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曾水源墓: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的唯一孤冢

1953年10月23日，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学生贺乐龄，在南京市鼓楼区戴家巷睦寡妇山寻采标本时，被一块半埋于枯叶下的青石残碑绊倒。他随手扒开浮土，碑面“天朝元勋曾水源之墓”九字赫然显现。

少年不会想到，这一偶然发现，竟让一位被历史尘埃掩埋98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青年丞相重新走进学界视野；更让全国迄今唯一保存下来的太平天国高级官员墓葬，在历经战火兵燹、城市变迁之后，得以完整留存。

贺乐龄发现残碑后，随即告知其父、时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贺昌群，以及南京大学教授、太平天国历史研究权威罗尔纲等学者。专家依据《贼情汇纂》《天国志》“曾水源官天官正丞相”记载，结合碑刻尺寸、书体、回纹边饰，确认其为太平天国遗物。1954年，南京市文管会加建汉白玉保护框；1975年按原制重修冢体、罗城、台阶、墓亭，占地2580平方米；1982年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划定建设控制地带，纳入《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1982年以来，墓园先后成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委党校等20余所高校的现场教学点；2021年入选南京市“十大红色地标”，年均接待参观者3万余人次，成为爱国主义与廉政教育的鲜活教材。

1830年，曾水源生于广西武宣县仁义里。其父曾玉秀，为乡间“蒙馆”先生。水源少年时便“善属文，尤工小楷”，十六岁即代父授课，乡人呼为“小先生”。1848年3月，冯云山游平南花洲，与曾水源夜谈，“奇其才”，劝其加入拜上帝会，命其掌管文书笔札。曾水源携母亲、弟弟及妻女全家入教，变卖家产铸造兵器，成为太平天国早期“团营”骨干。

曾水源早年留有诗作《凤尾拖琴》，全诗为：“凤尾拖琴过草堂，高山流水韵悠扬。知音若遇钟子期，一曲瑶琴万古香。”“凤尾拖琴”是一种形象比喻，通常指竹子（凤尾竹）在风中摇曳，姿态声响宛若携琴而行，亦可形容山川地势的形态。曾水源借景抒情，诗中运用了“高山流水”和“钟子期”典故，抒发对知音的渴慕、对自身抱负的期许。相传此诗是曾水源随太平军路过广西全州时，见景生情所作。诗中既有文人的雅致，也隐喻了起义者希望遇到“知音”（理解其事业的民众或明主）、成就一番功业的宏大志向。

1851年1月11日，广西金田起义爆发。曾水源随洪秀全离开广西，任“御林侍卫”，职司“拟撰诏书、批答奏章”，与洪、杨“不离跬步”。因军功不彰，受到同僚轻视，曾水源“耻为书生”，主动请缨奔赴战场。

1852年7月27日，西王萧朝贵率轻骑1500人奔袭长沙，曾水源担任“掌书记”。8月初，太平军连克永兴、安仁、攸县、醴陵，于石马铺歼灭清军2000人。初八日兵临长沙城下，西王萧朝贵中炮重伤，曾水源与林凤祥、李开芳等人飞骑求援，并亲率敢死队抢夺蔡公坟要地，阻击清军援军。此役历时81天，虽最终未能攻克长沙，却让曾水源一战成名，由“曾书办”一跃而为“曾将军”。九月，升任“伸后副侍卫”；11月克岳州，受封“土官正将军”，开始独领一军。

1853年3月，太平军占南京，改名“天京”。曾水源随东王杨秀清入城，三月升“检点”，四月升“东殿左丞相”，十月改任“天官又正丞相”，位列六官丞相第二，并赐“黄袍”——这是太平天国文官的极高荣誉。当时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曾水源留京“总揽东殿章奏”，凡军事、民政、礼仪、狱讼，皆先经其手，再呈东王，权势之盛，一时无两。

1854年2月，杨秀清为拓展军功，命曾水源率兵攻打东坝（今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地处苏皖交界、胥河之滨，是太平天国时期天京南侧的关键军事要隘）。因雨雪延误战机，又遇清军水陆夹攻，全军溃败。曾水源被革职，囚禁于“东牢”，史称“东坝之狱”。

同年10月，北伐主将杨正潮战死镇江，东王重新起用曾水源“戴罪立功”，再授“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出狱后，仍执掌东王府文书事务。

1855年6月，杨秀清患眼疾，东殿女官私下议论：“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曾水源、李寿春听闻却未上报。7月21日，东王假托“天父下凡”，以“知情不举”之罪，将二人斩于市。曾水源时年25岁，朝野上下皆为之称冤。

1856年天京内讧，杨秀清被杀；1859年干王洪仁玕主政，奏请为曾水源平反昭雪，遂有睦寡妇山改葬立碑之举。

太平天国庚戌（1850）起，设立“诏书衙”“簿书衙”，专掌文书。曾水源、曾钊扬、何震川等人成为最早的一批“职业秘书”。“太平天历”癸好三年（即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各王均设置“殿簿书”，以王府规模最盛，史称“东殿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文书官员地位骤然提升。

太平天国“以战功为升迁唯一标准”，曾水源等文官为跻身高层，不得不“请缨上阵”，形成“文官军功化”；而武将如林凤祥、李开芳亦需“具禀”请战，呈“行军日记”，又呈现“军功文官化”。曾水源正是这一双向流动的典型：先以文墨得宠，再以军功晋爵，终因文书细故被杀，其命运折射出农民政权“重军轻文”与“以文制军”的内在张力。

东王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实行神权统治，对文书官员要求绝对忠诚。曾水源第一次下狱缘于“诏书有错”之辩，第二次被杀则因“闻言不奏”，均带有“文字狱”性质。朱从兵教授指出：“太平天国文书官员的结局，标志着农民皇权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最后排斥。”

清咸丰五年六月初八（1855年7月21日），曾水源被斩于天京（今南京）小营刑场。是夜，其族侄曾启彬与东王府旧僚李俊良等四人，用薄棺收殓遗体，雇小舟溯外秦淮河，至今挹江门内附近僻野睦寡妇山草草掩埋。选择此地，一是因此地荒山旷野、人迹罕至，可避杨秀清余党耳目；二是因山形“盘龙卧虎”，符合客家人“藏风聚气”的风水观念。

埋葬曾水源的睦寡妇山

此后，1856年天京内讧爆发，杨秀清被杀，洪秀全下诏为曾水源平反。1859年7月（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六月），曾启彬奉旨改葬，立青石墓碑，阴刻四行其文曰：

“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人　天朝元勋曾水源之墓　男启彬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六月吉日重修”。此碑高97厘米、宽49厘米、厚9厘米，“太平”二字因碑身残缺而佚失，成为后世鉴定的重要依据。该碑原件现藏于南京瞻园内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下令“凡长毛逆迹，悉令夷毁”。相传曾水源墓却因一段“梦示”插曲得以幸存：坊间刻本《江宁风物志》载，曾国荃夜梦神人诫其“掘曾水源冢即自坏曾氏风水”，遂密令弁兵“护而不毁”。民国以后，墓丘渐被荒草淹没，当地居民称其为“状元坟”，却不知墓主详情。

全国经科学发掘且与文献记载完全对应的太平天国高级官员墓，仅此曾水源墓葬一例。其墓碑、墓制、出土物，为判定太平天国爵职、书法、葬俗提供了典型标尺。

墓道前的“天朝元勋”石碑

曾水源墓坐东朝西北，取“魂归故乡”之意（广西在南京西南，然客家葬俗多以东为尊）。墓园平面呈“前方后圆”：前部为44级台阶与墓亭，象征“四象四维”；后部为圆形罗城，直径8.6米，城顶覆土植草，喻“天圆地方”。

曾水源墓冢高1.5米，下承莲花纹石座，为太平天国典型的“佛化”装饰元素，亦含“出淤泥而不染”隐喻。罗城内壁嵌12方小青砖，模印“天官赐福”“太平天国”吉语，系1975年重修时从江宁征集的同期城砖，保持与事件发生时代一致性。

曾水源墓碑为青石质，碑面打磨光滑，书体为端庄唐楷，结体略取北碑意，横细竖粗，与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题榜风格一致。边框回纹连续不断，寓“富贵不断头”。碑阴原无字，1975年重修时，经罗尔纲建议保留空白，以存历史原貌。

曾水源墓于1954年、1975年、2006年历经三次小规模清理，于墓道西侧出土青花釉陶碗1件（底书“天官”二字）、铜纽扣3枚、铁炮口圈残片1块，均属太平天国典型遗物；另征集到曾氏后人藏“赏穿黄袍”谕旨残片、曾启彬手书《改葬先公记》拓本，共17件，现均藏于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曾水源墓园布局、台阶、罗城、墓亭、围墙均保存原状，可复原太平天国“王侯以下”墓葬等级制度，弥补了《天朝礼制》的文献缺佚。

曾水源“以文入武、以武致位、以文致死”的一生，浓缩了太平天国“重军功、轻文治”的体制困境；其墓葬的幸存，又见证了近代中国从“造反”到“建设”的艰难转折。

如今的睦寡妇山已被现代建筑环抱，拾级而上，古砖缝里仍飘散着19世纪50年代的硝烟气息。曾水源墓如同一枚时光的“封印”，既封存了个人的悲壮，也封存了一个政权对“文字与权力”的复杂态度。它提醒我们：任何革命若不能建立宽容、理性的制度，即便“功高”如曾水源，亦难逃“死非其罪”的结局；而历史若失去实物见证，再惊心动魄的事件，也终将褪色为纸上的符号。正因如此，这座孤冢，承载着后人对历史的敬畏，对法治与文明的永恒追问。

END

作

者

简

介

张双全，南京市栖霞区志办原资深编辑、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志》特聘编辑，中学高级教师，长期专注史志、年鉴编撰等研究领域；多篇论文、论述被国家、省、市地方志学会收录并屡获相应奖项，先后在省内外各级报纸、期刊发表相关文史作品十余万字。江苏省档案文化精品一等奖——《原罪·补遗集》、“十三五”江苏省档案史料典籍研究与整理重点工程成果——《风雨如磐忆江南》等书执行主编，参编的多卷《栖霞年鉴》迭获国家级、省级一等奖、精品奖、特等奖。

编辑：朱振鑫

审核：陈晓婧

发布：李海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