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量高级将领。仅1926年1月毕业的黄埔三期学生中，就走出了后来的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红一军团第三军军长黄公略，以及共和国上将陈奇涵，中将常乾坤、唐天际等名将。国军方面，王耀武、李天霞、石觉，以及在抗日战场壮烈殉国的戴安澜、朱赤、周复、王峻、高致嵩等人，同样出自黄埔三期，可谓将星云集。
1225 名黄埔三期毕业生中，山东籍学生二十七人。二十七名山东籍学子，即墨籍有三人。这三位即墨籍黄埔生中，便有今北安街道凤凰庄人张汉卿。
1924 年秋，就读于济南的即墨长直王家村（今属大信街道）人孙嘉傅，经国民党济南支部负责人王乐平引荐，邀约长直街（今属大信街道）的姑表兄弟宋天修，以及在官路埠即墨县立第五小学任教的好友张汉卿，三人结伴南下上海，报考黄埔军校。考试合格后，一同前往广州黄埔岛，以学生军身份入伍受训。
黄埔军校实行严格的入伍生制度，学员入校须先接受三个月入伍基础训练，考核合格后方可转为正式学员。与前两期学员不同，黄埔三期学员自入伍起，便频繁承担校外勤务，难以开展系统化完整训练。1925年1月，粤系军阀陈炯明发动叛乱进犯广州，广东革命政府集结十万余人东征联军，分三路出兵讨伐。战事危急关头，左路滇军杨希闵部、中路桂军刘震寰部消极避战、按兵不动，唯有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一团、教导二团三千余官兵浴血冲锋，成为第一次东征的核心主力。张汉卿、孙嘉傅、宋天傅三位即墨籍学子全程参与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先后随军攻克淡水、海丰，顺利收复潮汕全境，击溃陈炯明部主力林虎所部，全面掌控东江流域，助力革命政府取得第一次东征的全面胜利。
1926年1月，张汉卿、孙嘉傅、宋天修三人如期从黄埔三期毕业，统一分配至由蒋介石兼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编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任职见习排长，随即投身北伐战争，多次参与征讨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的关键战事。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续汪精卫集团又制造“马日事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三人的人生轨迹也因时局剧变，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
1925 年6月23日爆发“沙基惨案”，孙嘉傅作战时被英军舰艇发射的达姆弹击中大腿，身负重伤，经救治侥幸存活。此后一路升迁，官至蒋介石嫡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二旅上校团长。1933 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孙嘉傅所部在江西乐安县草台岗一带遭遇红一方面军主力伏击，激战中中弹阵亡。
张汉卿与宋天修二人，则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副师长蒋光鼐）任连长。1927年8月1日，二人跟随部队，一同参加了南昌起义。
令人惋惜的是，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进军广东途中，师长蔡廷锴本就对起义心存动摇，突然率部脱离起义队伍转赴福建，并通电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受形势裹挟，张汉卿、宋天修二人错失编入红军的机会，这也成为二人人生中第一个关键转折点。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天修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中校营长。忻口战役打响后，他奉命驻守南怀花核心阵地，在与日军反复拉锯争夺战中，率领全营将士殊死拼杀，最终壮烈殉国。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张汉卿于黄埔同窗王耀武麾下的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任中校营长。在吴淞口防线一带，张汉卿率部与松井石根指挥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展开惨烈血战。淞沪会战失利后，他又随军驰援南京，投身南京保卫战。在城郊明孝陵周边的阵地攻防战中，遭日军炮弹重创，重伤昏迷。
也正因这次重伤昏迷，张汉卿意外躲过南京城破后日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成为南京保卫战为数不多的幸存官兵之一。
于战场废墟中苏醒后，身负重伤的张汉卿无奈脱下军装，化装成逃难百姓，一路辗转跋涉，艰难返回老家即墨，隐蔽在尹家村的亲戚家中养伤。
数月之后伤势稍有好转，张汉卿不顾家人劝阻挽留，再度跋山涉水，前往湘赣前线寻找部队。彼时，昔日黄埔同窗王耀武已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正率部征战在湘赣战场。报国心切的张汉卿虽恳切请求归队参战，奈何旧伤过重，加之养伤期间医治护理不当，身体已无法适应野战部队作战环境。经王耀武反复劝说，张汉卿最终辗转前往重庆，投奔同为黄埔三期的青岛籍同学、在重庆防空司令部任要职的张廷孟（青岛李村人，后授国民党空军中将），被安排至重庆白市驿机场地勤部队任职，自此基本脱离一线作战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汉卿随部队前往南京，逐步晋升为空军地勤部队上校军官。1949 年 4月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仓皇南逃，预备迁往台湾，张廷孟数次劝说张汉卿一同赴台。早已厌倦内战的张汉卿婉言拒绝，在南京就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汉卿被安置在徐州机场，从事地勤相关工作。但命运的磨难并未就此落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张汉卿被当地专政机关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遣返回原籍即墨长直公社凤凰庄大队，接受劳动监督改造，日常主要工作便是为生产队挑尿罐、买尿罐。当时的农村孩子玩儿弹弓，八尺大汉张汉卿所挑的两只装满尿的尿罐，是熊孩子经常的袭击靶子。
昔日意气风发的黄埔军官，一朝沦为管制劳动人员，巨大的身份落差与生活困境始终未曾击垮张汉卿。当时长直公社群众专政组织屡次计划将他列为重点批斗对象，面对施压，张汉卿始终不卑不亢、据理力争：
我参加过南昌起义，上阵打过日本侵略者。若要批斗我，先去请示当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总理！
基层批斗组织没能力请示国家领导人，毕竟知晓南昌起义，终究不敢对他肆意迫害。张汉卿因此躲过特殊年代更为残酷的身心摧残。
1979 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除极少数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者外，对长期遵纪守法、安分劳作的各类改造人员一律摘去帽子、恢复身份。借此政策东风，张汉卿得以平反恢复名誉，重回徐州原单位工作。
半生颠沛流离，历经战火摧残与世事坎坷，张汉卿终于迎来一个安稳平和的晚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汉卿于徐州病逝，走完了他跌宕曲折、饱经沧桑的一生。
名将辈出的黄埔三期之中，张汉卿没有王耀武、戴安澜那般显赫战功，亦无朱云卿、黄公略那样的历史地位。但作为千百万革命志士中的普通一员，张汉卿也曾怀揣救国理想征战沙场，也曾亲历历史转折、生死考验。他的一生，不但是诸多默默无闻黄埔学子的缩影，更是近代乱世中诸多底层爱国军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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