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南京大学华英文教基金大师系列讲座(之三、之四)

时间：2026年4月30日上午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仙1-215

主讲人：马丁·奇克（Martin Chick） 教授

主持人：刘成  教授

2026年4月30日上午，马丁·奇克教授在南京大学以“The Welfare State”为主题，为学生带来了一场系统而深入的学术讲座。讲座以贝弗里奇报告为核心文本，围绕英国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困境展开分析，呈现出一条从理性制度构想走向复杂现实困局的历史路径。

讲座首先回到贝弗里奇报告的思想原点。奇克教授指出，这一报告并非社会主义福利蓝图，而是一项典型的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其核心在于通过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体系应对人生风险，而非由国家单方面施予福利。报告提出的“五大巨人”——贫困、疾病、无知、肮脏与懒惰——分别对应不同的制度工具：社会保险用于应对贫困，税收支持医疗与教育，国家提供住房，而“懒惰”问题则需依赖充分就业政策加以解决。其整体逻辑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以及在维护个人尊严前提下的风险共担。

在制度设计层面，奇克教授重点分析了“统一费率、统一给付”的社会保险原则。这一看似简单的安排，实则具有深刻的制度智慧：通过全民强制参与与风险共担，避免按风险差异定价所带来的排斥效应，从而保护最脆弱群体不被进一步边缘化。然而，这一制度依赖两个关键前提，即政府维持低失业率以及建立高效的全民医疗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随着战后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变化，这些前提逐渐削弱，制度基础也随之动摇。

进入20世纪中后期，福利国家的目标发生重要转变：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这一转向虽回应了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新社会诉求，却也带来制度逻辑的改变。在政治竞争压力下，福利给付不断提高并逐渐与收入挂钩，原本“平入平出”的保险原则被侵蚀。例如，养老金制度由统一给付演变为收入关联型计划，工作期间的不平等被延续至退休阶段。同时，家计调查式福利重新兴起，与贝弗里奇所强调的普遍性原则形成张力。

在当代层面，奇克教授将分析重点放在养老金体系与福利支出的结构性问题上。一方面，职业养老金由待遇确定型逐渐转向缴费确定型，个体承担的市场风险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福利资源出现明显错配，支出重心向老年群体倾斜。以“三重锁定”为代表的制度安排，使养老金持续增长，即便部分老年人并不处于贫困状态。相比之下，在职贫困群体却未能获得同等支持。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加之老年选民的政治影响力，使福利改革面临显著的“政治刚性”，任何削减既有福利的尝试都难以推进。

讲座最后回到对贝弗里奇愿景的整体评估。奇克教授指出，当代英国的“国民保险”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一种一般性税收，其与医疗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制度联系被削弱，公众认知亦出现偏差。原本以缴费换权利、强调自尊与责任的制度设计，逐渐演变为复杂的再分配体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产生逆向激励。福利国家由此从一个相对清晰的制度模型，转变为嵌入政治博弈与经济结构之中的动态系统。

在问答环节，奇克教授还结合2022年英国金融动荡（UK mini-budget crisis）等现实案例，指出当代福利体系与金融市场高度联结所带来的新型脆弱性，并鼓励从历史制度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继续探讨福利国家的改革空间。本次讲座不仅澄清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制度初衷，也揭示了福利国家在长期演变中的路径依赖与结构性困境。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讲座为理解当代英国乃至西方福利国家的养老金压力、资源错配与改革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与学术启发。

讲座回顾：Energy Policy

时间：2026年4月30日下午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仙1-216

主讲人：马丁·奇克（Martin Chick） 教授

主持人：刘成  教授

2026年4月30日下午，马丁·奇克教授为南京大学本科生带来题为“Energy Policy”的讲座。讲座以二战后英国能源结构转型为主线，从煤炭、石油到天然气、核能及可再生能源，系统梳理了政策选择背后的制度逻辑与政治经济约束，揭示了能源领域中市场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演变。

讲座伊始，奇克教授首先回顾煤炭时代的制度基础。1946年煤炭国有化后，国家煤炭局建立起以“覆盖成本”为目标的定价体系，煤炭在战后长期占据优先地位。英国拒绝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正是出于对国内价格管制与产业利益的保护。低价煤炭实际上补贴了出口工业，但也加深了路径依赖，使能源结构调整面临巨大阻力。

随后，奇克教授分析了石油转型及其脆弱性。20世纪50—70年代，石油凭借高效率与低成本迅速取代煤炭，但苏伊士危机暴露了能源供应对运输通道的依赖。英国在危机中被迫加速发展核能，而这一决策最初服务于军事目标而非民用发电，体现出安全逻辑对能源政策的深刻影响。

进入1970年代，北海油气的发现为英国带来资源红利，却也引发典型的“荷兰病”。石油收入推高汇率，削弱制造业竞争力，加速工业衰退。撒切尔政府选择扩大产量以获取外汇，而非稳定价格，虽带来短期收益，却留下长期结构性损失，显示出资源开发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张力。

在私有化阶段，能源政策再次发生转折。1980年代煤炭产业衰落后，电力行业改革与市场化推进，使天然气迅速崛起。联合循环燃气技术降低了发电成本，形成“天然气冲刺”。政府在气价调控上反复无常：一方面为促进消费而压低气价，另一方面为维持核电竞争力而人为抬高气价。这种政策摇摆，折射出政府在效率、安全与产业目标之间的困境。

面对气候变化挑战，英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通过差价合约机制保障投资回报。但这一制度也带来新的问题：高额补贴推高电价，风电接入、电网建设及调峰成本持续上升。可再生能源虽降低边际成本，却未能降低整体系统成本，反而凸显出能源转型的公共品属性与财政负担。

在国际比较部分，奇克教授以法国和美国加州为例，进一步阐明市场与国家的边界。法国通过国家主导的核电体系实现低成本与稳定供给，而加州电力市场改革因制度设计缺陷，在2000年引发严重危机。两种路径的对比表明，能源领域难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制度设计的成败往往决定政策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奇克教授总结指出：能源安全不仅是资源问题，更涉及供应链、价格稳定与长期投资预期。对于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和战略意义的行业，政府既不能完全退出，也不宜过度干预，而应在监管、规划与公共投资之间寻找平衡。

在问答环节，教授回应了多个现实关切。他指出，北海石油未用于国内发电，源于合同安排、产业保护与财政政策的综合约束；在全球比较中，他强调“制度比资源更重要”，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为例说明制度设计对资源利用的重要性。在中国语境的讨论中，他认为国家能力虽重要，但关键在于其服务对象与治理方式。

最后，刘成教授提出关键问题：私有化是否意味着完全脱离国家控制，哪些行业适合私有化？奇克教授回应称，这一问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航空等竞争性行业，私有化可提高效率，政府通过监管即可；但在能源等自然垄断领域，若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公有垄断优于私人垄断”。他以核电为例指出，没有国家担保，私人资本难以承担巨额投资与长期风险。由此强调，在电力、交通与住房等关键公共领域，国家角色不可替代，这不仅是治理选择，更是公共责任。整体来看，本次讲座从历史经验出发，揭示了能源政策在市场机制、国家干预与国际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为理解当代能源转型与政策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

文字：王杨清雅、周顺康

图片：求一聪、周顺康

主编：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