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南京时代:北京建都史剧的庄严序曲

至少自商代后期就已存在的蓟国之都蓟城（位于今天北京广安门一带），在周朝相继做了蓟国与燕国的都城，秦汉至隋唐时代一直是中国北方军事中心幽州的治所。至辽代，这里升格为陪都之一南京，成为契丹管理辖境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这一在当年看似循例而为的安排，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却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隋唐以来的农业手工业开发促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政治重心也自北宋开始呈现出由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向华北平原，继而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向。

但是，崛起于北方草原地带、以游牧骑射见长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对同时期存在于中原地区的政权大体处于主动进攻态势，有效阻滞，进而彻底扭转了国家政治重心逐渐趋近于经济重心的发展势头。

契丹建立的辽朝以华北平原北部的白沟（拒马河）为界与北宋并立，女真建立的金朝攻灭北宋后以淮河为界与南宋对峙，蒙古建立的元朝先后扫平金朝和南宋，满洲建立的清朝取代明朝完成了更大范围的全国统一。

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直至民国北京和当代北京，基本连续地构成了一千多年来国家首都的基本序列，为这部史诗大剧奏响序曲的正是此前的辽代陪都南京。

在北京建都史上，辽南京时代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在国家统一的隋唐两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大分裂阶段。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叛，以事成之后割让幽、蓟等十六州（后世俗称“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契丹在军事上的支持，由此建立起短暂的后晋政权。两年之后的辽会同元年（938年），幽州被提升为陪都南京，嗣后成为辽朝的五京之一。与此同时，唐代叛将史思明使用过的“燕京”，也成为与“南京”并用的正式称谓。

这座城市由此完成了自秦汉以降的军事重镇向中国北方政权陪都的转变，拉开了古代北京近千年来建都史的帷幕。民国北京与当代北京仍在延续其历史文化脉络，这是北京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今人习惯于把反映所处时代的契丹国号与城市自身的名称组合起来，把这座陪都叫作“辽南京”，辽宋至明清时人则更多地采用“燕京”这个显示先秦时期就有建都传统的称谓。

关于辽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我们试图通过爬梳剔抉古今文献，吸收区域史、城市史、历史地理、考古学等领域的相关成果，追溯由军事重镇幽州转变为北方政权陪都的历史背景，展现辽南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时代变迁及其空间特征，力求尽量客观地评价辽南京在北京城市发展尤其是建都史上的地位；以区域中心城市辽南京为基点，从城乡之间彼此关联的角度出发，讨论周边地区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作用及其相互影响，进而从整体上反映辽南京成长的历史过程。

换言之，《辽南京》一书是一部以城市为重心、以今北京市辖境为主要范围，兼及周边相关区域的断代史。书中涉及分析辽南京所处的地理形势与人文环境，追溯城市性质转变前后的战争风云，说明辽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与交通体系、城市空间与建筑布局、政治制度与军事部署、人口分布与城乡生活、经济制度与经济形态、区域文化的发展交融、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辽宋之间的外交活动、世家大族与著名人物、战乱末世的动荡更迭等，力求从多个角度展现北京建都这部辉煌史剧在一千多年前奏响的庄严序曲。

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造就了以中原地区汉族政权为中心的传统史观，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天下一家、华夷一统的思想。现当代更是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历史上的中国并不等同于中原王朝，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和富有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正如谭其骧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指出的那样：“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宋辽之间、宋金之间的战争都是内战，而是应当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讲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

那么，当然应该有民族英雄，有卖国贼。岳飞当然是民族英雄，秦桧当然是卖国贼，这怎么推翻得了呢？任何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把宋朝出卖给金朝而不是卖国贼？宋朝方面有汉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当然也会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我看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就应该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

这里阐述的思想，对于认识辽、宋、夏、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判断围绕辽南京发生的多次战争的性质，评价曾经在这个区域留下历史足迹的各类人物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从帝王到平民都是城市史和区域史的创造者，《辽南京》理当为活动在这里的各色人等留史存真。

汉唐幽州到辽代上升为陪都之一南京，促使古代北京的城市性质发生了初步转变。辽代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远超后续诸朝的大度包容，“因俗而治”的政策植根于这个区域的历史地理、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之中，“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就是古代意义上的“一国两制”。此举对于减轻权属更替之际的政治文化冲突，促进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汉族与契丹等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塑造古代北京熔各方文化于一炉的城市性格，都具有关键作用。

辽南京的出现，为女真、蒙古、满洲诸族统治者在此建都凝聚了历史人文与社会心理的认同，具有“前车后辙”一般的引示意义。站在今天回溯过往，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的相继出现，客观上抬升了辽南京的历史地位，也进一步强化了北京文化的多民族融合色彩，这当然是辽人无法预知的后世演变的结果。

始自商周蓟城的北京城市史，最初只是涓涓细流，至辽南京时代已汇成滔滔大河。正是经过辽南京这一“前奏曲”的铺垫，以金中都为开端，近千年来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史诗大剧才隆重上演，并进一步化作波澜壮阔的滚滚洪流。辽南京，正处在这段非凡历史的转折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