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百岁老人生活质量概念框架、指标构建与评价

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及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日趋严峻^[1]。2010年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13%，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2]。百岁老人作为高龄人群中的特殊群体，已成为“长寿时代”的重要特征^[3]。根据联合国人口专家预测，百岁老人是目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4]，被认为是“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典范，他们的健康状况信息对于预测医疗需求，设计有效的服务和医疗保健计划非常重要。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社会经济地位、环境、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甚至政治氛围是影响长寿的重要因素^[5-7]。然而有学者指出，长寿并不意味着健康，部分国家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健康状况下降的趋势^[8]，同时我国“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使得改善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政策措施缺乏物质保障。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高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提高百岁老人的生活质量，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国内有关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中华老年医学会流行病组议定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推动了国外成熟理论、测量方法的引入和改进，研究内容涵盖生活质量的中外对比、指标体系构建、测定方法等。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医学发展、疾病谱变异、健康意识变化，学者寻求不同测定项目希望能完整地反映老年人生活质量。陈英姿和邓俊虎^[9]采用中华老年医学流行病学组会议提出的分等加权综合评价法从经济生活、医疗健康、家庭社会关系、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长春市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评价。王化波和董文静^[10]基于健康状况、经济收入、精神生活、医疗保险及社区服务5个维度对珠海市老年人生活质量进行研究。周长城和徐鹏^[11]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资料，探讨了生活丰富度、经济条件和危机意识对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主客观因素的作用路径。除对各地区普通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研究外，弱势群体如女性高龄老人^[12]、临终老人^[13]、空巢老人^[14]的生活质量问题成为研究热点。

总结发现，在对百岁老人生活质量的认知方面，至今尚未形成能被理论界普遍接受的权威定义。对百岁老人生活质量的研究有侧重社会条件和物质水平的客观评价，也有注重人的态度、感受、期望等方面的主观研究^[15]，且此类研究只局限于以调查报告和打分形式来评判，少有研究通过构建综合多维的指标体系，从主客观结合视角出发对百岁老人生活质量深入探讨。不同区域、性别、文化背景的百岁老人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百岁老人的生活质量内涵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江苏省于1986年进人老龄化社会，较全国提前了4年。据《江苏省201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江苏省人口老龄化程度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列全国第三。2018年末，全省百岁老人6015人，每十万人中有百岁老人7.68人。南京市户籍人口698.53万人，其中百岁老人330人，占户籍人口的0.0047%。作为江苏省省会，南京市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选择、推进“健康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及各项有关政策措施走在全国各列。因此，本文基于“2018年南京市百岁老人入户调查”数据，构建百岁老人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不同维度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丰富生活质量及健康长寿的研究成果，对“健康老龄化”社会构建提供政策导向。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富裕社会》中，是指人们在生活舒适、服务设施便利程度和精神上的享受和乐趣[16]。尔后生活质量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得以迅速发展，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从各自领域出发对生活质量进行探讨，并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17-18]。在对生活质量内涵的理解上，因生活质量的多维性，学者对其观点不一，但是大体经历由客观向主观再向主客观合发展的趋势。其中，“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的框架模型为开展生活质量评价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构建思路。Lawton[18] 从4个方面对生活质量进行客观评估和主观评价: (1)行为能力:指个体在生物健康、感觉和知觉、运动行为和认知方面发挥作用能力的理论上限，可以通过行为来衡量，这种行为能够暗示某种能力要素的存在。包括生物健康、功能健康、时间使用和社会行为等领域。(2)心理健康:指对个人内心体验整体质量的主观评价。包含消极情绪、幸福感、积极情绪、理想与现实目标的一致性4个领域。(3)感知生活质量:包括自我、家庭、朋友、工作、收入、邻里、住房等方面的满意度。主要包含住房和邻里、时间利用、家庭和朋友。(4)客观环境: 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如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收入、这些外部条件可能以有利或不利的方式影响人民的经济福祉。

本研究基于“美好生活”理论模型构建百岁老人生活质量初始概念框架:躯体健康(Physical Heath, PH)、心理健康( Mental Heath ,MH)、家庭社会关系(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FSR)和社会经济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躯体健康包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认知功能”“听力和视力”和“闲暇活动”。心理健康包括“自评健康”“孤独感”和“抑郁水平”。家庭社会关系包括“有心事先向谁说”“遇到问题先找谁解决”以及“居住安排”。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家庭年收人“有无退休工资”“60岁前从事的主要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2.1数据来源

2018年“南京市百岁老人入户调查”包括南京市11个市辖区(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浦口区、栖霞区、雨花台区、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的身份证年龄为100岁及以上的老人(以下简称百岁老人)。正式人户调查前，调查小组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进行多次预调查以考察问卷对于被调查者是否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或含义上的遗漏，并对此进行修改补充。正式入户调查时间为2018年6--9月。调查对象满足以下条件:现居地为南京市、户口登记年龄为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为2018年4月30日，最终得到在册登记户口登记年龄为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275位。百岁老人作为身体机能异常衰弱的群体，存在突发性死亡或自然死亡的风险，加之其他社会因素，调查过程中90位老人因去世 (19)、 外迁(23)、体弱(48)等原因未能完成调研，实际调研人数185位。调查样本的人口、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参见表1。

2.2指标体系与变量测量

基于“美好生活”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考虑百岁老人的群体特殊性，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比性和获取性，从4个维度构建百岁老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2）。

2.3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百岁老人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基本步骤如下: (1)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测量变量。(2)根据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对观测变量效度进行检验，当KMO值大于0.4时，适合做因子分析。(3)从相关系数矩阵中提取特征变量，通过旋转方式确定各变量在各因子中的方差贡献率，确定因子个数和归为同一因子的变量。按照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公因子。(4)以各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百岁老人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模型。其次，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公因子，采用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流行病学会议提出的“分等加权综合评价法”对生活质量不同维度进行评估。

3.1因子分析结果

信度分析结果显示: Cronbach's α系数为0.674，接近于0.7的标准，表明数据内部一致性可以接受。各题项相关系数中，自评健康的因子荷载小于0.4，为提高因子分析结果，将此题项删除。效度检验结果显示: KMO值为0.716，大于0.700，Bartlett球形检验值显著性(P<0.001)，表明数据相关性较好,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4大公共因子对问卷的解释力达到63. 769%，各个测量题项的因子荷载均大于0.4(表3)，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2生活质量评价

3.2.1总体评价

计算得到南京市185位百岁老人的生活质量综合得分，依据自然断点法将其分为三类:低生活质量[0. 917，1. 300]、中等生活质量[1.300，1.597]、高生活质量[1.597，2.020]。南京市百岁老人平均生活质量综合得分为1.518，可见南京市百岁老人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

南京市百岁老人生活质量的14项要素的评价得分显示，得分最低的3个要素分别是受教育程度、认知功能和听力功能，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受教育程度要素，得分仅1.55，可见南京市百岁老人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得分最高的4项均为心理支持维度的遇到困难先找谁解决、抑郁水平、有心事先向谁说以及居住安排，表明南京市百岁老人对自己的心理支持较为满意。

3.2.2分维度评价

1）心理支持维度

南京市百岁老人心理支持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4)。其中“遇到问题找谁解决”得分最高，87.57%的百岁老人遇到问题能及时找到家人解决，很大程度上解决他们因身体不便、健康状况欠佳所带的生理及救助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抑郁水平”得分显示，74. 59%的百岁老人较少产生抑郁情绪，说明南京市百岁老人的抑郁发病率较低。该结论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0]。究其原因，百岁老人大多与人共同居住或有专人照料，能够较好地适应周围环境，良好的心态降低了抑郁或孤独发生的概率。此外，绝大多数百岁老人与配偶或子女同住，说明必要的家庭支持对百岁老人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

2）社会经济地位维度

南京市百岁老人社会经济状况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表5)。其中“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有无退休工资”“60岁前从事职业”处于中等偏高水平。究其原因，本研究所调查的百岁老人均出生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普遍低。而有退休工资和较高的职业地位是老年人得以长寿安享晚年的重要物质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么“有无退休工资”“60岁前从事主要职业”得分高，即样本中存在部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百岁老人。综合来看，较低的家庭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影响了百岁老人社会经济地位得分。

3)躯体健康维度

南京市百岁老人躯体健康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表6)。其中“认知功能”显著低于“生活自理能力”和“闲暇活动”，约有45.95%的百岁老人拥有较差的认知功能，仅有20. 54%的百岁老年人认知功能较好。可见认知障碍是造成南京市百岁老人躯体健康较差的首要原因。研究表明，65~85岁的老年人痴呆症发病率急剧上升，大多数百岁老人有中度到重度的认知障碍，损害了其生理健康^[21]。各项指标中“生活自理能力”得分最高，44.32%的百岁老人具有较好的生活自理能力，拥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抵抗力和韧性。“闲暇活动”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表明南京市百岁老人闲暇活动参与情况良好。频繁参与闲暇活动意味着定期承诺、履行权利和义务、实现身份角色期待和社会融合，可以激发各种躯体功能,有效降低死亡风险^[20]。

4）感官能力维度

  南京市百岁老人感官能力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表7）。“视力功能”得分高于“听力功能”，可见听力障碍是百岁老人感官能力较低的原因所在。作为功能性残疾的有力预测因子，听力好的百岁老人可以良好地感知时间、空间、环境，对自身健康状况有很好的把控，有效降低其患痴呆、抑郁等残障或心理疾病的风险。

3.2.3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生活质量评价

  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百岁老人生活质量差异显著。从性别、户口类型、婚姻状况4个方面评价百岁老人的生活质量，以揭示不同社会属性百岁老人生活质量的特征与规律（表8）。

1）性别

2）户口类型

3）婚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