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是座大熔炉,干部战士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就拿我当兵的时候来说,我们同年兵里,有黑龙江尚志县各个乡镇和林业局的,有辽宁锦州、黑山、北镇的。我的新兵班长廉班长,还有特务连的牛上士,都是辽宁凌源人。我们连的老兵,有黑龙江齐齐哈尔、牡丹江、鸡西的;有吉林吉林市、永吉的;有湖北武汉的;还有江苏南通的。后来的新兵,有黑龙江伊春、绥芬河的,吉林长春、榆树的,以及山东等地的……
我在部队大院生活了十多年,见过天南海北入伍的战士,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居多,南方兵相对少些,零星有四川、河南的……
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具体哪年记不清了,好像是1976年,部队大院来了十二名南京入伍的战士。我对他们印象格外深刻,因为他们到部队没多久,就赶上1977年部队内招兵盛行的时候。那会儿,大院的子女,如我大姐她们也去当了兵,部队也接收了一批内招兵,有男有女。
这些南京兵都是知识青年,高中应届毕业生,文化水平高,整体素质也很高,看到这种现象,便在部队干部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跑去看了,至今还记得大概内容: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走后门”不正之风,也悄然刮进了我们的部队,我们作为革命军人,要坚决抵制……文末,齐刷刷签着十二位南京兵的大名。
大字报贴出去几天,部队领导相当重视,但也不可能因为一张大字报,就取消内招兵的安排。相关领导找这些南京兵谈了话,做了详细的解释工作。虽然思想工作做了,可那张大字报始终没人去揭。部队领导不好亲手去揭,贴大字报的战士们也不肯动手。最后,我记得是一个吉林来的农村兵路过,瞅了瞅大字报,撂下句“净扯淡”,抄起干粉灭火器对着大字报一顿喷,纸张瞬间被白花花的粉末覆盖,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而这批南京兵的进步,也没因此受到半点影响。
当年青春飞扬的十二名南京兵
南京兵里有个叫张勇的,那时候内蒙古有个为救羊群牺牲的女知青也叫张勇,广播里常播放长篇配乐诗《张勇之歌》,所以听到这个新兵同名,我印象格外深。他表现十分突出,很快就提干了。宣布他提干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次部队俱乐部放电影前,我看见部队副主任李叔——也就是我发小李老三的父亲,拿着一个文件夹,神情严肃地走到俱乐部舞台前,打开文件夹高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XXX部队命令!”话音刚落,俱乐部里的干部战士“唰”地一下全体起立,动作整齐划一。李叔接着念道:“任命张勇为警卫勤务连排长,行政级别二十三级……”
这种宣布命令的场合,本是庄严肃穆的,我们这些半大孩子都听得格外认真,可台下的小孩子们和一些家属,却还在嘻嘻哈哈、窃窃私语。有领导皱着眉头朝家属区看了几眼,没过多久,部队就下了通知:以后放电影,家属不能看第一场,只能看第二天的第二场。
那时候部队放一部电影,必须连放两场,就是为了让站岗执勤和有其他任务的干部战士都能看上。第二场的观众向来很少,但我们都习惯看第一场,图个先睹为快。不让家属看第一场,可把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急得抓心挠肝。
俱乐部后面是澡堂和锅炉房,和俱乐部是相通的。我跟烧锅炉的一个吉林籍战士很熟,他烟瘾极大,我们都叫他“大烟包子”。我和代老三几个找到他,他二话不说,从后门把我们悄悄放了进去。我们坐在电影屏幕后面,看了一场反向的电影。记得那是刚解禁不久,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红楼梦》,虽然咿咿呀呀的唱词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却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因为家属们的反应实在太强烈,部队便取消了这项规定,我们又能连着看两场电影了。
张勇当上排长后,我总觉得他好像没打算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做事有些吊儿郎当。有一回,我正牵着部队马号的马,准备骑上去过过瘾,就看见张勇排长领着连队战士在菜地里锄草。他穿了件白上衣,脑袋上扣着块花手绢当帽子,手绢四个角系了小嘎哒。他瞥见我牵着马,立马丢下锄头,快步跑过来抢过缰绳说:“我骑一会儿。”说完翻身上马,一溜烟跑远了。再后来,就听说他转业回南京了。
我和南京兵里最熟的,是一个叫代宁峰的,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没忘记他。他当兵的时候身体瘦弱,连队安排勤务时总会照顾他,分派些站岗之类相对轻松的活儿。记得当年南京兵贴的那张大字报,他的签名排在第三个,印象颇深。我每天上学放学路过岗亭,都会跑过去跟他聊上几句,一口一个“代叔”地叫着,为得是要摆弄摆弄他手里的步枪。
那几年流行用“枪纲”挂钥匙,所谓枪纲,就是连接手枪和腰带的绳子。有一天,我看见代宁峰正和几个南京老乡在篮球架下聊天,便喊他:“代叔,我找你有事!”他走过来问我啥事,我说:“能不能给我弄根枪纲?”他转身就走,边走边摆手:“我上哪儿给你弄去啊?”我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算了,没想到没过几天,他真的给我送来了一根枪纲。我欢天喜地拿回家,结果转眼就被我二姐要走,挂了她的钥匙串。
南京兵里还有个叫高昕声的,在汽车班。他因勇救落水儿童,荣立了三等功。拿到立功奖章后,他特意穿上崭新的军装,别上奖章,去街里的照相馆拍了张照片留念。一次,我和汽车十团的一个汽车兵在汽车班油库旁,拿着冲锋枪,向对面的山坡上射击,被他看见了,他马上打电话向分管他们的领导汇报,表现很积极。
还有南京兵探亲回来,有给我带南京的烟盒的,还有一个给了我一块威化饼干。那时候我见过的饼干,都是散装称斤卖的,从没见过包装这么精致的,更别说这种层层酥脆的威化饼干了。我舍不得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好久,才舍得撕开包装,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尝。如今只记得饼干的香甜滋味,却记不清到底是哪位南京兵送的了。
另外记得还有个姓薛的南京兵也提了干,我们叫他薛干事,好像在部队服役的时间挺长。十二名南京兵,在我所在的部队大院直接提拔了两个干部,不包括调到别处提干的。有个南京兵来不久就去了军校,我和代老三还去送他。代老三和他熟,说他去的是高级步校,出来就是团级,我是不相信。但足见他们的综合素质有多高。印象里,南京兵里好像还有姓孔、姓马、姓周的,时间隔得太久,很多细节都记不真切了。他们好像都是同学,有干部子弟,有工人子弟,有些还是高干子弟,但他们都是亲密无间。他们喜欢东北的白桦林,看见了桦树,他们剥下桦树皮,用桦树皮写信,往家寄。
还记得他们私下里爱唱一些改编过的歌,比如用《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那》这首歌的曲子唱:“…锅里的馒头甜又香,我要吃馒头还怕烫着手 ,只好坐在旁边等着馒头凉。”还有用京韵大鼓调唱:“…剩下碗底我包圆,再加点油,再加点盐,再加点芝麻酱来解解馋。”合着他们都爱吃。当我一次学唱他们的这歌时,被父亲听到,大声斥责我: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许再唱!吓得我不敢再唱了,所以也记不清歌词了。
部队大院里来过不少省会城市的兵,比如长春的、沈阳的,但唯独这批南京兵,让我铭记至今,从未忘怀。他们带着江南的温润与书生的锐气,在北方的军营里留下一段独特的故事。或许他们早已忘了,在遥远的部队大院里,曾有个半大孩子,因为一根枪纲、一块威化饼干,几张盒烟,记了他们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