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束屏 | 南京沦陷后坚守金陵校园的邬静怡

沦陷后的南京

日军在进逼南京与攻占城市后，在城市周围的村落、长江沿岸，以及城内各个区域，大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城乡平民百姓，四处劫持、强奸妇女，肆意抢劫，纵火焚烧。毫无节制的日军对南京城乡及其民众犯下的暴行，在中外官方文献与亲历者的私人书信、日记，以及其他文字材料中均有翔实的记载。

1938年1月6日回到南京城的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副领事詹姆斯·爱斯比在1月25日发给国务卿的一份135页的长篇报告《南京的状况，1938年1月》中记述了他与留在城内亲历日军暴行的美国和德国公民会谈后获得的信息，并做了概括性的叙述：

他们描述的南京是一幅日军占领之际降临并笼罩着全城的恐怖画面。他们以及德国居民讲述了这座犹如被捕获的猎物而落入日军手中城市的情况，不仅仅是有组织的战争过程中被占领，而且是被入侵的军队攫取的城市，这支军队的成员对战利品猛扑上去，毫无节制地掳掠，施以暴行。更为完整的数据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并不能质疑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留在城内的中国平民犹如难民拥挤在所谓的“安全区”的街道上，他们中很多人都赤贫如洗。屠杀男子、妇女、儿童，闯房入舍，掳掠财产，焚烧、摧毁房屋建筑实实在在的证据几乎无所不在。

        ……

数千日本兵蜂拥进城，犯下难以言说的掳掠与暴戾罪行。根据外籍目击者对我们的叙述，放纵的日本兵犹如一群野蛮之徒蹂躏着全城。全城各处数不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屠戮。还听说有些老百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缘由便遭枪杀或被刺刀捅死。

如果说上述概括是爱斯比在听闻了美国、德国公民叙述的情况后形成的文字记录，那么，以下是他记录的美国外交官刚刚抵达南京城时目睹的情况：

我们抵达南京的那天，日本人告诉我们不得不在前一天清理掉很多尸体。然而，仍然可以在房屋内、池塘里和偏僻些的街道旁见到尸体。一位美国公民告诉我们，日本兵闯进城南一处住有14口中国人的房舍。他说见到11具尸体，其中妇女据说被先奸后杀。仅有两个小孩和另一个人幸存。前些日子，在使馆附近的小池塘里打捞尸体，捞上来二三十具身着平民服装的中国人的尸体。

西方外交官还在外交电文中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城肆意掳掠洗劫中立国房产的行径。1938年2月28日，爱斯比编撰了一份长达165页的报告《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详细描述了城内每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大学、教会等机构，遭受日本兵擅闯、洗劫，妇女在美国房产内遭劫持、强奸，人员被杀害的情况。爱斯比在报告的开头写道：

随着南京城的陷落，城内美国产业与这里所有的房产一样遭受了掳掠破坏。本使馆知悉的美国房屋，没有一座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犯，这包括大使馆馆舍。房产上或许飘扬着美国国旗，院落的大门上或房门上张贴的大使馆布告并不能避免房屋被闯入，以及通常所遭受的洗劫与盗窃。12月13日，五万多名日军进城，蜂拥闯入任何一座，或所有的房屋，全然不顾房产的性质或国籍。日军占领城市后立即破门闯入美国人的房舍，这样的行为时常发生，甚至持续到2月23日。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便是爱斯比在1938年2月28日报告中列出的美国机构之一。1911年末、1912年初，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传教士会议上，八个美国教会董事会的代表，同时也是美国教会在长江中下游开办的女子中学的校长， 提议在长江下游地区建立一所女子学院。会议最终决议，由数个美国教会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协和学院，校址选在南京，定名为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春天租用李鸿章第五子位于城东南绣花巷的府邸——小李相府为临时校园，并于同年9月17日正式开学。1917年选中城市西部的陶谷，建造永久校址，并于1923年秋季在新校园开学。 邬静怡1919至1923年在金女大求学的四年均在绣花巷校园度过。1930年，根据当时教育部对学校称谓与规模的相关规定，金陵女子大学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而其英文校名自始至终都是Ginling College。

1937年8月，随着淞沪战役爆发，日军飞机开始空袭南京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决定不在南京开课，而是分三个部分迁往上海、武昌、成都。上海分部在1938年夏学生毕业后迁往成都；武昌的师生在1938年武汉保卫战打响之前也迁往成都。全面抗战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在成都华西坝招生、开课，直至1946年6月。

虽然学院的主体决定西迁，南京的校园仍需要有人留守。当时有两位教师愿意留下：教育系的美籍教师明妮·魏特琳、生物系的中国籍教师邬静怡。她们与其他一些职员、工人留守校园，守护校舍、财物、图书、仪器等校产。

随着日军逼近南京，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提议成立安全区，以便战火烧到南京时为中国难民提供保护。安全区内的大学、中学、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公共建筑被辟为难民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处在安全区的范围之内，被指定为专门收留妇女、儿童的难民营。工作人员在魏特琳的带领下立即行动起来，将校园清理出来设为难民中心，为妇女、儿童提供庇护场所。他们把八栋楼清扫干净，家具搬走，腾出地方给难民住。战火燃烧到南京城门之际，大批妇女难民在12月8日搬进校园。

日军进城后，在全城各处疯狂屠杀、强奸妇女，大批难民蜂拥进入安全区。此后一连数日，惊恐异常的贫困妇女持续不断地涌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学院难民营的管理者义无反顾，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在高峰期，校园里收留了一万多名妇女、儿童。房屋里挤满难民后，门厅、楼梯上，甚至走廊上、有屋顶的回廊里都睡满了人。但是，难民仍然往里面涌。此刻，只要能够让妇女们进来，睡在露天，她们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城里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

对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来说，最为恐怖的日子是1937年12月17日。各国驻南京大使馆在撤离之前，都向城内各自的机构、产业、房舍发放了本国国旗以及用多种文字书写的告示供悬挂、张贴，以阻止日本兵的侵犯骚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张贴了告示，醒目地悬挂了美国国旗。当时美国和日本没有开战，并不是敌对国，日军理应尊重美国的机构与产业。但是，12月17日晚日军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搜查中国军人为名，要求搜查几幢住满了妇女难民的大楼。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寻找年轻女子供他们强奸。当魏特琳站在100号大楼前，拒绝打开楼门时，一个日本兵打了魏特琳一记耳光。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魏特琳做了如下的描述：

刚吃完晚饭，中大楼的一个小伙子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往宿舍楼去。我发现两个日本兵站在中大楼前正在拉门，一定要把门打开。我说没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当兵的。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中国军人。”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相同的话。然后，日本兵打了我耳光，又狠狠地打了李先生的嘴巴，并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边门，带他们进去。他们楼上楼下转了转，大概在找中国军人。我们出来时，另外两个日本兵将我们3个工人绑上带过来，并说是“中国兵”，但我说，“不是兵，是苦力，花匠”，他们确实是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去，我跟着他们。到前门见到一大群中国人跪在路旁——陈斐然先生、夏先生，还有几个我们的工人。一名军曹和几个日本兵也在那儿，不久程夫人和玛丽·特威楠也被日本兵带到我们这儿。他们问谁是这所机构的负责人，我说是我。然后，让我指认每一个人。

当日本人将魏特琳和其他工作人员扣留在前门口的时候，日军借口搜捕中国士兵，最终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掳掠走12名年轻姑娘。

日本兵闯入校园劫持、强奸妇女不仅日复一日地发生，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普遍认为情况有所好转的1938年2月，日本兵仍闯进校园强奸妇女。1938年2月9日，魏特琳向美国驻南京的领事约翰·爱利生 报告了前一天发生的案件：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我知道您希望得到这样的材料，现向您报告昨天上午10点发生的一件事。

一个工人到位于校园东南角上我的房间来叫我，并报告说一个日本兵从南面翻越篱笆进入校园。我立即赶去，并发现他正和一名难民姑娘在一栋教师宿舍后面，该宿舍位于校园内南山的半山坡上。没有遇到困难就把他赶走，但是，不幸的是，我没有注意他领章的颜色，以及肩章上有几颗星。之后，那位姑娘给我讲了以下的情况：

她和另外四个姑娘在校园南部的一个池塘边洗衣服。日本兵翻篱笆进来，向她们走去。别的姑娘都逃掉，但是日本兵抓住了她，用匕首逼迫她到我发现她的那个地方。

我应该补充说明，在日本兵进入校园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两面美国国旗，因此，他没有借口说不知道这是美国人的财产。在附近的门上还有日文的布告，但是，也许他没有见到布告，因为他是翻越篱笆进来的。

留守校园的邬静怡

虽然对日军的暴行有所耳闻，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然而，日军在南京肆意施暴疯狂的程度、校园里如此恐怖危险的环境却是邬静怡当初选择留在南京时始料未及的。当时留守校园的魏特琳51岁，程瑞芳62岁。按照以往的经历，一般认为老年妇女面临的危险相对小些。如果说魏特琳是因为她年纪较长，富有行政管理经验而留下主持应对战乱可能带来的复杂局面的话，邬静怡留下则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当时在南京的人们早已听闻日军在长江下游攻占诸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强奸、掳掠、纵火等行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撤离。时年38岁、容貌姣好的知识女性留下来所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邬静怡留下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多年后，她描述了当时面临的情况：

我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特殊的情况。我的家禽实验项目最近刚刚建好，供繁殖的家禽已在我们这儿。人员旅行都很困难，因此，搬运家禽是很不现实的。对这个项目所拨的有限的款项不能在南京这儿浪费掉。我们不能指望为了在另一个地点重新建立这个项目，再去购置鸡舍与其余的设备。唯一合乎逻辑的想法与可行之事，便是我坚持继续从事这一家禽项目，尽力而为地多做些，做好些。与此同时，我或许能够在保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财产、建筑与场地方面略尽绵薄之力。

在她的回忆录中，邬静怡详细介绍了她当时开展的家禽养殖研究项目：

这个家禽研究项目由C. D.瑞弗斯博士倡议，邬静怡开展，并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个人捐款资助。它的目的：1）从农业的角度，按照生物学的原理与家禽饲养的方法来协助为南京人民服务；2）以及通过a）喂饲料的试验与b）繁殖的试验来激发教师们的科学精神与兴趣，并发展禽肉与禽蛋的生产。这个项目位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科学馆后面到南山的半路上的一小块地里，于1936年开始启动。由于拨给这项工作的资金有限，我们尽可能地在房舍、设备与饲料各个方面节约。例如，根据经验，我们发现空煤油桶不适宜做鸡笼，因为夏天暑热天气中，对于母鸡，铁皮桶会变得太烫。

开始阶段，鸡的种类有白色莱亨鸡、芦花鸡、罗德岛红鸡和梅岭鸡，相互间隔排列着。我们有几只北京鸭和本地的白鹅，作为附带的研究。最初的任务是用本地商店能够买到的饲料，采取某种定额分量来喂养家禽。在一天大的雏鸡翅膀上扎带子，在下蛋的母鸡与育种公鸡的腿上绑带子。由我做记录，并仔细保存。

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之际，邬静怡担负起双重的职责。除了一直从事的家禽研究工作，她也积极参与在校园组建难民营、照顾妇孺难民、组织学习活动、开办女校等项工作。战局恶化之际，大批市民涌入难民营。她和十来位工作人员一道负责照管妇女、儿童。“当战事越来越逼近南京城之际，妇女、儿童开始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1937年12月8日的人数为300，然后人数持续不断地增加，直至超过原来计划的上限人数2750。所有的建筑与阁楼都住满以后，难民仍然在往里面涌入。”日军刚刚进入南京城后的凌晨，她从住所的窗户见到手持旗帜的日本兵在校园旁的山上走动，她迅速将情况报告给魏特琳，“我们一起观察了这一情况，加以证实。确实看见了日本旗”。 以此确证南京城被日军占领了。

此后，日军在城内四处杀人、掳掠、强奸、放火。日本兵“不分昼夜，出其不意地来到我们的难民营”。很多年以后，邬静怡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所谓的“战胜者”为所欲为地在南京全城进行诸如放火焚烧、掳掠抢劫、屠杀与强奸。在“恐怖笼罩”之下，妇女沦为无助的受害者。我们敞开大门，让那些妇女、姑娘进来。然后在夜里，连门廊与有屋顶的走道上都挤得满满的。难民的人数不久增加到4000人，并持续不断地增长至高峰期的大约10000人。我暗自忖度，“啊，天哪，战争残酷而邪恶”。现代军人的行为竟如同野兽。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听说侵略军在掳掠、屠杀后，邬静怡立即告诫家禽养殖场的工人，如果日本兵来抢鸡、抢蛋，不要和他们争论，也不要试图阻止他们，因为毕竟人的生命比鸡、蛋，或其他东西都更加重要，更有价值。邬静怡必须在鸡房或家禽养殖场工作时，请工人留神注意，如果日本兵来，给她一个信号，然后，她立即往相反的方向逃离，去躲藏，或者加入难民的行列。

令邬静怡终生难忘的是日军暴行与她近在咫尺的1937年12月17日晚。日军冲进校园，搜索并劫持走12名难民姑娘时，她本人就在100号楼上，亲身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夜晚：

日本军人似乎从四面八方而来，一伙日本军人抓住几个中国男子，指控他们为中国军队的士兵。魏特琳小姐在那儿竭力证明他们是平民百姓，而另一伙日本军人强迫难民营的工作人员在小道上或站或跪着，还有一些日本军人经边门，或翻越矮墙，劫持走12个姑娘。曾劝告难民营年轻的工作人员混杂在难民之中。我当时正好在中大楼，靠近堆放铺盖与衣服的地方。我见到那些穿着沉重靴子的日本军人，手持雪亮的，使我们刺眼的手电筒过来。我极度恐惧，因为有些日本军人似乎注意到我，他们一次又一次来来回回走动时，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注意到我。于是，我不断地改变我的外表，扎个头巾或不扎头巾，穿上毛衣或脱掉毛衣，希望他们没有认出我是同一个人。当我改变位置，进一步和难民混在一起时，她们不欢迎我。我的出现会危及到她们，她们也很害怕。说老实话，我浑身在发抖。那几分钟显得很长，犹如几个小时。我一直在疑惑其他的工作人员在哪儿，他们发生了什么情况。幸好，夜深之际，这场风暴平静了下来，日本兵没有再进来。我肯定希望不要有一个日本兵留在我们校园。我们开始相互寻找。魏特琳小姐过来，犹如“牧羊人在查看她的羊群”。我们中的几个人到以往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实验中学宿舍的那栋建筑去，默默地相聚在一间屋子里，最终感谢上帝，并祈祷为最近的将来获得神灵的保佑。第二天，12个被劫持走的姑娘中只有一个放回来。我们大家都默默地为她的回来而高兴。当我们回顾那段经历之际，我们都同意那个夜晚肯定是最最糟糕的。

邬静怡是位年轻的女子，在日军暴行肆虐的南京城，她不会轻易冒险离开校园，再加上她在做救助难民工作的同时，也不能停下她的家禽研究项目，她无法从繁忙的工作脱身。因此，她没有可能与机会目睹杀人放火的场面，但是她近距离亲身感受到日军暴行的恐怖气氛。日本兵时时刻刻都会降临校园是当时生活的常态。

由于日本兵频繁地不分昼夜地闯进校园，魏特琳便派人在校园各处留神注意，日本人出现便报告给她。“因此，魏特琳小姐一直忙于巡视校园，将他们驱赶出去。有时，她在吃饭或休息之际，会突然将她招呼去，她便立即前去，以礼貌文雅的‘hello’来迎接日本兵，作为有人来了，或者生怕他们会突然开枪的信号。”

日复一日的劳累，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民众在日军暴行下遭受的苦难，而自身无能为力解救，对魏特琳的心理造成了严重伤害，精神难以长期支撑而崩溃。邬静怡近距离观察到在这一暴行环境下生存而产生的悲剧：

哎呀！这个勇敢的魏特琳小姐在1940年的春天精神崩溃了。我们这些同事感到痛心，感到沮丧，都很关心她。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那肯定是多方面，复杂的。她自己的日记给予我们一些线索，“在我思绪的深处总是军人所受的苦难——残破的肢体，缺乏医疗。他们在遭受可怕的苦难时，我们享受快乐似乎不对——然而，我也懂得，我们必须正常地生活，要不然，我们无法坚持下去”。

一天，她见到我时，突然跪倒在地板上，说她不想离开中国。然而，在我们学校一位老师，也是和她同一教会（基督会）的凯瑟琳•舒尔兹小姐的陪同下，她被送回美国，希望她在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得到恢复。

一天，她见到我时，突然跪倒在地板上，说她不想离开中国。然而，在我们学校一位老师，也是和她同一教会（基督会）的凯瑟琳•舒尔兹小姐 的陪同下，她被送回美国，希望她在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得到恢复。

回到美国后，通过治疗和休息，魏特琳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但是精神上却没有好转，最终于1941年5月14日下午在一座公寓中打开厨房炉灶的煤气阀而自杀。魏特琳去世的消息传来，邬静怡无比悲痛，因为她在金陵校园读书时主修生物学，辅修教育学，从学生时代起就和魏特琳关系密切，又在大屠杀期间协助魏特琳工作，感情非比寻常。邬静怡在回忆录中做了这样的评述：“在所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中，明妮•魏特琳小姐和瑞弗斯博士对我个人的人生来说，无疑有着最大的影响。其他教授肯定以别的方式影响着其他的学生。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样的教会学校给予学生比学术教育更多的东西。” 邬静怡也表达了南京市民对魏特琳的深深缅怀与崇敬：南京的市民称呼她为“观音菩萨”。

因为尤其在恐怖笼罩时期她慈悲为怀与仁爱的行为，以及她在中国无私奉献的生活，中国南京的市民就是这样称呼她的。她逝世的悲痛消息传到我们在南京的人们之后，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上为她筹备并举行了追悼仪式。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悼念她，为她流泪；她在大洋彼岸赢得了更多的兄弟姐妹；在那些认识她的人们的有生之年，她将一直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整个悼念仪式极度感人，也极为启迪鼓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