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既共生共荣,又患难与共;既若即若离,又水乳交融

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既共生共荣，又患难与共；既若即若离，又水乳交融

来源：南京日报

　　毋庸讳言，南京不是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南京与大运河既共生共荣，又患难与共；既若即若离，又水乳交融。

　　从春秋时期伍子胥开凿胥河，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南京为中心的运河网，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主城区到跨地区、从内陆到沿长江地区的一个发展过程。在本文作者看来，南京与大运河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孕育期、磨合期、融合期、患难与共期四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里，南京运河的萌芽、发展和停滞，不仅是南京近2500年建城史的缩影，也折射出南京城与大运河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

■卢海鸣（作者系南京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孕育期 先秦时期到六朝

　　大运河尚未形成，南京就已有了开凿运河的传说

　　先秦时期，大运河尚未形成，南京就已经有了开凿运河的传说。相传大禹治水，导淮入江，开凿了禹王河。这条人工运河由盱眙、天长，流经南京六合八百桥，在仪征境内入江。

　　春秋时期，吴国以苏州为中心，先后开凿了胥河、邗沟和江南河，构建起了苏州与芜湖，淮安与扬州，苏州与镇江、杭州的水上交通网，连通了江南河、太湖与水阳江、长江，淮河与长江，钱塘江与长江。其中邗沟（山阳渎）、江南河（江南运河）成为隋朝大运河和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地区通过胥河，建立起了与大运河的前身水路——江南河的直接联系。

　　秦汉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远在咸阳、长安和洛阳，南京被视为蛮荒之地，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除了传说秦始皇在金陵挖断山脉，开凿秦淮河以泄王气外，南京的运河与大运河一样，尚处于孕育状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康（今南京。孙吴时期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阔步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个王朝的首都，与同时期的北方政权分庭抗礼，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我国南方的漕运中心。

　　定都南京的六朝统治者，为了确保都城的正常运转以及对辖区的有效控制和抵御北方政权的侵扰，先后在南京城东南方开凿了破岗渎和上容渎。

　　破岗渎、上容渎是继胥河之后，南京开凿的又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它西接秦淮河，与建康城相连；东接江南河，与长江和太湖流域相通，作为连接建康城与太湖流域的生命线，承担起东粮西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作用。可以说，六朝建康三百多年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对外交流的频繁，与破岗渎、上容渎的开凿和维护密不可分。它们规避了长江运输的自然和军事风险，缩短了南京与太湖流域的距离，也将南京与大运河江南段的前身——江南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磨合期 隋唐到五代宋元

　　随政治地位变化，南京与大运河关系时疏时密

　　隋唐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两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化。

　　一是经济上的变化。经过六朝300余年的发展，长江中下游经济区在隋唐时期正式形成，并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支柱。

　　二是交通上的变化。隋炀帝在位期间，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将南方的经济中心与北方的政治中心连为一体，成为此后历代定都北方的王朝的最重要的生命线。

　　从隋唐到五代宋元的近800年间，中国的政治中心发生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南向北的反复摆动。除了五代十国的都城短暂地遍布大江南北之外，其他各个朝代的都城经历了隋朝长安(今西安)——唐朝长安、洛阳——北宋汴京（今开封）——南宋临安（今杭州）——元代大都（今北京）的变化过程，因此，历代漕运中心也随之变化。但是，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的粮仓这一地位始终未变。

　　伴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南京的政治地位也不断变化，与大运河的关系也时疏时密。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对南京采取贬抑政策，南京由昔日的江南地区政治中心，被人为地降格和边缘化，成为一座地方性城市。后来，五代十国轮番登场，割据一方，兵连祸结，因此南京与大运河的联系处于历史上的低谷期。

　　两宋时期，南京或为江宁府（建康府）治所，或为留都（陪都）所在地，成为江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自然不仅成为北宋政府在南方的一个重要粮食发运地和中转站，也是南宋时期漕运的中心之一。只是，由于这一时期北方为金人占领，南宋和金朝处于对峙状态，所以南京与大运河的联系仍陷于低谷期。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远离江南经济中心，为解决漕运问题，先是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裁弯取直，开凿了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此时的南京作为建康路（后改名集庆路）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的治所所在地，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重要，又处于长江中下游的交通要冲，成为重要的漕运物资发运地和中转地。当时，在南京城内外设有金陵驿水站、大城港水站和龙湾水站3处水驿，共有船只66艘。这些水驿不仅接送执行公务的官员，也转运朝廷的供物。为了便于漕粮中转，在南京沿江地带专门建立了漕粮转运的仓库，总称为集庆路仓。

　　好景不长，由于黄河含沙量较大，加上工程技术的原因，大运河很快就失去航运功能，至元二十年（1283），漕粮改由海路运往北京，从此，海运替代大运河成为元帝国运输生命线。南京与大运河的联系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就又跌入冰期。

　融合期 明代

　　南京运河就像一根根血管，通过大运河这条主动脉沟通南北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我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而为一，漕运的中心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由元朝的大都转为南京。朱元璋下令疏浚、拓宽和开凿胥河、胭脂河以及南河、上新河等，沟通了太湖流域、浙东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成为我国漕运的主要航线。此时往日中央政府漕运的主角之一大运河，变成了配角。

　　据明朝马文升《革大弊以苏军民疏》记载：“洪武年间，建都金陵，一应京储，四方贡献，蜀、楚、江西、两广俱顺利而下，不二三月可至京师，福建、浙江、直隶苏松等府，虽是逆流，地方甚迩，不一二月，可抵皇都。……所以民不受害。”另据《明史》卷八五《河渠志·运河》记载：“定都应天，运道通利：江西、湖广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吴中之粟，由转运河；凤、泗之粟，浮淮；山东、河南之粟，下黄河。”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在南京登极后，就大运河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首先，他任命平江伯陈瑄负责漕运，沿袭元朝的海运路线和河运陆运并用路线。其次，在黄河边上设置专门粮仓，储存由海路运来的南京粮饷。紧接着，又命令有关官员对京杭大运河中的淤塞河段会通河等进行疏浚。这一系列举措，为迁都北京提前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永乐十三年（1415），明成祖罢海运为河运；永乐十九年（1421），将首都由南京迁到北平，更名北平为北京。我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再一次分离，漕运中心也由南京转变成北京。从此，长达1794公里、沟通五大水系、跨越十个纬度的大运河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期，成为明代都城北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此时各地运往北京的物资，仅粮食一项就达到400万石以上，其中“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也就是说，漕粮主要是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厉行海禁政策，因此大运河成为唯一一条南粮北运的水路大动脉，几乎所有中国南方地区出产的物品都是通过大运河输送至北京。

　　如果说，明朝迁都北京后，大运河是中国经济主动脉的话，那么，南京的一条条运河，就像一根根血管，一方面通过大运河沟通南北方，通过长江连接东西部，为南京这座城市获取滋养；另一方面，南京作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转运地，通过大运河这条主动脉将南方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为封建王朝的稳定统一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成就了南京自身的繁荣。诚如明朝丘濬所云：“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

　　明代的南京与北京，合称“南北二京”，两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大运河（俗称漕河）。作为留都，南京的地位仅次于北京。南北两京之间水运频繁，商旅不绝。长江中下游的物资以及南京本地的物资，必须先通过长江和本地运河在南京集中后，再装上运船或快船，经过仪真（今仪征）继续北上，运抵北京。《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漕运·仓库》云：“先是，成化间行长运之法。江南州县运粮至南京，令官军就水次兑支，计省加耗输挽之费，得余米十万石有奇，贮预备仓以资缓急之用。”据《南京港史》称：“成化七年（1471），漕运实行‘长运法’，令江南州县漕粮解运到南京集中，再由运军直接运往北京。以后长运法成为定制，取消了淮、徐、临、德四仓支运。未实行长运法之前，江南州县的漕粮定为220万石至250万石。可以认为实行长运法以后，南京集中转长运之粮大约与此数相同。”除了粮食之外，运往北京的还有江南的杨梅、枇杷和长江的鲥鱼等，当然少不了南京织染局生产的纺织品。

　　明朝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南京水陆诸路》云：“金陵绾毂两畿，辐辏四海。由京师而至者，其路三：陆从滁阳、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从邗沟、瓜洲溯江而抵龙潭，二也，从銮江、瓜埠溯江而抵龙江关，三也。”

　　明朝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地舆门》载有《两京路程歌》，全文如下：

　　两京相去几千程，我今逐一为歌唱，付与诸公作记行。南京首出龙江驲，舟到龙潭同一日。过却仪真问广陵，邵伯盂城相继觅。从兹界首问安平，淮阴乃是驲之名。前途清口桃源渡，古城驲下舟暂停。钟吾直河下邳转，新安房村离不远。仰望高高是吕梁，水势如奔真行险。彭城渐渐到夹沟，泗亭沙河接鲁桥。连绵石拂从头上，水至南城分两流。开河河下安山驲，刑门崇武在咫尺。清阳清源渡口来，甲马梁家传古昔。此安安得良店过，连窝新桥及砖河。扬帆遂至乾宁下，流河奉新名不魔。辄上杨青杨柳渡，高人道及河西务。莫言和合与通津，此去金台不多路。已曰驲名四十六，江水湾湾盘转曲。诸公于此驲之名，一路往来宜熟记。

　　无独有偶，明朝天启年间程春宇撰写的《士商类要》卷一《南京由漕河至北京水路程》也详细记载了从南京龙江关启程，经过运河沿线城市至北京崇文门的路程，其中的《水路捷要歌》写道：

　　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城？皇华四十有六处，途远三千三百零。从此龙江、大江下，龙潭送过仪真坝。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阴。一出黄河是清口，桃源才过古城临。钟吾、直河连下邳，辛安、房村、彭城期。夹沟、泗亭、沙河驿，鲁桥城南夫马齐。长沟四十到开河，安山水驿近张秋。崇武北送清阳去，清源水顺卫河流。渡口相接夹马营，梁家庄住安德行。良店、连窝、新桥到，砖河驿过又乾宁。流河远望奉新步，杨青、直沽、杨村渡。河西、和合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路。逐一编歌记驿名，行人识此无差误。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的百姓也参与了大运河的疏浚工作。清朝曹溶《明漕运志》云：“九年二月己未，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开会通河……于是，遣侍郎金纯发山东、直隶、徐州民丁，及应天、镇江等府民丁，并力开浚。”其中的“应天”指的就是南京。

患难与共期 清代

　　清朝大运河由盛而衰，南京得失直接关系其安危

　　清朝定都北京，我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依然分离。清朝中央政府的粮食和财税完全依赖江南地区的供给。清初大儒陆世仪称：“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

　　清朝时期大运河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巨变。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运河畅通无阻。到了嘉庆、道光之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致使大运河疏于维护和管理，航运能力大幅下降。到了同治年间（1862—1874），漕粮的运输以海运取代大运河的运输。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粮全部改折，此后漕运停办，京杭大运河彻底失去其中国经济大动脉的地位。

　　清代的南京，是“八督十二抚”之一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的驻地，同时又是江南三织造之一江宁织造的驻地，此外，还是江宁将军、江南布政司、江宁布政司、安徽布政司的驻地，是江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南京，还是掌管江苏、安徽两省漕粮运输的江安督粮道署所在地。

　　清朝时期的南京有龙江水驿和大胜水驿，统称为江宁水驿，承担各类物资的运输任务。据《康熙江南通志》卷二二《驿传·船政》记载，康熙年间，江宁水驿配备有78只“黄快座船”，“专供南北勘合差使及运送上用龙袍”，还有“快中划船16只；江宁府便民船43只；上下两江宣楼船242只”，后者中属于江宁府的有80只。这其中，还未包括运输漕粮的运船。在清朝政府严厉管控水运的大环境下，江宁府的船只拥有数量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清朝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可以用“患难与共”来形容。一方面，南京通过大运河与北京紧密相连。清朝初期吴中孚《商贾便览》卷八《天下水陆路程》记载的第一条交通线就是“江南省城由漕河进京水路程”。这条水路，从“江宁府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出发，沿着大运河，直达“京城崇文门”。另一方面，南京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大运河的安危，并影响到清王朝的生死存亡。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以舰船70余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7月21日攻陷镇江。8月4日，英舰进入南京下关江面。两江总督牛鉴大为惊慌。为避免英军攻占南京城，控扼中国“漕运咽喉”，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于1842年8月29日被迫在南京下关江面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英军达到目的后，随即从南京撤军，京杭大运河的运输恢复常态。

　　综上，南京虽然不是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南京的繁荣兴盛离不开大运河的长年滋养，大运河的辉煌荣光更有南京的无私奉献。

　　（本文为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文章来源/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