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凌晨，沈阳西郊的皇姑屯车站发出一声巨响，张作霖的专列被炸得支离破碎，这位称雄一方的“东北王”甚至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便因伤重不治而亡。大帅的猝然离世，留下的不仅是他一手创建的奉系江山，更有一张悬而未决、引得无数人垂涎的头把交椅。
不顺利的上位路
彼时的东北军政内部，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各方势力都在悄悄打着算盘。真正有实力坐上这张椅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奉系中权倾朝野、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杨宇霆，另一个则是大帅年仅二十七岁的长子张学良。
这场围绕权力核心的无声博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平静，因为它不仅关乎个人的荣辱，更将决定东北三百万里河山的未来航向。
按理说，子承父业在那个民国年代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张学良的接班之路却走得极为艰难。
杨宇霆绝非等闲之辈，此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自打入伙奉系后便深得张作霖器重，历次奉军入关作战，他皆以总参谋长身份坐镇中军，运筹帷幄，可说是奉系集团的智囊与灵魂 。
杨宇霆的野心与其能力一样出众，加上张学良彼时的状态也确实让人捏一把汗。这位大少爷近年来因郭松龄反奉失败的刺激，加上优越生活环境的影响，染上了毒瘾，不仅身形消瘦，精气神也大不如前，甚至影响到处理公务的效率 。
也正是因为张学良自己身上状态不佳，这便给了杨宇霆以“执父”自居的借口，动辄对张学良训斥，甚至在某次清晨因张学良未起床办公，竟当着卫兵的面踹门大骂“老帅在世可不这样”，言语间的轻蔑与跋扈，可见一斑 。
尽管杨宇霆咄咄逼人，但最后的赢家却是年轻且染有毒瘾的张学良。
当时东北权力的天平上，最重的那块砝码掌握在奉系的元老派手中。
彼时的奉系内部盘根错节，大致分为三股势力：一是以张作相、汤玉麟为首的元老派，这些人跟着张作霖起于草莽，是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是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多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是以张学良为首的“陆大派”，多毕业于国内陆军大学或保定军校 。
在杨、张二人相持不下时，元老派的态度便成了一锤定音的关键。
而张学良之所以能得到元老派的支持，一来是因为血缘，元老们与老帅情同手足，自然不愿在此时“乘人之危”夺了侄儿的江山；二来杨宇霆性格强势、锋芒毕露，元老们担心若让他掌权，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反倒是性情相对温和的张学良更能让大家安稳度日 。
最终，在张作相的带头推让与劝说下，各派达成妥协，张学良于七月初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了名副其实的“少帅” 。
仇人上门，南方破局
张学良刚坐上这个位置，一个不速之客便找上门来，此人便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说来讽刺，此人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并称为“关东军三杰”，正是“皇姑屯事件”的主谋之一，是张学良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 。
但土肥原的无耻令人发指，他竟能若无其事地前来拜访，并给张学良分析所谓“时局”，提议由日本支持他在东北当皇帝，建立一个独立于南京的傀儡政权 。
日本人的嘴骗人的鬼，面对这种认贼作父的勾当，张学良当场便沉下脸来，直接下令送客。
土肥原碰了一鼻子灰后仍不死心，又找来了老同学冈村宁次，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轮番游说，软硬兼施，甚至公然叫嚣“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就在日本人步步紧逼之际，南方的使者却带来了另一份提议。北伐成功的蒋介石此时已进驻北平，他虽然兵临城下，却不敢轻易对东北用兵。
在当时东三省牵扯到苏联与日本的复杂利益，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国际争端；再者北伐军中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派系各怀心思，蒋介石急于在名义上完成全国统一，以巩固自己的一把手地位 。
因此，蒋氏派出了代表与张学良秘密接触，递来了橄榄枝，承诺只要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便承认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权。
张学良虽有缺点，倒也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他深知东北虽有三四十万军队，但若单独面对日本的蚕食，终究独木难支。
张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曾坦承：“我从来主张国家统一，我自己那时非常想，感到自己的国家不强，没有力量。” 因此，尽管内部有杨宇霆等人的强烈反对，尽管日本人的威胁一天紧过一天，张学良还是在国恨家仇的驱使下，下定了决心。
张学良不顾日本方面的再三警告，顶住内部亲日派的压力，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总体来说，刚刚接手张家产业的张学良，在其短暂的军政生涯中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东北改旗易帜绝对能够排进前三。然而只不过他自己都想不到，这位曾经让他信任的南京老大哥，后来会多次戏耍自己，以至于自己背井离乡，带领东北军在关内孤苦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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