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对南京近年来几项六朝考古发现的初步认识(一)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文化厅和南京市文物局的支持下，在有关兄弟单位的友好合作及专家学者的参与下，南京地区考古部门积极开展了六朝都城考古的工作，现借此机会对有关发现谈一点初步的认识。

一

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考古

该遗存发现于1999年4月，先后经过二年多的野外发掘，到今年7月才基本告于结束。整个工作区按10×10米布探方228个，占地约2.3万平方米，但实际清理发掘的探方为162个，占地1.62万平方米。除少数探方内存在被后代严重扰乱外，绝大多数的探方内地层堆积关系一致，即可分为第一层：表土层；第二层：灰土层；第三层：石块层；第四层：建筑遗迹层；第五层：基岩层。其中第一、第二层为扰乱层；第三层为建筑遗存废弃层，出土文物时代单一，均属东晋晚期至南朝早、中期；第四层为石构建筑层，局部留有砖建筑遗存，它们的时代应与第四层完全一致。

野外发现的遗存共有坛类建筑2处，祭祀性附属建筑1处。它们位于钟山最高峰向南延伸的一座山嘴的顶部及南坡，北依钟山主峰，坐北朝南。山梁东、西、南三面坡度陡峻，左右形成两道山谷，谷水环抱山梁，流入正对祭坛山梁的紫霞湖中[1]，从紫霞湖正面观察，呈金字塔状的山势成了祭坛的基座，这种独特的地理形势实际上构成了祭坛周围“水泽”的象征，同时也为祭坛营造了崇高而神秘的意境，并将其纳入到祭坛坛城的整体设计之中，具有特定的文化象征含义。

发现的三处遗存呈南北一线排列，其中2号祭坛（NZJ2）在最北边，位置也最高，坛面最高处海拔高度为288.88米，它和1号祭坛（NZJ1）之间有一条民国时期开凿的现在仍在使用的山间军用公路，1号祭坛坛面最高处海拔高度为268.24米，两坛平面距离约20米左右。祭坛附属建筑区（NZJ3）位于1号坛南面山坡上，其北端距1号祭坛南端约50米（顺斜坡测量的距离），北端海拔高度为237.23米，南端海拔高度为192.27米。

经对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及与相关古代文献相比证，我们判定这一遗存正是刘宋大明三年（459年）所建的建康都“北郊坛”遗存。认识如下：

1、时代吻合。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个方面对遗迹发掘现场、出土砖、瓦当、青瓷标本、石刻等的研究，都显示出一致的时代特征，文物的时代与文献记载的刘宋“北郊坛”建造时代[2]正相吻合。

2、出土的1、2号祭坛及1号祭坛主坛面上加筑的4座小土坛，其平面都近于方形，并呈正南北方向布置，依据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及祭地之坛皆作方形的文献记载，这处遗存当与祭地有关。

3、地形。按照中国古代地坛的建筑要求，坛周必须有“水泽”之象，而这处坛类建筑遗存虽然地势较高，但其左右两侧及南面都有峡谷、山溪和小湖泊相绕，大体具备了地处“水泽”之中的象征条件。此外，根据文献记载，尽管六朝时的北郊坛一度曾移于“湖塘西北”或“白石村东”，但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始立的北郊坛却位于覆舟山之阳[3]，陈朝的北郊坛也在幕府山之阳[4]。这次发现的刘宋北郊坛地处钟山之阳，它在地理位置上符合六朝时期北郊坛择地的一般规律。此外，钟山作为六朝时代的“望山”（大地山川之首）所在[5]，在这一特定的地形空间内（钟山三峰之首的南坡）建筑祭拜大地山川的“北郊坛”是非常合适的。

4、数字文化含义。按天为阳，阳为奇数，地为阴，阴为偶数的建筑数字要求，这次发现的坛类建筑在数字设计上基本上都采用偶数，如一大一小双坛；每个坛有4个坛层；1号坛上建有4座小坛；附属建筑区内西侧分布4个坑台（坎台）和4个坑，东侧设立6个平台，而且每2个平台为一组等。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偶数”建筑现象应当与祭坛“祀地”的功能及特定的文化含义有直接关系。

5、方位选择。六朝首都的规划采阴阳二极、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等思想，在南、北郊坛的方位选择上也是如此。《晋书·礼志》载，东晋太兴二年（319年）始立的南郊坛位于“南郊祀地”，即宫城的东南方位，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术数家郭璞“卜立之”，礼学家贺循定制度。而《宋书·礼志》讲到都城北郊坛移于钟山时，“与南郊相对”，即应当是在宫城的东北方位（“丑地”）上，这次发现的坛类建筑遗存恰好是在六朝宫城的东北方位上，与文献记载相合。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由六朝都城确立的南、北郊坛的方位制度，直到明清时仍被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6、与文献记载相吻合。从成书于梁代的《宋书》，到唐代的《通典》《建康实录》，宋代的《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直至元代的《至正金陵新志》《游钟山记》等，都记载着刘宋孝武帝时移北郊坛于“钟山北原（或作“钟山北京”，即“钟山北岭”意，钟山主峰在六朝一称“钟山北岭”）道西”或“钟山定林寺山巅”的史实，而六朝定林寺旧址也确在现在发现的祭坛之下，我们认为相关文献记载流传有绪，应可从信。

7、对双坛之制及其他方面的理解。我们在考古过程中注意到，这处坛类建筑遗存作为刘宋王朝的“北郊坛”，也有与古代文献不相吻合处，如双坛之制，北面临山，四面难成“方泽”之象，仅有南陛坛体较大等。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经常遇到出土现象与古代文献记载不合，或古代文献从未有过记载的难题与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地倾向于相信实物，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建立起事实上的古史系统，这方面的相关实例可谓举不胜举。关于建康都北郊双坛之制，有关史书却无记载，但当时的北魏乃至后来的北齐、北周直到隋唐，北郊均采双坛制（一祭国土之神，一祭大地之神），当时的南朝采纳这种制度完全可能，此其一；其二，郊坛作为国家最高规格的礼仪建筑，有其严肃性和规范性，但几乎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制度性改革。如尽管文献上说早在夏商时代都城已有南、北郊坛，但实际上直到西汉晚期，长安城行“北郊”礼主要还在汾阴后土祠。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长安都城始立南北郊坛，然此后又屡有变迁。至东汉光武帝时，才正式于洛阳城立南北郊。东晋初，“地祇共在天郊”，晋成帝时立北郊于覆舟山之阳，后也呈不稳定状态，多次迁建。在迁建过程中，相关制度会随地形地势的不同而起变化，如六朝史书中就有郊坛能否违前代仪礼而立“郊宫”的争论。刘宋孝武帝是一位在国家礼仪制度上颇有创获的皇帝（如他始设西郊亲桑之礼、首开天子东耕仪、始行郊禖之礼、始修藏冰之礼、移北郊坛于钟山、一度移南郊坛于午位等），因此，他在北郊坛礼仪制度方面有所开创而史书又失载的可能是存在的。北郊坛改制在历史上实例颇多，如1999年，陕西省考古人员在乾县发现一覆斗形封土，底边长82米，高15.8米，有关专家认为是古代的长安城“北郊坛”遗存[6]，因为尚未做考古发掘工作，结论尚不详；另按制度，南郊坛为圆丘八陛，然北齐却用圆丘四陛之制等。这些对我们认识钟山刘宋北郊坛的一些特殊现象颇有启发。总之，钟山坛类建筑遗存作为刘宋的北郊坛遗存，材料是确凿的，对其存在的少数与文献记载不相吻合的方面，还有待我们从中国礼仪制度的发展史及今后其他都城相同遗存出土材料上去做进一步研究。

8、刘宋北郊坛发现的价值。这方面，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经过两次专家论证会及国内外多位专家到现场指导，也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①它弥补了六朝考古工作的不足，对研究六朝的文物制度、地面建筑风格等有重要的意义；②它对认识六朝人在处理人文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完善中国建筑美学思想方面有特殊意义；③它对研究我国早期郊坛礼仪制度，特别是汉唐之际郊坛礼仪建筑及礼仪制度的演变有重要价值；④它对研究中国迄今发现的从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祭坛到国家郊坛制度的形成过程及礼仪性郊坛建筑形式的变迁过程有特殊意义；⑤该遗存布局完整，建筑遗迹保存较好，遗迹所处环境较为优越，具有永久的可利用价值。

我国在世界上具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郊祀天地作为国家的最高礼仪形式，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南京钟山刘宋北郊坛遗存作为目前所知我国封建都城保存最早也较为完好的祀地场所，它为世界各国人民领略中国古老的礼仪文化制度提供了一处难得的历史景观，它将和西安的唐代天坛遗址、北京明清时代的天、地坛一起，共同构成中国著名古都特有的郊祀天地文物体系，并共同代表一种已经消逝了的东方文化体系，从而具有永久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可利用价值。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获得了“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殊荣，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

石头城遗址考古

石头城对六朝都城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当年孙权选择今天的南京作为都城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在后来的整个六朝时期，它也是皇都最重要的“卫星城”和都城的水上关口，诚如宋人岳珂所言“六朝建国江左，台城为天阙，复筑石头城于右，宿师以守，盖如古人连营之制”[7]。本来，石头城的故址已有较为一致的说法，即其在石头山，南唐时因清凉寺在此，改称清凉山，其范围包括今“鬼脸城”一线及清凉山公园地区，建国以来，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头城”的保护标志就树立在“鬼脸城”之下。但是，近年来，有的专家提出，六朝石头城不是在“鬼脸城”即清凉山一带，而是在清凉山以北的草场门地区，而且这一说法已被收入到《南京建置志》中[8]，似成定论。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1998年7月至12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人员与江苏省地震局磁测专家联合开展了石头城遗存考古调查工作，工作地点选择在清凉山公园内。经勘测发现，在今公园内高耸的山脊上埋藏着人工堆垒的遗存。后经广泛钻探，证实在公园内山脊上，尚保存着古石头城的东、北、西三道城垣，为了进一步验证勘探结果，我们又于城址的东北角择地开挖了一条长17米、宽1米的探沟，发掘结果证实，这里是一条古城垣，城垣用土夯筑而成，局部夯层清晰，城垣迄今残存高度超过6米、宽10米余。该城垣在使用过程中经过多次修建，在距地表2米和3米左右两个深度的层面上发现成片的大型绳纹板瓦、绳纹筒瓦、印有回纹、雷纹、菱形纹、水波纹的各种几何花纹的楔形砖、铜铁质地的箭镞、云纹瓦当等，这些遗物具有鲜明的六朝早、中期的时代风格。在发掘过程中，还于城垣的坡面上发现“江南国”（南唐）残墓一座，墓葬打破城垣建筑，证明这处城垣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完全被废弃。根据这一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宋人所言“自清凉寺（杨吴时始建，称兴教寺，南唐时改称清凉大道场，并作为皇帝的避暑宫，遗址现在清凉山公园内）而上，皆古石头颓墉，犹可识其址，皆依山而高……”[9]是可信的。不过，这次发现的城址应为六朝时“石头小城”或“石头东城”[10]城址，“石头大城”应仍是在现“鬼脸城”一线范围内。至于有专家引用宋代史料提出现在“鬼脸城”一线的“石头城故址”乃杨行密“稍迁近南”的说法，一是缺少考古资料证实（例如迄今草场门一线尚无六朝石头城城址之任何发现），二是对史料也存在误解。实际上，杨吴及南唐筑升州城（后改金陵城）时，西北一角城垣已紧邻古石头城，西城垣更是“夹淮带江，以尽地利”，因此，古石头城原有的六朝建康都军事“卫星城”的地位到杨吴、南唐时已不复存在，因此它才成为佛寺重地，所谓杨吴将石头城向南迁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景定建康志》或《六朝事迹编类》中所说的杨吴“稍迁近南”以“以夹淮带江，以尽地利”并接长干山势的“石城”只能是指升州城或金陵城的西垣一段，而非六朝时的古石头城。这就是我们在六朝石头城考古中得出的一点初步的认识。当然，石头城遗址考古才刚刚开始，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相信这处幸存下来的真正的“三国城”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六朝都城的布局，筑城技术以及建筑用材的制作工艺、时代特征等及相关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