部两侧贴壁设圆形莲座。窟内宽404、深307、高342厘米。

C型平面方形窟

平面方形窟包括第5、10、12、13、15窟等五窟，均为窟形规正的小型窟。各窟大小相类，其中第12窟与第13窟左右并列，具双窟形态。本型窟窟内平面略近方形，窟顶为顶面平缓的穹隆形。窟口外层圆拱形，内层凿有长方形门框，门柱、门槛上凿有安装窟门的凸榫或榫孔。窟前地面多略呈横长方形，修整平坦，类似窟之前庭。以第12窟为典型，窟内宽110厘米、深85厘米、高125厘米。

本型窟的内制比较复杂。通制为窟内三壁设有二层环坛，侧壁坛未通前壁。正壁二层坛后部设有通壁高坛，高坛中部前凸设为座，座前有莲踏。

D型平面马蹄形窟

平面马蹄形窟仅第28窟一座窟。本型窟内平面后弧前方，呈马蹄形。四壁上部向内弧拱，窟顶呈较高的穹隆形。窟口高圆拱形，雕凿方形门柱和半圆形门额，额正面雕有叉手梁架形象（图5）。

窟内正壁设通壁高坛，无座，坛前壁雕饰并列的二座壶门。其形宽扁，上缘呈多曲形。窟内宽153厘米、深148厘米、高200厘米。

D型之第28窟独立于千佛岩东南岩山顶。窟有题刻“中大通二年□□八月廿三日作”，是千佛岩石窟群中现存唯一有确切纪年的窟。

（二）石窟造像的类型分析

栖霞山南朝石窟的造像类型相对比较单纯，本文将其分为单铺组合形式及佛造像题材内容两个部分进行分析。

1.单铺组合形式

十五窟窟内造像组合均为单铺组合形式，正壁主尊一佛，三壁合为一铺。其中第24窟窟内分为三龛，以各壁大龛为单位，则龛内亦均为一单铺组合。这一组合形式按像的数量等级划分为A、B、C三型。

A型一铺三身像

窟内造像形式为一铺三身像的窟共有七座，窟号为第18、19、20、21、24、25、26窟。

七窟中有第19、20、21、24、25、26窟等六座形式相同，均为一佛结跏趺坐于正壁坛座，二菩萨立于坛前两侧圆形莲座。大型窟第19窟，主尊像坐高798厘米（图6）。菩萨像水泥涂覆，左像立高658厘米，右像立高620厘米。中型窟以第24窟为典型（图7），像失原头，正壁龛主尊像自颈至坛面坐高102厘米，左菩萨像自颈至座立高93厘米，右菩萨像自颈至座立高87厘米。

图8 第18窟主尊及菩萨

第18窟为二佛二菩萨，正壁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座于高坛，二菩萨立于坛前两侧圆形莲座（图8）。主尊右像上部残失，主尊头已失，左像自颈至坛面坐高93厘米。左菩萨像自颈至座立高128厘米，右菩萨像自颈至座立高132厘米。

B型一铺七身像

窟内造像形式为一铺七身像的窟共有七座，窟号为第5、10、12、13、15、22、23窟。

第22窟，七身像为一佛二弟子四菩萨。正壁坛中部一佛结跏趺坐，两侧各立二像，后为弟子像，前为菩萨像，均立于莲座上。两侧壁各设一身菩萨像，立于莲座上。正壁主尊像已失头，自颈至坛面坐高150厘米。

第5、10、12、13、15窟等五窟，七身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正壁中部为倚坐佛像，座前设双狮一炉，主尊两侧各一弟子立像。两侧壁各立二像，内身菩萨，外身力士，皆立于坛上。各窟造像大小体形相类。例如第12窟，正壁主尊像坐高75厘米。

C型一铺一身像

窟内设置一身像者仅第28窟。窟内正壁一佛结跏趺坐。门前两侧设有方形台座，座上蹲踞双狮。主尊失头，自颈至坛面坐高80厘米。

2.佛造像型式

十五窟按佛像坐姿分为结跏趺坐佛和倚坐佛二型。

A型结跏趺坐佛

窟内造像主尊为结跏趺坐佛者共有九座窟，为第18、19、20、21、22、24、25、26、28窟。其中能够识辨原凿衣纹者见于第18、19、20、22、24、26、28窟等七窟共十尊佛像（其中第18窟有二佛并坐，第24窟三龛各有一尊佛像，共3尊），基本形象为：正壁主尊一佛结跏趺坐；有宽大的舟形身光和中心雕饰莲纹的圆形头光；佛装大衣轻薄宽绰，胸前衣缘简约下垂，衣摆垂覆坛座，衣纹衣褶层次繁复等。按主尊佛装式样划分，又可将本型分为AI、AⅡ、AⅢ三个亚型。三个亚型的主尊分别着长椭圆形垂缘式大衣，通肩式大衣和左右缘对称下垂式大衣[5]。

AI亚型结跏趺坐佛着长椭圆形垂缘大衣

本亚型有第18、19、20、22、24窟等五窟八像（第18窟二像，第24窟三像）。衣缘长垂，上身衣纹呈多层波纹状；衣摆宽大，下垂覆盖坛座，衣纹繁复而有层次，下端卷作圆涡状。壁面凿有宽而高大的舟形身光和雕刻精致莲纹的圆形头光。

该五窟八像佛装的长椭圆形垂缘和覆坛座衣纹的式样又略有区别。第19窟主尊像，胸前长椭圆形垂缘深长，及于腹部。覆坛衣纹二层，其中部作多层同心圆式折褶，两侧衣纹铺开，呈规则的多层竖向折褶（图6）。第18窟主尊左像，长椭圆形垂缘垂及胸腹之间。覆座衣纹形式与第19窟接近，为中部作同心圆式折褶状。第20、22、24窟三窟五像，长椭圆形垂缘垂及胸腹之间。覆座衣纹三层，外层作三分垂覆，均为多道竖直折褶，下缘呈尖角状。

AⅡ亚型结跏趺坐佛着通肩大衣

本亚型仅见第26窟主尊像。衣缘缠绕于颈下，胸前作多层波纹状衣纹折褶，衣缘自小臂两侧下垂。衣摆垂覆座前，衣纹内外三层，外层作三分垂覆，衣褶竖向、较密，下端尖角状。壁面凿有宽大的舟形身光和雕饰莲纹的圆形头光。

AⅢ亚型结跏趺坐佛着左右缘对称下垂式大衣

本亚型仅见第28窟主尊像。衣缘垂直于胸前及腹部两侧，上腹中部结有衣结。衣裙轻薄，裹于腿上，未见裙摆向前垂覆。壁面凿刻有雕饰精致莲纹的圆形头光。

B型倚坐佛

窟内造像主尊为倚坐佛者共有六座窟，为第5、10、12、13、15、23窟。基本形象为主尊正面端坐于高座，双手拊膝，两腿垂于座前，脚踏莲踏。现存造像多为水泥覆身，衣饰无辨，佛装式样不明。主尊身后壁面有圆形头光，形制简约而显草率，中央均无莲花纹饰。

佛座前的设置有两种式样。其中第23窟佛座前的莲踏为半圆形，踏下未见踏床。莲踏前仅设一炉，炉之两侧未见狮子设置。第5、10、12、13、15窟等五窟佛座前的莲踏较高，圆形，下有扁长方形踏床。莲踏前的低坛上均设置双狮一炉。炉体圆形、较扁，上无盖，下有蹄形三足。

三  南朝石窟的分期与年代

综合上述对南朝石窟形制和造像型式两个方向的分析，可以将南朝十六窟分为前后两期。

（一）第一期南朝石窟共有八座，为第18、19、20、22、23、24、26、27窟（其中第27窟比照相邻的第24窟，暂列为第一期窟）。八窟顺列于千佛岩南岩和东南岩下部，占据着千佛岩最好的位置。所处岩壁高耸直立，石质坚硬；视野开阔疏朗，清泉绿树相宜。上文对于窟、像型式的分析，表现出八窟基本特征的同一性。首先，窟龛形制规范统一。八窟均为窟顶呈穹隆形、平面呈横椭圆形、窟口外敞的大中型窟，亦为千佛岩石窟之中凿制最为规正的一类窟。八窟平、立面造型一致，窟内高敞，尺度合宜。窟内坛座设置简洁，基本形式为正壁设通壁高坛，坛前两侧设莲座。第二，造像形制富有时代特点。造像的题材类型有结跏趺坐佛和倚坐佛两类，而以结跏趺坐佛为主。造像的组合类型有一铺三身和一铺七身两类，而以一铺三身——即一佛二菩萨为主。造像的佛装类型有长椭圆形垂缘和通肩大衣两类，而以长椭圆形垂缘大衣为主。佛装衣摆宽大，垂覆坛（座）前，上身衣纹呈波浪形，轻薄贴体；覆坛衣纹呈多层竖褶，繁复而柔软。菩萨上身巾带交叉，下部衣纹作多层三角形外敞。

根据窟龛和造像型式的具体区别，第一期八窟可以细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段仅有第19窟，该窟是千佛岩唯一的大像窟，也是具有标准性特征的南朝大窟。其窟形制和大像的特点，是研究南齐石窟形制与造像特征的基础。第二段为其余七窟。其中第20、22、24、26、27窟五窟均为中型窟，与第一段的第19窟比较，窟的基本形制、造像组合的基本设置以及像衣纹的基本特征都是一致的。惟正壁通坛及壁面小龛、化佛设置，佛装衣纹及背光形式等有所变化。第18窟是毗邻第19窟西侧的一座重要洞窟，窟、像形制与第19窟基本一致。主尊像为二佛结跏趺并坐，两侧壁凿有低矮的窄坛等，是本窟的特征。第23窟为本期除第19窟外规模最大，亦占据着千佛岩东南向的中心位置。虽损坏比较严重，仍可见其窟型与同期窟的一致，然主尊为倚坐佛，造像题材类型不同。由此可将第一期八窟的年代序列排定为第一段的第19窟——第二段的第20、22、23、24、26、27窟——第二段的第18窟。

（二）第二期南朝石窟亦有八座，为第5、10、12、13、15、21、25、28窟。根据石窟位置及其型式，八窟亦可分为两段（与上述第一期连续，定为第三、四段）。第三段为位于西岩中部的五窟，即第5、10、12、13、15窟。五窟均为小型窟，形制与造像形制相同。窟型均为顶呈穹隆形的方形窟，窟口圆拱形，内层凿出长方形门框，窟前地面平整。窟内三壁环二层坛。五窟窟内造像组合相同，均为一铺七身，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主尊为倚坐佛，背有圆形素面头光，主尊座前有双狮一炉。第四段为第21、25窟及第28窟。第21、25两窟位于第20、24窟上层、第23窟两侧。两窟均为小型窟，第21窟侧壁斜直外敞，局部改变了横椭圆形窟的规正形制，第25窟窟口保存完好，雕有尖拱形龛楣和门柱、门外两侧设有双狮。第28窟单独位于南岩上部，窟的位置、型式和造像设置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为高穹隆顶、平面马蹄形窟型，窟口凿成长方形，半圆拱形门额正面雕出人字形叉手。窟口前凿出前庭，两侧有蹲踞于方形台座上的双狮。窟内仅一尊坐佛，结跏趺坐，背壁雕有莲纹头光。佛装为左右缘对称下垂式大衣。

第二期八座石窟的形制和造像题材、组合均有差异，呈现出小型化、多样化的面貌和趋势。八窟均为小型窟，窟形较为方正，窟口凿刻较为精致，多数设有方正的窟门，并且广泛出现双狮题材等，表现出它们之间时代上的联系。与第一期石窟相比，继承和发展关系十分明显。特别是第三段五窟的以倚坐佛为主的一铺七像设置及双狮题材，与第一期的第23窟题材相同，显示出这一种题材在南朝石窟前后两期具有连续性，这一连续性并为其后的唐代早期窟所沿袭。第四段的第21、25两座窟位于岩之东南壁，与第一期诸窟位置相近，在窟形和窟内壁面小龛、化佛、莲花壁饰等设置上亦与第一期窟具有共同点。第28窟窟内坛形、莲纹头光和主尊衣纹与第一期接近。马蹄形窟平面及坛上雕饰壶门等特征，则为第一期未见，而且为唐窟所继承。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第二期八窟的年代序列应排在第一期之后的南朝较晚时期。

南朝石窟分期表

关于栖霞山千佛岩南朝石窟的开凿，碑刻文字及南京的地方文献多有记载。其中，以南朝陈《江总碑》和唐《明征君碑》最为翔实可信。《明征君碑》建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碑文是高宗李治所撰，唐代著名书法家高正臣书，王知敬篆额。碑阴面镌刻大字“栖霞”，传为唐高宗亲笔。碑今保存完整，花纹雕刻及文字均甚清晰。现立于栖霞寺前，建有碑亭保护。《江总碑》建于南朝陈至德四年（586年），由济阳江总（字总持）撰，京兆李霈（亦记“车霈”）书。原碑后毁，碑文有著录。此次配合石窟寺考古进行的发掘中，其原石残件得以出土，尚存部分文字，弥足珍贵。关于南朝石窟始建情况，二碑记载如下。

新出土的《江总碑》南朝原碑残件碑阴记有：无量寿佛“坐高三丈一尺五寸，通坐四丈，含髻头长八尺五寸”，“手长六尺九寸，两膝相去二丈五寸”，“并二菩萨立高三丈”，并记有捐资修建者为“齐文惠太子随喜齐豫章献王随喜齐竟陵文宣（王）……明宝寺十五人”。[8]

两碑以上录文说明，栖霞山南朝石窟开凿之始，是出于明征君之愿，然征君未能实施，而由其子明仲璋与法度禅师在齐永明年间完成的。

向达、宿白在上世纪已考定，现存第19窟作为千佛岩唯一的大像窟即为法度修造的南朝第一大窟，窟内大像即为千佛岩首凿之无量寿佛造像。开凿年代应为齐永明二年（484年）或稍后不久[9]。

此次考古中，以《江总碑》所记造像尺寸，校之于第19窟现存之无量寿大佛及二菩萨，基本相合。《隋书·律历志》，梁法尺一尺合24.7厘米，国家博物馆藏出土南朝鎏金铜尺长25.2厘米。以此换算，《江总碑》记主尊像“坐高三丈一尺五寸”，合778.05厘米或793.80厘米，实测现像高798厘米；记主尊像“通坐四丈”，合998厘米或1008厘米，实测现像自髻顶至坛底部通高1014厘米；记“二菩萨立高三丈”，合741厘米或756厘米，实测左菩萨高658厘米，右菩萨高620厘米。

以上考证说明，第19窟即千佛岩最早开凿的第一大窟。大佛的镌造是在南齐文惠太子和诸王兄弟共同襄助支持下，由高僧法度禅师完成的。其工细腻精湛，其形圆润端庄，极富皇家气度。至齐太子、诸王建造这一座无量寿佛的缘起，推测极有可能是太子、诸王为其父齐武帝所作功德。

与第19窟同属第一期的第18、20、22、23、24、26、27窟等七窟，同处一个区域，并具有共同的形制及造型特征。开凿年代当大略相当。上述二碑也有相应记载。

《明征君碑》记：“文惠太子及竟陵王或澄少海之源，朝宗於法海；或茂本枝之颖发，萌枑於禅枝。咸舍净财，光隆慧业。时有沙门法度，为智殿之栋梁，即此旧基，更兴新制，又造尊像，十有余龛。”[10]

《江总碑》记：“齐文惠太子、豫章文献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开发，信力明悟，各舍泉贝，共成福业。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闺内德，齐雍州刺史王奂方牧贵臣，深晓正見，妙识来果，并于此岩阿广抽财施，琢磨巨石，影拟法身。”[11]

出土《江总碑》原碑碑阴残存铭文同时记有在无量寿佛大窟开凿之后不久又凿有“东第一龛”、“东第二龛”、“东第三龛”、“弥勒下生龛”、“迦叶龛”等窟龛。位置皆以第19窟为中心进行记录。造像类型和尺寸与第20、22、24、23、18窟等五窟相比对，亦大体互相对应。

据此，可以比较确切地推断，第19窟大像窟两侧，与之同列为第一期窟的现存诸窟，当即为文献所载，“（法度）又造尊像十有余龛”[12]之中的尚存部分。其建造亦与齐竟陵王萧子良、鄱阳王萧宝寅、宋太宰内霍夫人、雍州刺史王奂、临沂令明仲璋等齐王室成员和相关官员有关。法度禅师圆寂之期，《江总碑》记为齐建武四年（497年），《高僧传》记为齐永元二年（500年），因此，由他主持镌造的第一期八窟均为南朝齐窟，其年代上限当为公元484年，下限当为公元497年～500年之间，至迟不会晚于公元500年。而以第19窟无量寿大窟为开山之作。

第二期八座石窟的年代，属于第四段的第28窟，有“梁中大通二年造”的纪年题记，此窟年代为中大通二年（530年），应无疑义。与该窟同为第四段的第21、25窟，年代亦当接近中大通二年（530年）。第三段的第5、10、12、13、15窟等五座窟，相对年代晚于第一期诸窟，而早于第二期第四段诸窟。由此推断第二期八窟均为南朝梁窟，年代上限约为公元502年以后，下限为公元530年。而以保存有梁中大通二年（530年）纪年铭刻的第28窟为结题之作。

四  栖霞山南朝石窟的考古学意义

南京栖霞山石窟的考古工作是由宿白先生倡议的，并且全过程都在先生主导下进行。工作的理论根据是先生创立的石窟寺研究体系和石窟寺考古学方法论，《中国石窟寺考古》和《南朝龛像遗迹初探》是工作的基本指导文献。经过十年考古研究，栖霞山石窟的基本面貌和石窟研究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已经比较清晰。南京栖霞山石窟，尤其是位于千佛岩区域的南朝石窟，在我国石窟史上据有重要地位。我国石窟寺的建造与发展，可以分为四大区域，南方地区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南方佛教崇尚经学的研究，向无开窟造像的传统；加之历史时期的损坏，留存至今的石窟造像已所剩寥寥，南京栖霞山石窟则是唯一一座具有典型意义的南方石窟寺。由石窟寺考古学的角度分析，这一座石窟寺之所以典型与珍贵，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石窟群保存着大量初始遗迹，尚可稽考石窟、造像的南朝原貌；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该石窟寺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具体内涵，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从石窟建造的时间节点和造像的风格方面，考察栖霞山南朝石窟在我国石窟史上的位置与贡献；二是从石窟建造的皇室背景和造像的艺术水平方面，考察栖霞山南朝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造诣；三是从石窟造像的题材特征方面，考察栖霞山南朝石窟所反映的江南地区佛教信仰的某些特点。

以第19窟大像窟为中心的第一期八座南朝石窟，是南京栖霞山开凿最早的石窟，绝对纪年为南齐晚期的公元484年至500年。这一年代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即略晚于云冈石窟最早的昙曜五窟，而早于龙门石窟最早的宾阳中洞。云冈石窟开窟的年代，正是北魏政权笃信佛教，弘扬佛法的盛期。大批僧众在全国活动，其中许多高僧、工匠来到南朝文化发达的首都建康，栖霞山石窟建造的理念、规划和工程技术与这些云游南方的僧人当有直接的关联。

图11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宿白在《南朝龛像遗迹初探》文中详细考证了刘孝标等人在北南之间往返交游的情况，以此为典型例证说明了北魏僧俗人士在南京栖霞山石窟建造中确实发挥过重要的作用[13]。至北魏后期龙门石窟开始建造期间，南北双方的佛教文化更已得到新的发展，互相之间的人文、技术交流当更为密切。以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进行考察，可以说明栖霞山现存八座第一期石窟及其造像的面貌，对于上述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真实的诠释。这种联系是在继承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方向与佛教本土化这一当时的主流趋势是一致的。在此次发表的考古报告中已经详细的描述了以第19窟为代表的南齐石窟及其造像的面貌，分析了风格特征及其发展脉络[14]，本文列举一二，略作说明。栖霞山南朝一期石窟佛造像的衣纹，与云冈、龙门的北魏石窟在雕刻技艺、纹饰样式上是一致的，而在质感风格和纹饰的细部表现方面则有所区别。如图9、图10、图11所示，三地三座佛造像——云冈第19-2窟的西壁倚坐佛、栖霞第24窟正壁坐佛、龙门宾阳中洞正壁坐佛，裙摆的衣纹几乎完全一致，但其质感则表达出不同的意境。云冈者显凝重厚实，栖霞者略显轻薄飘逸，龙门者似有承继栖霞之风的迹象。这既带有地方性的特点，亦似反映着雕刻技法逐渐细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佛造像的头部雕刻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如图12、图13、图14所示[15]，三者面相均以慈和为本，而在质感方面，或者面部瘦长而劲健有诸王兄弟的主导和赞助下建造的，推测是为其父所作的功德佛事。第二期当萧梁时代，其时栖霞山是皇帝瞩目的佛教圣地，三论宗的道场。直至南陈时代，栖霞山仍是太子、宰相崇佛论道、优游社交的重要场所，著名的《江总碑》就是其间盛事的写照。栖霞寺及栖霞山石窟的显赫背景，对于石窟寺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影响力涵盖了精神的、物质的、技术的诸多方面。

首先，栖霞山石窟的开窟壮举，在当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据史料记载，隐士明征君自舍宅为栖霞寺建立佛教场所以后，即力图开山造像[16]。但是直到其子明仲璋以临沂令身份进行谋划，此事才得以开展，其间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齐皇室的支持、参与、资助当是困难得以克服，福业得以进行的关键性的因素之一。

第二，皇室背景为石窟的规划建造输入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一个重要例证是，宿白先生在《南朝龛像遗迹初探》文中曾经指出南方佛教信仰的一个特点是同时信奉无量寿佛和弥勒佛，生世富贵与死后赴龙华均为人生之需[17]。南方社会的这一种重要思想特征，在栖霞山南朝石窟的两期之中表现是明显而清晰的。

第三，上流社会的支持，保证了能够聘请高僧大德、社会名流参与石窟造像的规划、设计工作，能够聘请北南两方的优秀工匠负责实施这一工程，从而保证了工程的规范性和高质量。其中堪称南朝石窟寺标准像的第19窟无量寿佛大像就是典型，这尊由向达、宿白先生经过缜密考证，认定为文献所载南齐永明年间明仲璋与法度首于西峰石壁镌造的无量寿佛大像[18]，造像身体比例精确，面容丰满端庄，双肩宽厚平直，身着大衣，呈结跏趺坐状，手示禅定印。是以娴熟的镌工技艺塑造出的一位君临大众、庄严慈祥的圣者形象。没有当时顶级高手，这一尊大佛像不可能如此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