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有宝 | 一阕清音 千年未散

这组青瓷伎乐俑群出土于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是目前国内发现数量最多、组合最完整、工艺最精湛的孙吴伎乐俑组合，涵盖抚琴俑、击鼓俑、吹奏俑、坐榻俑、侍从俑等，俨然一套配置齐全的家庭宴乐班子。

俑群通体施青釉，釉色温润泛灰，人物神态沉静内敛，自带六朝文人的清雅气质。抚琴俑分腿跪坐，膝上横置乐器，双手轻拂琴弦，神情专注；击鼓俑盘腿而坐，前置扁鼓，一手抚鼓、一手执槌，仿佛下一秒便槌落有声；吹奏俑站姿挺拔，双手拢于胸前，似在轻吹笙箫；居中的坐榻俑头戴平顶冠，身着宽袖长袍，榻前设几案，气度雍容。一奏一听、一唱一和，没有喧嚣热闹，只剩清雅悠然，完美还原了孙吴高门士族“丝竹常伴、雅乐自娱”的生活场景。

这组伎乐俑，是六朝人物俑艺术的巅峰缩影。从孙吴到陈朝，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出土人物俑多达290件，材质从青瓷、陶土到玉石、木雕不断演变，风格也完成了从古拙写实到秀骨清像的蜕变。

孙吴、西晋是青瓷俑的黄金时代，工匠以立体捏塑为核心，头、身、手、足分别塑形后粘接，再以刻、划、压印勾勒细节，造型生动且富于变化，上坊伎乐俑便是其中代表。

六朝人物俑不刻意追求魁梧雄壮，而是以静传神、以形写心，无论是侍俑的恭谨、武士俑的英武、文士俑的儒雅，还是伎乐俑的沉醉，都在静态中藏着流动的情绪，这正是六朝“重神韵、轻形似”审美思想的直观体现。

这支千年乐队的“出生地”——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是中国六朝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孙吴大墓，它的发现改写了学界对孙吴丧葬制度、手工业与贵族生活的认知。

2005年12月，施工队在江宁上坊镇中下村施工时，意外发现这座大型砖室墓，墓葬为土坑竖穴砖室结构，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及四间耳室组成，前、后室采用“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是孙吴墓葬最高等级的建筑技法，墓壁以“三顺一丁”砌法筑成，坚固且精美。

墓中虽早年被盗，仍出土金、银、瓷、陶等文物170余件，铜钱600余枚，其中青瓷器占比巨大，是南京六朝墓葬中出土瓷器数量最多、器类最全的一座，堪称孙吴青瓷宝库。除了惊艳世人的青瓷伎乐俑，还出土了青瓷牛车、青瓷鸡舍、文房用具、牲畜俑等模型明器，以及金指环、银带饰、漆器等奢华器物，从宴乐、出行到居家、劳作，全方位还原了孙吴宗室的生活图景，也印证了墓主孙吴宗室乃至帝王级别的尊贵身份。

后室出土的青瓷伎乐俑群，显然是模拟墓主生前宴乐厅堂场景，足见音乐在孙吴贵族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经音乐考古专家考证，其中四弦器为卧箜篌俑，九弦器为筝俑：卧箜篌俑与湖北鄂州七里界出土的三国卧箜篌俑，是目前全国仅存的两例三国卧箜篌写实资料；筝俑则是国内所见最早的筝俑，填补了早期古筝考古的空白。

一次偶然的发掘，让一座尘封千年的孙吴大墓重见天日；一组精巧的青瓷俑，让一段尘封的音乐史、一段奢华的贵族生活，重新鲜活起来。

青瓷伎乐俑手中的琴、筝、鼓、箫，不只是宴乐的工具，更象征着六朝文艺思想与审美意蕴。那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时代，却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空灵、最具生命意识的文艺美学，而音乐，也是这份美学的一个核心表达。

六朝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大变革、大融合时代。中原传统雅乐、南方民间清商乐与西域乐器相互交融，清商乐成为主流，融合江南吴歌、荆楚西声，风格清丽婉转、柔美抒情，与伎乐俑呈现的清雅氛围高度契合。这组伎乐俑构成丝竹与打击乐结合的经典雅乐组合，正是六朝“以乐怡情、以乐抒怀”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六朝音乐彻底摆脱了汉代“礼乐教化”的束缚，走向思想觉醒与个性解放，这也是伎乐俑所传递的精神内核之一。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音乐本身无哀乐之分，情感源于听者内心。六朝士人将音乐当作修身养性、寄托情怀的知己——抚琴不为教化，只为抒怀；奏乐不为应酬，只为悦己，这与青瓷伎乐俑沉静自适、不事张扬的神态完全一致。

这种审美思想，延伸至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书法上，王羲之“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摒弃刻板规整，追求自然灵动；绘画上，顾恺之“以形写神”，重神韵而轻形似，寥寥数笔勾勒人物风骨；文学上，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摒弃华丽辞藻，书写本真生活。

如今我们通过青瓷伎乐俑群体验着这种美学：造型不刻意雕琢，线条简约流畅，釉色温润自然，人物神态沉静内敛，在极简中藏着无尽韵味——在乱世中坚守内心的清雅，以艺术活出生命本真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