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彬/在记忆与现实之间——论鲁迅的三重南京印象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迁使得南京的城市职能不断发生变化，鲁迅对南京的态度也随着南京在他眼中的形象的变化而变化。晚清时期作为新思潮传播地的南京与民元时期作为革命之都的南京分别以其“维新”或“光明”的形象使鲁迅时时反顾，成为其标志着自我新生与国家新生的记忆空间；而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后的南京却使鲁迅感到前所未有的“黑暗”，并以现实而非记忆的力量挤压鲁迅及其文学的生存空间，乃至形塑了其后期文学的主题与风格。南京既孕育了鲁迅最初的觉醒与美梦，也记录着他最意外的兴奋与失望，还造就了他最深沉的悲愤与叹息。在鲁迅的三重南京印象中，不仅可以见出他一生对于民族国家新生所作的追求与奋斗，也可见出中国近半个世纪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挣扎与挫折。

关键词：鲁迅 南京 记忆 辛亥

在鲁迅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几座城市中，南京对于他而言是意味最复杂的一座。1898年，18岁的鲁迅离开故乡绍兴到南京求学，在后来的追忆中他将此称为“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在江南水师学堂、矿路学堂这两所军事学校他接受了四年的新式教育，初步实现了由传统士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转型，并在毕业后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后来学界称此为“从南京走向世界”。1912年，32岁的鲁迅又一次离开故乡绍兴到南京就职，相较于十多年前的多少有些被迫意味，此次北上南京则是希冀得偿、欣然前往。既是“异地”、也是“故地”、同时又是新生的中华民国的首都“新地”的南京适逢其会地将鲁迅从被迫归国后屡不如意、沉沦家乡的苦闷中拯救了出来，使他由此“从南京走向中国”。虽然两个多月后鲁迅便随教育部北迁北京，未能在南京久居，但这段短暂的民元记忆却酿就了他一生念兹在兹的辛亥情结。此次离宁之后，除了少数几次经停转车，鲁迅再无留居南京的经历，但他对南京的关注却并未因此断绝。从晚清至民国，南京的城市职能与形象在数十年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迁而不断变化，鲁迅对南京的态度也因之多有起伏，过去的记忆与现实的观感在长时间中相互交错叠映，造就了他复杂暧昧的南京印象。

虽然“鲁迅与南京的关系相当不浅”（2），但研究“鲁迅与南京”这一课题却又相当不易。这是因为鲁迅在南京求学与工作期间所留下的文字资料极少，成名以后对这两段经历的回忆也仅限于《呐喊·自序》《朝花夕拾·琐记》《坟·杂忆》等少数文章中的只言片语，此外也少有集中言说南京的文章或谈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面对不曾像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那样曾做过鲁迅文学生产空间的南京，研究者所能做的工作十分有限，往往“无话可说”。能做的和已做的工作大都集中在鲁迅求学南京期间的经历考证与思想考察两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不得不说其价值却也有限。发掘更多的鲁迅在南京的活动痕迹，阐述更详细的西学书刊在南京的传播情由以及鲁迅可能的阅读情形，虽然丰富了《琐记》等作品的阅读背景，但却并没有超越这些作品中所见出的鲁迅的自述逻辑（即他在南京获得了反传统、逐新潮的思想自觉），因此并不能提升或更新我们对鲁迅的认识。此外对于鲁迅经常在他的回忆文中对旧事或记忆有所增删、移植或改写，研究者又大多缺乏足够的警惕与辨析，尽以鲁迅所言为是而重复之，因而难有新异的发现。

穷则思变，与其困守旧的路径无以为继，不如转变思路，不再纠缠于“南京时期的鲁迅”，转而研究鲁迅如何回忆他的南京时期、鲁迅对南京的态度变化及其原因、南京与鲁迅的思想及文学的关系等问题，或可打开新的局面。本文即是在此思路上所做的一次尝试。依据篇首对鲁迅与南京关系的简要梳理，我认为在鲁迅眼中事实上存在着三个南京：第一个是晚清时期作为新思潮传播地的南京，它使鲁迅获得了世界视野；第二个是民国元年曾短暂作为首都的南京，它造成了鲁迅的辛亥情结；第三个是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国民党独裁政权首都的南京，它带给鲁迅的主要是恶感。本文拟分别考察鲁迅眼中的这三重南京印象，在此基础上整合描绘鲁迅与南京的关系。

1922年末，身在北京的鲁迅为他将要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呐喊》撰写了一篇序言，序文旨在说明其文学创作的起源及性质问题，为此他简要而生动地描述了前半生的人生遭际与道路探索。在鲁迅的叙述中，他的家庭因为父亲的病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他在这途路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失望于故乡，“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遂决意“到N进K学堂”（3）。所谓N即南京，K学堂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南京的洋务学堂，鲁迅“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并且因为读到《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西方医学著作，在对比中“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萌生了学医的想法，“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4）。

在鲁迅的叙述中，到南京“学洋务”是一种兼有迫不得已与主动选择这两重意味相混合的举动，它既使鲁迅感到“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5），但也使他得以从奚落和排斥中逃离出去，作为“异地”的南京因此对于鲁迅具有了某种拯救意味。随着鲁迅在南京获得的新学知识的日益增加，反观故乡、反思旧学、反省往事的意识和能力逐渐萌生，南京对于他的价值也就日益凸显。除了《呐喊·自序》中所提到的《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所读到的新学书刊还有见于《琐记》中的《天演论》《时务报》《译书汇编》，以及《苏报》《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日本新政考》《仁学》等。这些书刊与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所开设的“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6）、“地质学和矿物学”（7）等课程共同建构了青年鲁迅的知识储备、世界视野与现代意识。

当“异地”南京被鲁迅赋予了对他而言的拯救意味和转折意味之时，“故地”绍兴就无可避免地要被其赋予诸多负面意味，二者实是相反相成、相互发明的。这即是说，《呐喊·自序》和《琐记》所呈现的鲁迅对于这两座城市的态度，并不是他青年时期对它们的情感的真实再现，而是一种精心的重构。从保留下来的鲁迅求学南京期间的一些诗文来看，彼时的他对于故乡绍兴其实颇多留恋与思念。例如，《戛剑生杂记》中写到赴南京途中的思乡：“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可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8）再如《别诸弟》其一表现了假期结束、由家返校之际的不舍：“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9）又如《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中说，“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怅然回忆家乡乐”，“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10），等等。

显然，这些诗文不但完全体现不出《呐喊·自序》和《琐记》中所说的那种对于故乡的失望与厌弃，反而构成了对这两篇文章中的逃离故乡之说的诘难。反过来也可以说，在后的“逃离叙事”否定了在先的“思乡叙事”。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对传统文人士子周树人的否定。不管是频繁写作思乡怀亲的诗歌，或是一时兴起写作《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等随笔以及骚体诗《祭书神文》，或是给周作人修改步韵诗《惜花四律》，又或是在南京抄写祖父训诫子孙的《恒训》，显示出的都是传统文化与意识在青年周树人身上的赓续。与之相对，《呐喊·自序》与《琐记》所显示的却是对传统文化与意识的背弃与讨伐，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

这其中比较重要且明显的区别在于对于家与乡的态度的截然相反。思乡恋家是旧式文人的心理传统，自古以来不可胜数的诗文反复吟咏着家思与乡愁。无论得意或失意，家乡始终是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归宿。而现代知识分子则是弃家离乡的一代，他们抨击家族制度，刺破家的温馨神话，揭露大家庭中的纷争与压抑，进而暴露故乡的穷困与愚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控诉家的罪恶、冲出家的桎梏蔚然成为新的时代意识与进步青年的主流选择。因此，《呐喊·自序》和《琐记》中的逃离家乡叙事与其说反映了鲁迅青年时代的真实情感，不如说是他有意与其写作年代的时代意识接榫的精心建构。从“梦魂常向故乡驰”“怅然回忆家乡乐”到“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11），当初的不得已而离乡在重写中变成了毅然的出走，鲁迅也由此建构起了他的过去对于现在的合目的性。

对于鲁迅而言，遮蔽青年时期在异地思念家乡的记忆，将其重构为因厌弃家乡而“走异路，逃异地”，实质上是否定了现代的“我”与传统的“我”的连续性，而以断裂作为现代主体“我”诞生的起点。与之相映的是，现代中国也是以与传统中国断裂的方式诞生的，即传统的王朝国家轮回更替的闭环因革命而断裂，现代民族国家在断裂处诞生。断裂的发生使得家国同构的传统意识形态崩毁，家国对立的新意识形态逐渐形成，国取代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呐喊·自序》就生动地表现了“断裂年代”的青年由家走向国、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南京是青年鲁迅由家走向国、进而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因此多年后当鲁迅在《呐喊·自序》《琐记》中描绘自我的精神发展脉络时，显然有意凸显了南京作为他的第一觉醒地的价值，为此他不惜反过来贬抑故乡绍兴，遮蔽他在南京求学时的思乡之苦。诚如董炳月所言，“当他把南京作为‘异地’来叙述的时候，实质上是在确认南京在自己思想史上的位置。‘异’即‘现代’。作为‘异地’的现代的南京，即与作为‘旧地’的S城绍兴相对立。”（12）

为了进一步提升南京在其思想史上的地位，鲁迅还在《呐喊·自序》中将自己打定学医决心的时间明确放置在南京求学期间，而实际上他是在日本弘文学院毕业之际才下定决心学习西医的，这在后来写于1925年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有明确的交代：“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13）另外，写于1934年的《自传》也说自己到日本留学之后“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14）。可见，鲁迅学医的决心的确并非如《呐喊·自序》所云确立于求学南京时期。虽然这并不能否定鲁迅在南京时期或许曾经有过学医的念头，但朦胧的“念头”上升为断然的“决意”显然是在留日以后了。当初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被派往日本要学的是采矿冶金科，在弘文学院期间还曾发表专业论文《中国地质略论》，甚至在转学医学以后还与顾琅合编出版了矿学著作《中国矿产志》，这也间接说明了鲁迅是到日本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心放弃冶金学而改学医学的。

此外，在《琐记》中，鲁迅还进一步补了《呐喊·自序》之缺，将自己接触《天演论》的时间提前到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的第二年，并且以“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15）的叙述，给读者营造一种他在南京时期沉迷于《天演论》的印象。但据学者考证，鲁迅真正接触到《天演论》的时间不早于1902年2月2日（16），此时他已经从矿路学堂毕业，即将离开南京，至于熟读《天演论》则是在留学日本期间（17）。把沉迷《天演论》的时间提前到南京求学时期，与此前在《呐喊·自序》中把学医决心的产生提前到南京时期，本质上都是在尽力凸显南京在其自我精神发展史上的地位。通过这种“提前”的叙事重构，原本主要具有“过渡性”的南京时期，就变得具有更鲜明的“转折性”了。

相对于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而言，鲁迅的叙述或许存在某些偏差，但这些偏差所显现的绝非虚伪，而是清晰地折射了已然成为文学家的鲁迅要为自己建构精神发展脉络的真实心理。回忆书写并不等同于再现记忆，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言，“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18），“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19）。对于回忆者鲁迅而言，南京已经不仅仅是他曾经求学谋出路的地方，而是成为了他走出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站，成为了一个标志着他的思想在此发生蜕变的坐标点。换言之，南京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鲁迅曾栖身其间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承载着他的“进化”的意义空间，后者才是鲁迅更看重和需要的。因此，一方面遮蔽他在南京求学期间的思乡恋家之情与写作旧体诗文之实，另一方面汇聚并凸显他在南京所获得的西学启蒙与现代蜕变，就成了鲁迅在《呐喊·自序》《琐记》等文中的叙事策略，南京也由此获得了诗学意义。

1910年6月，旨在促进实业、开通民智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举办的商业博览会，会展规模宏大，持续半年之久，前后约有30万人参观，其中就有一只200余人的学生队伍是鲁迅带领的。1910年10月，时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和博物学教员的鲁迅率领学生团体经由杭州、嘉兴、苏州抵达南京，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参观活动。此次参观使学生大开眼界，“大家认为绍兴井底蛙，幸得鲁迅先生率领，一跃而出，游了汪洋大海，大开学习科学的诀窍。”（20）十年前那个打开了鲁迅的视野、使他由此走向现代的南京，如今又打开了他的学生辈的视野，奠定了他们成长为国家建设所需人才的基础。从绍兴到南京这条鲁迅曾经走过的由封闭到开放、由传统到现代的“异路”，他又带着他的学生们走了一次。可以说，清末的南京已经成为鲁迅眼中维新和进步的象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次年元月中华民国宣告正式建立，临时政府设立在南京。经许寿裳推荐，鲁迅被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延请至教育部工作，于1912年2月中旬离开绍兴来到南京。

自1909年8月回国后的两三年间，鲁迅先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虽然做出不少业绩，但因校中人事纠纷不断、故乡风气不开等缘故频感受挫，以至两度辞职。在1910-1911年致许寿裳的几封书信中，鲁迅多次表示困居故乡的苦闷，希望许寿裳能帮他在别处另谋出路。例如，1910年8月15日信中说：“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21）；11月15日的信中说：“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之之地也”（22）；1911年1月2日信中说：“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幸不颠陨，顾防守攻战，心力颇瘁”（23）；3月7日信中说：“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24）；7月31日信中说：“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25），等等。在请许寿裳代谋出路的同时，鲁迅也曾自谋出路，想去上海“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但“到底被拒绝了”（26）。

绍兴的光复一度使苦闷中的鲁迅感到兴奋，他接受了军政府都督王金发的委任，出任浙江山会师范学堂校长。但很快，新政府所暴露出的旧底色使鲁迅甚感失望，1912年2月他再次辞职。“然而事情很凑巧，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27）许寿裳的来信适逢其会地给鲁迅提供了一条逃离故乡的出路，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迅即赶赴南京教育部任职。事实上，进京，亦即到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去，正是此前鲁迅的向往。1910年许寿裳去往当时的京城北京工作之后，鲁迅在给他的书信中就曾多次表达也想“北行”之意，希望许寿裳能“随时为仆留意也”（28），因未能如愿而不免失落，感叹“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29）。此次许寿裳在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京城南京为鲁迅谋到了出路，这对他来说可谓喜出望外。

如果说十多年前的南京是鲁迅“走向世界”的第一站，那么此时的南京则成为了他“走向中国”的第一站。正如朱正所言，鲁迅“十年前离开的时候，只是矿路学堂的一名毕业生，现在重来，却是新国家新政府的一位官员了”（30）。虽然此次鲁迅在南京工作的时间很短，但在南京获得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却顺利地在新的民国首都北京延续了下去。在首都立足使鲁迅获得了观察和参与新生的共和国蜕变的核心位置，使他从边缘走到了中心，走到了“能做事”和“能发声”的前沿，并为他后来参与新文化运动成为旗手准备了条件。可以说，南京再一次在关键时刻成为了鲁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从1912年2月中旬来到南京，到4月中旬返回绍兴安排家事以便随教育部北迁北京，鲁迅在民元的南京仅居留了两个月（31）。在此期间，他与许寿裳“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或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32），对于革命多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不同于“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33），鲁迅对于革命后的首都南京总体上印象颇好，后来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以“光明”为关键词表达他彼时对于南京的观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中国的未来的乐观：“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34）这自然是因目睹了国家的革新气象而感到兴奋，但同时也叠加了个人人生出现转机的喜悦。某种意义上，中国国家的新生和鲁迅个人的新生在此形成了同构关系。也正因此，当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而国势“渐渐坏下去”以至“旧相又显了出来”（35）以后，鲁迅也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和寂寞之中。诚如丸山升所言，“辛亥革命是他自身的事情，辛亥革命的败北就是他自身的败北。”（36）

最能见出民元时期鲁迅的心情的是他对明故宫旗营废址的重访。十余年前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到明故宫一带骑马而受到旗人的欺辱，据他自己后来说，他的骑马乃是“经过”：“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詈骂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37）不过，许广平则表示鲁迅彼时有故意与旗人争胜之意：“那时他最得意的是骑马，据说程度还不错，敢于和旗人子弟竞赛。有一回就因竞赛而吃旗人暗算，几乎跌下马来。”（38）周作人更进一步指出鲁迅冒着被叫骂投石的危险去明故宫骑马“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39）。无论鲁迅当初只是单纯的“经过”还是“出于民族思想”的故意之举，一个汉人少年以满人素来自豪的骑马的姿态出现在满人驻兵的“明的故宫”一带而又受到满人的欺辱，无疑是极富象征意味的画面。可以想象，随着鲁迅留日以后进一步接受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当初的直接受辱于满人的画面必然在其心中不断涌起，因此他才会在革命后的南京重访旗营驻地废址（而非曾经就读的学堂），并对同去的许寿裳“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一事，虽然“言下犹有余恨”（40），但积年的愤懑显然为之一舒。

一则将鲁迅从困厄于故乡绍兴的苦闷中拯救出来，二则使鲁迅得以亲到曾经受辱的故地一舒愤懑，三则以“格外文明”（41）的气象显示辛亥革命带给国家的新生，民元时期的首都南京自然也就使鲁迅感到“光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元南京的“光明”不仅是鲁迅曾有的真实印象，更是被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的“黑暗”所反衬出来的图景。满清旧臣袁世凯取代革命领袖孙中山就任民国总统并迁都北京后的种种倒行逆施无疑使鲁迅备感失望，民国二年二次革命的失败更带给鲁迅以强烈的幻灭感。可以说，随着张勋攻占南京并摧毁了当初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于莫愁湖畔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鲁迅的燃起于民元南京时的热情和希望也就熄灭了，《呐喊·自序》中所谓“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43）实乃自此而始，正如其后来所说：“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40）从心理上说，鲁迅的民元南京体验并不终结于他随教育部北迁北京，而是终结于以南京失守为标志的二次革命的失败。许寿裳曾言，“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44）显而易见，鲁迅的用功于佛经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希望的转瞬即逝带给他的幻灭之感。

现实中的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国愈是“黑暗”，记忆中的革命政府所在的南京便愈加“光明”。对于鲁迅而言，民元南京已经成为一个记忆空间与一个心理症结，承载着他对辛亥革命所开启的“光明”的记忆以及对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失传了的痛惜。也正因此，即使鲁迅在民元南京的见闻经历实际上并不都是愉快的，也有诸如机关卫兵偷盗他的衣服、教育次长景耀月任人唯亲并险些暗中将他除名等恶事发生，并且彼时他也很可能曾向范爱农等人抱怨过在南京的某些遭遇或见闻（45），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更愿意说起民元的“光明”和“希望”，在不讳言“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之后即刻又指出“然而他总失败”（46）。换句话说，民元的意义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即“希望”失落以后才被鲁迅更深切地体味到的。在回忆者鲁迅的笔下，民元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破灭了的理想的标志符号，一个可以对当下构成对照批判的镜子，既使他无法忘怀、时时反顾，也是他“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47）的重要参照，而南京则是鲁迅贮存其民元记忆的心理空间。

充满“希望”的民元的转瞬即逝与无可追踪，成了鲁迅念念不忘的心结，对他的文学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民元、辛亥革命及革命先烈有关的回忆书写贯穿了鲁迅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正如论者所言，“辛亥记忆，是鲁迅终其一生在作品中甚至生活中不断咀嚼的东西。”（48）鲁迅对思想变革、社会变革的关切与期待，相当程度上是源于他对在民元南京所体验到的“光明”和“希望”逝去的痛惜与反思。1927年，鲁迅在《〈尘影〉题辞》中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49）所谓可以“由此得生”或“由此得死”的时代固然是指1927年国共分裂后所形成的能够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时代，但对于鲁迅而言，十多年前的辛亥革命年代也未尝不是这样一个时代。在鲁迅看来，辛亥革命是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充满希望的开端，中国原本“可以由此得生”，进入励精图治的大时代，但不幸却在光明乍现之后“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50），依然在死路上徘徊。鲁迅对民元的念念不忘，本质上是对一种可能性未能实现的痛惜。

                          1912年的南京

民元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的失传还体现在中国没有形成关于辛亥革命的集体记忆，那些为促成革命而牺牲的英烈也没有被民众记得并纪念，甚至竟被民众视为乱党而唾弃，正如鲁迅在回想起已故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时所感叹的那样：“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51）在鲁迅看来，“忘却了纪念”（52）或“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实质上都反映了“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53）。因此，鲁迅不但在写到辛亥记忆或革命者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慨叹或抨击中国人的善忘和冷漠，还多次“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54），并对这样的著作始终未能出现表示遗憾。例如，在《无声的中国》中他质问关于民元革命这样的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55）；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他再次慨叹关于民元革命“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56）。因为没有像样的著作流传，“民国的来源”就没有被真正说明，广泛的社会共识就没有形成，这就使得中华民国虽然是以民立国，但却有名无实，民众对民国缺乏认同感与爱护感，对民国的兴衰荣辱漠不关心，甚至“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57）。民元革命的集体记忆久久不能形成，使得鲁迅只能慨叹“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58），他也因此一次又一次“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59）。

除了未能形成全社会的集体记忆之外，鲁迅认为导致民元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失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对反革命者及旧派人物的彻底肃清或斥逐，大量接纳他们加入革命政权不但造成革命主导权的旁落，还为他们后来的腐蚀和反扑革命留下了余地。这是鲁迅耿耿于怀的，他也因此对所谓“文明”或“宽容”始终不以为然。在《杂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文中以及1926年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多次沉痛地揭示了民元的革命者因“服了‘文明’的药”（60）、对敌人讲“宽恕”而导致的血的教训：

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61）

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62）

对民元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的失传的痛惜与反思强化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诉求（“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64）），也催生了他独特的复仇哲学与不宽容姿态。甚至可以说，对民元的“光明”逝去的念念不忘还是促成鲁迅1920年代中后期左转的内在动力之一：他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够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总而言之，虽然对于社会来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了，无可追踪了”，但对于鲁迅而言，辛亥革命及民国元年却始终未曾过去，始终是他的一种现实在场的思想资源。换言之，正是因为对于社会而言民元已经无可追踪了，鲁迅个人的民元回忆才会不断被激发与巩固，正如论者所言：“鲁迅的‘辛亥叙事’，是为了抵抗‘忘却’而作的‘纪念’。”（65）而民元时期的南京则是那个贮存鲁迅的辛亥记忆的最重要的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1926年7月，以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在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下，北伐进展迅速，仅用了十个月就先后击垮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将革命势力推进到长江流域。1926年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共”的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彻底分裂；9月，武汉国民政府并入南京国民政府。次年6月，北伐军击退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如果说对于鲁迅而言，晚清时期的南京和民元时期的南京主要是作为标志着“维新”或“光明”的记忆而使他时时反顾，那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南京就成了“黑暗”的根源而使他感到憎恶和愤怒。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这一时期的南京不是以记忆而是以现实的力量持续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发生影响。一方面，对于南京国民政府黑暗统治的“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可谓鲁迅后期文学活动的总主题，他也因此更加依赖杂文这种战斗的文体，其杂文的内容也更多地从早期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转向揭刺黑暗专制及其帮忙、帮闲的政治性批评；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对左翼文学和进步作家的残酷打压与戕害，使得鲁迅失去了大半自由发表权，他不断更换笔名在“荆天棘地”中钻“文网”的杂文仍是常常免不了被“不断地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66）的厄运，这也迫使他的部分杂文一改早期的简练明快之风，变得更加曲折隐晦，但同时也因此而更加耐人寻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虽然鲁迅后期文学的生产场域是上海，但间接形塑了其主题与风格的却是他选择与之对抗的南京。

鲁迅显然没有想到曾经两度给他带来“光明”的南京后来竟会以“黑暗”的形象矗立在他的眼前。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在广州得知沪宁两地相继克复的鲁迅十分高兴。在写于4月10日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中，他表示“沪宁的克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而当写作这篇庆祝文章之时，他的兴奋依然溢于言表：“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今年顷又可以重立。”（67）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至北伐军克复之前，南京在鲁迅的观感中逐渐褪去了民元时的“光明”而渐趋黯淡乃至保守。1922年1月，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了《学衡》月刊，围绕该月刊所形成的学衡派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南京因此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重镇，不复有当初的革新气象。鲁迅曾在1922年写下《估〈学衡〉》《“一是之学说”》等文抨击学衡派，但并未能击退学衡派“发表的勇气”（68）。在鲁迅看来，北伐军克复南京意味着民元时期光明的革命气象将重现于这座已偏保守的废都，它将因再起的大革命而重获新生，鲁迅不能不为此感到兴奋。

还在厦门的时候，鲁迅就热切关注着国民党主导的北伐。北伐的连战连捷使鲁迅看到了革命再造民国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实现，他耿耿多年的辛亥情结就要终结，这自然使他兴奋不已。彼时在给许广平的书信中，他不但反对学者应对南北战争中立的态度，明确表示“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甚至想要提醒“太老实”的国民党不要被“比狐狸还坏”的研究系“拉拢”，“对于异党宽容大量”，重蹈了民二的覆辙（69）。然而令鲁迅错愕的是，他眼中“太老实”的国民党才真正是“比狐狸还坏”，在革命形势大好之际突然将屠刀挥向了自己阵营中的共产党，使他“吓得目瞪口呆”（70）。最终北伐虽然推翻了黑暗的北洋政府，但代之而起的国民政府却更加黑暗。革命革出了更大的黑暗，1927年的现实印证了鲁迅写于1925年的《失掉的好地狱》，使它从“寓言”变成了“预言”，鲁迅不能不深感悲愤，以致还在广州时就反对辑录了他到广州后所发表的支持和赞誉北伐革命的言论的书籍《鲁迅在广州》的印行，而后来当《两地书》结集出版时，他则将原信中大段关于国民党“太老实”之类的“梦话”尽皆删去，而当初为庆祝上海、南京克复所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也被他弃而不收于文集。通过遮蔽曾经对国民党的拥护和期待，鲁迅坚定地站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批判大量见诸鲁迅后期的杂文。不过，专就发生在南京的事件而写作的文章并不多，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发表于1931年末的《“友邦惊诧”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出兵强占中国东三省，南京国民政府不敢抵抗，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全国多地学生纷纷进京请愿，于12月17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当局严厉镇压，多名学生被打死或打伤。国民政府谎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并在通电中以多种罪名污蔑学生，且称“友邦人士”对于学生请愿感到“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南京当局的凶残与无耻使鲁迅异常愤怒，他当即写下《“友邦惊诧”论》激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及其所谓“友邦”（71）。最终北伐虽然推翻了黑暗的北洋政府，但代之而起。文章铿锵激越，读之令人血脉贲张。1934年11月，在给英文月刊《现代中国》（China Today）所写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鲁迅再次提及此事，文风已由三年前的热骂改换为冷嘲，而悲愤之情依旧。

在杂文之外，鲁迅还有两类与南京有关的诗作值得注意。第一类是政治打油诗，即《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这四首打油诗自1931年12月11日至1932年1月5日相继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十字街头》第一至三期上，其中《好东西歌》是讽刺“九·一八”后国民党内宁派与粵派的斗争，虽然两派“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72）。最终北伐虽然推翻了黑暗的北洋政府，但代之而起，但其实双方都不是好东西；《公民科歌》是讽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他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议中小学课程应增设“公民科”，鲁迅认为这是教人安于做奴隶，“公民义务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里懂”（73）。最终北伐虽然推翻了黑暗的北洋政府，但代之而起；《南京民谣》是讽刺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集体拜谒中山陵是“强盗装正经”（74）。最终北伐虽然推翻了黑暗的北洋政府，但代之而起，“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言词争执”歌》是讽刺国民党宁粵两派在四届一中全会上互相指责对方卖国而实乃一丘之貉。这些政治打油诗以自身的嬉笑戏谑解构并嘲讽了国民党的装腔作势，使其各派首脑及官员均化为小丑，极尽挖苦之能事。如果不是《十字街头》出到第三期就被国民党查禁，鲁迅的此类政治打油诗或将继续写下去，即此也可见出“不正经”的打油诗所具有的破坏力不在被视为“投枪与匕首”的杂文之下。

另一类是写于1930年代的部分旧体诗。1931-1935年，鲁迅先后写了30多首旧体诗。这些诗作绝大部分是以条幅的形式写给日本友人的，且大半在鲁迅生前未曾公开发表。诗作的具体内容虽然各有不同，但大都表达了对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黑暗与战乱的不满与忧愤，如“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无题》），“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赠画师》），“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戌年初夏偶作》）；或是讽刺国民党乌烟瘴气的派系内斗，如“西游演了是封神”（《赠日本歌人》）、“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无题》），“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赠邬其山》）。同时，不少诗作还流露出对辛亥革命的理想未能实现的怅惘，其中较明显的如写给曾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宫崎滔天的侄子宫崎龙介及其夫人柳原烨子的两首七言绝句：“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75）。最终北伐虽然推翻了黑暗的北洋政府，但代之而起。董炳月认为，“鲁迅面对宫崎龙介，显然是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时代——青春时代的南京与东京，于是写下了这两首诗。诗中，现实、记忆、政治、抒情四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76）。最终北伐虽然推翻了黑暗的北洋政府，但代之而起。其实不止这两首，鲁迅1930年代写给日本友人的其他诗作也都可以如此理解。一方面在戏谑嬉笑的打油诗中讽刺挖苦国民党政要，另一方面在沉痛严肃的旧体诗中叹息辛亥革命理想的失落，悲哀于中国的现状与前途，作为罪魁祸源的南京，也即“风生”之源的“白下”，就这样始终如阴云一般笼罩在晚年鲁迅的心头。

除了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表征而受到鲁迅的批判性关注之外，1927年后的南京还因发生过两件反映了市民的麻木与残忍的事件而刺痛过鲁迅。一件是鲁迅从1928年4月6日的《申报》上读到的：中山陵即将竣工，南京市内忽然传出“石匠有摄取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的谣言，市民为此“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歌诀有三种，中云“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自叫自承当”、“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等等。鲁迅认为这三首歌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市民“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他在隐喻的意义上将“叫魂”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的“唤醒民众”相类比，从市民的拒绝被叫魂看到了市民的拒绝被唤醒，看到了他们的“厚重的麻木”：“‘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面对这样的“鸡肋”般的市民，鲁迅深感悲哀：“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他也因此讽刺那些“闭了眼睛”硬说民众已经觉醒的“革命文学家”是自欺欺人。（77）

另一件是鲁迅从1934年5月14日的《大美晚报》上读到的：南京玄武湖公园内“特举办五洲动物园”，举办方将“三种怪人”即一个“头小如拳”的人、一个“头大如巴斗”的人、一个“无腿。仅有肉足趾两个”的“半截美人”作为“奇异动物”供游人观赏猎奇，而通讯记者又称他们为“动物中之特别者”，津津有味地向读者介绍。这则通讯刺痛了鲁迅，他将其剪下，加上简短的按语——“此篇通讯中之所谓‘三种怪人’，两个明明是畸形，即绍兴之所谓‘胎里疾’；‘大头汉’则是病人，其病是脑水肿。而乃置之动物园，且说是‘动物中之特别者’，真是十分特别，令人惨然。”（78）——后寄给《论语》半月刊发表，并要求按语发表时署名“中头”（79）。正如钱理群所言，鲁迅之所以被这则通讯刺痛，“不仅是学医的经历使鲁迅天然地同情病人”，更是因为国人“不将人（而且是病人）当人看，视为动物，还要玩赏他们的不幸”的行为“超出了鲁迅的容忍度”（80）。剪下已发表的通讯，加上按语后再次发表，通讯自身就取代了它所报道的“三种怪人”成了新的示众对象，国人的麻木与残忍也因此被示了众。特意署名“中头”是选择自居于“大头”“小头”等“怪人”或“病人”之中，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这就与五洲动物园的游客及通讯记者等自居于“怪人”之外而玩赏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与对照，显示了一个深具痛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对毫无痛感的国民的失望与批判。

写于1928年的《太平歌诀》与写于1934年的《〈玄武湖怪人〉按语》显示，在主要作为“政治性的城市”（81）被鲁迅关注和批判之外，1927年后的南京还不时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提供了素材。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总而言之，1927年后的南京在鲁迅眼中已无任何好感可言。

“鲁迅与南京的关系相当不浅”，周作人此言不虚。南京是青年鲁迅“走异路，逃异地”的首站，正是在南京求学的四年，鲁迅对于世界形势、中国命运以及个人道路有了初步的觉醒，奠定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中国走向世界的基石。自日本留学归国后郁郁不得志的鲁迅，通过进入辛亥革命所造就的南京临时政府工作，再一次“逃”出了故乡，“走”入了新的时代。民元南京的“光明”所昭示的中国将由此走向新生的可能性使鲁迅感到兴奋，而它的转瞬即逝又使鲁迅备感失望，他的辛亥情结由此酿成。大革命失败后，曾两度在关键时期给鲁迅提供出路的南京蜕变为独裁专制的国民政府的首都，开始以“黑暗”的形象与现实的力量挤压鲁迅及其文学的生存空间，乃至形塑了其后期文学的主题与风格。

近代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迁导致南京的城市职能不断变化，鲁迅对南京的态度也随着南京在他眼中的形象的变化而变化。晚清时期作为新思潮传播地的南京与民元时期作为革命之都的南京各因其“维新”或“光明”的形象使鲁迅时时反顾，成为其标志着自我新生与国家新生的记忆空间；而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后的南京却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黑暗”。这三重不同的南京印象并存于鲁迅的心中。没有哪座城市像南京这样承载着鲁迅如此复杂的情感——那里既孕育了他最初的觉醒与美梦，记录着他最意外的兴奋与失望，也造就了他最深沉的悲愤与叹息。从晚清至民国，从记忆到现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鲁迅的三重南京印象中，不仅可以见出他一生对于民族国家新生所作的追求与奋斗，也可见出中国近半个世纪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挣扎与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