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俊美先生在《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一书中分十五个类别详细梳理了翁同龢一生最主要的人际关系，列举了二百一十五位与之密切往来的同僚、师长、友朋和亲人的名字。但是，若以存世的翁氏书札细考之，则这份名单仍有值得补充、完善之处。以南京博物院藏翁同龢书札为例，受书人吴鸿纶（一八一七—一九〇二）、彭祖贤（一八一九—一八八五）、赵宗建（一八二四—一九〇〇）、黎培敬（一八二六—一八八二）、缪萼联（一八三〇—一九〇一）、蒯光典（一八五七—一九一一）、王继善（生卒年未详）等人皆为这份名单所遗。他们或非翁同龢一生最顶级的人脉，但是却都不能少，都是拼凑翁同龢人际交往“全版图”时不可或缺的真材实料，理应被增补进翁氏人际交往的大名单中。
薛福辰（一八三二—一八八九），字振美，号抚屏，一作抚平，江苏无锡人。他是咸丰五年（一八五五）顺天乡试举人，历任工部员外郎、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广东雷琼道、广东督粮道、直隶通永道、顺天府尹、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等职，光绪十五年因病乞休，病殁于家。
《翁同龢日记》显示，翁同龢与薛福辰第一次会面在光绪二年（一八七六）闰五月廿九日：“夜薛君（福辰）来，此人薛晓帆之子，能古文，通医，十年前工部司员也，今为济东道，其政事未可知，独于洋务言之甚悉……（号抚平，有赠，固却不得。）”薛福辰当时在山东济东泰武临道任上。
薛福辰曾为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幕僚，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受其保荐入京为慈禧太后治病。《翁同龢日记》显示，翁同龢与薛福辰开始频繁接触正是在后者入京之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光绪十二年，薛福辰还两次为光绪皇帝治病，第二次正是翁同龢向慈禧太后提的建议。名医难求，翁同龢偶尔也会延请薛福辰为侄孙翁斌孙、国宅喜姑、仆人段玉中、刘秉璋（一八二六—一九〇五）等亲友治病。
新选观城令张茂贵，诗舲先生之子也，甫出国门，不幸被劫，资斧与文凭并失，愁急欲绝。或云得京兆咨文尚可到省。此事闻已上详，乞饬查旧样，如可行，即望速办。缘是姻戚，故以为请，幸恕屡渎。专上。
抚屏仁兄大人
弟龢顿首，初十日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翁同龢致薛福辰札，南京博物院藏
按：“京兆”在明清时期常被用来尊称、雅称“顺天府尹”。此札称薛氏为“京兆”，可知薛福辰当时正在顺天府尹任上。进而可知，本札的写作时间介于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四日之间。
在《翁同龢日记》中查“张茂贵”，见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条记载：“张季和（茂贵，新选山东观城令，诗翁之子，从前余陵工随员也。）来辞行……”“新选山东观城令”与本札高度吻合。“国门”指国都的城门，张茂贵向翁同龢“辞行”正是在其“出国门”之前。因此，本札至少作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之后。故此札的写作时间可调整为：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十四日之间。
札末确署“初十日”，故唯有“十二月初十日”符合条件。是知此札作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翁同龢作此札的目的是请顺天府尹薛福辰为文凭被劫的新任观城令张季和出具一份公文作为赴任证明。
办道事重，伏想政务之殷。舍侄孙斌孙久患鼻红，时亦痰中带出，似系浮热，必一诊乃定。今日午后令专谒，得赐一方，感铭无既。
抚屏仁兄大人
弟同龢顿首，二月初八日
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日翁同龢致薛福辰札，南京博物院藏
按：前述翁同龢与薛福辰的首次会面在光绪二年闰五月廿九日。此为本札写作时间之上限。薛福辰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去世。此为本札写作时间之下限。
由札“今日午后令专谒”知，翁同龢与薛福辰当时在同地。考二者之行迹，此地无疑是北京。从光绪六年入京为慈禧太后治病起，薛福辰才长期在京畿为官。故本札写作时间之上限可由光绪二年下推至光绪六年。
查《翁同龢日记》，见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二月初八日条目下记载：“斌诣薛抚屏诊脉，据云肾虚，心肺有热，引《灵柩》阳络伤则血外溢语，方用甘凉。”这与本札描述翁斌孙“久患鼻红，时亦痰中带出，似系浮热”的症状很接近。更主要的是，二者日期完全吻合，都是二月初八日。因此，翁同龢此札作于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日。
王继善，字仲良，生平资料极少，容易被世人忽略。他是天津电报局职员、直隶候补直隶州知州，还参与了轮船招商局的部分管理工作。《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翁氏与王继善的几次联系，几乎次次都与电报、轮船有关。南京博物院藏翁同龢致王继善四札，书风接近，内容连贯，且都是询问津沪轮船抵津和离津的确切日期。带着“乞假南旋”“轮船”“海晏、新盛、丰盛”“十八日出京”等线索，查《翁同龢日记》，不难得知翁同龢此四通短札皆与其光绪十五年请假两月回籍修墓一事有关。
多日不晤，惟起居佳胜。轮船中如海晏、新盛、丰盛驾时，此数号到津及由津南行日期，尊处必有的信，乞将七月初十日后准期查示，幸甚。
仲良仁兄世大人阁下
弟同龢顿首，朔日
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一日翁同龢致王继善札，南京博物院藏
按：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一日，准备请假回籍修墓的翁同龢于《日记》中写道：“问电报局王仲良轮船消息，回电云海宴等三船皆中旬由沪来。”从此札来看，翁同龢所询“海晏等三船”即海晏、新盛和丰盛三船。此札的受信人王仲良、此札的写作日期“朔日”，皆与《翁同龢日记》所记吻合。故可知此札作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昨承电询轮船消息，极感极感！惟海晏一船究系何日到沽？又丰顺是否在海晏之后？尚乞再询的音。弟拟乞假南旋，专听此为进止也。又张家湾开口，闻潞河顿浅，尊处如有来往人知其详者，并示及。公私丛杂，未获面恳，歉仄歉仄！
仲良仁兄姻世大人
同龢顿首，初十日
光绪十五年七月初十日翁同龢致王继善札， 南京博物院藏
按：光绪十五年七月初十日，着急南下修墓的翁同龢于《日记》中又写道：“属王仲良电致黄花农海宴轮入口消息，顷刻回电，此船明后日到津。（丰顺船烟台阁浅，今回沪修理。）”这一记载与本札“惟海晏一船究系何日到沽”“又丰顺是否在海晏之后”等问、受信人王仲良、“初十日”等高度吻合。故可知此札作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初十日。
承示海晏已抵津，下次在廿一前，弟准拟趁此船矣。十八日出京，似可赶上也。阁下与花翁格外关垂，铭感何极！
仲良仁兄姻世大人阁下
弟龢顿首，十一日
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翁同龢致王继善札 ，南京博物院藏
按：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翁同龢日记》载：“得电信知海晏今日到，下班到沽廿一前后。”这与本札“承示海晏已抵津，下次在廿一前”之叙述、“十一日”之写信日期完全一致。故可证此札接续前札，作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花翁”即黄建笎（一八四四—一九一一），字花农，广东顺德人，监生，累官至江宁布政使。
手示，悉种种。烟台来电称，海晏船十九自津开沪，与前日花农电廿一前后抵津之说不符，或有讹字耶？弟拟十八日出都，旅人即次，诸事简率，幸勿告人也。专谢，即颂日安。
弟同龢顿首
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三日翁同龢致王继善札 ，南京博物院藏
按：由前札知，黄建笎通过王继善转告翁同龢“海晏号将于廿一前后抵津”之电报发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故可知此札写作时间之上限为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此札云：“弟拟十八日出都……”是知此札写作时间之下限是光绪十五年七月十八日。
札称“前日花农电廿一前后抵津之说”之“前日”从理论上存在确指和泛指两种可能。但考虑到翁同龢当时南归心切，度日如年，计算时间应当非常精确，故本文认为“前日”为确指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此札当作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蒯光典，字礼卿，号季逑，又自号金粟道人等，安徽合肥人。他于光绪九年（一八八三）考中三甲进士；廿四年（一八九八）以道员发江苏，任江南高等学堂总办；卅二年（一九〇六）任淮扬海道；卅四年（一九〇八）受命赴欧洲监督留学生。蒯光典学贯中西，在军事、教育等方面都颇有见解，曾为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的幕僚，得刘坤一（一八三〇—一九〇二）、周馥（一八三七—一九二一）、端方（一八六一—一九一一）等多任两江总督重用或引荐。从《翁同龢日记》来看，蒯光典有一定的碑帖、书画收藏，还与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恽祖祁（一八四二—一九一九）、刘世珩（一八七四—一九二六）等人一同主持当时的“江苏商务总局”，并与翁同龢有金石书画往来，对翁同龢时有财物方面的馈赠。
礼卿吾友观察閤下：
山中伏处，不与人通，而閤下惠然分俸见赠，是阁下闵其贫而恤之也，抑亦知其贫且困而不以世俗之见量我也。且閤下何尝不贫？而犹恤人之贫也，感激感激！
朝廷设学堂以招天下士，而江南尤人物渊薮，阁下以硕儒总其成，学徒之秀而文者不难致，第虑儇薄慠很、貌华而志夸耳。
龢暑病几殆，兄子曾荣同居相依，忽尔殂谢，老怀难堪。江乡秋成中稔而民气不苏。草草布近状以谢，惟鉴不次。
同龢顿首上，十月廿日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廿日翁同龢致蒯光典札，南京博物院藏
按：此札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兄子曾荣……忽尔殂谢……”即翁曾荣去世。查《翁同龢日记》，见光绪廿八年八月十一日条目下记载：“菉侄于申初三刻数分长逝……”由此可知，此札作于光绪廿八年十月廿日。
这年八月廿六日，《翁同龢日记》载：“门人蒯礼卿（光典）赠余百元（江苏道员），情谊可感。”这年十月十九日，《翁同龢日记》更明确记载：“写字，致蒯礼卿（光典。江南候补道。）函，今秋斌归，彼以百元寄我，却无函也。”“赠余百元”“彼以百元寄我”正好呼应了此札所云“閤下惠然分俸见赠”。相差一日或因《日记》是后来补记。
通过以上考释发现，“致薛福辰二札”“致王继善四札”都属于实用性书札，“致蒯光典一札”则类似于感谢信。翁同龢在致薛福辰、王继善六札中直奔主题，或托办咨文，或问方治病，或询问船期，皆有实事相请托或咨询，而非一般的嘘寒问暖、维系感情。翁同龢频繁地询问船期，正说明其回乡修墓心切，流露出了强烈的家族观念和乡土情结。“致蒯光典一札”则如实反映了翁同龢晚年被革职后的乡居生活之艰难与落寞，以及来自门人的接济与关怀。虽然翁同龢此类书札侧重于信息沟通，在趣味性上不如那些侧重于艺事交游的书札，但是却更真实地反映了他在人际交往中的不同面向和生动细节，同样值得被世人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