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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南京、两进北京,最牛社交达人利玛窦如何完成他的通关之旅?

2026-05-30 18:08:03

虽然南昌的工作硕果累累，但利玛窦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北京。罗明坚走后迟迟未有消息，他们原先寄予厚望的教廷遣使计划看来无法实行，利玛窦决定自己设法去北京。为了方便他行事，范礼安任命他为中国传教团的负责人，并建议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范礼安清楚地认识到，除非他们能得到皇帝的首肯，否则在中国长期居留的想法就得不到任何保证。他搜集了一些物品送往南昌，作为利玛窦献给皇帝的礼物：一幅圣母玛丽亚的画像，一幅救世主耶稣的画像，两座结构精巧的自鸣钟，一座来自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另一座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主教；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曾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弘诲被召回北京，他表示愿意带利玛窦进入北京，请利玛窦对明朝的历法进行修正。王弘诲的提议并非完全出自公心，他实则希望利用利玛窦的才学为自己带来荣誉。他见过利玛窦准备献给皇帝的礼物，很是高兴。他建议利玛窦趁着9月份神宗35岁生日之际，将这些礼物送入皇宫。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打到第七个年头，大半中国都因为战争而人心惶惶。在利玛窦抵达南京的前几天，城里还抓了几名被怀疑为奸细的人。北京的情况也是一样，没有人敢冒风险引荐几个外国人给皇帝。利玛窦等人于9月7日到达北京，盘桓了近两个月，不得头绪，只好离开北京，辗转返回南京。

第二年5月，利玛窦在南京城内购买了房产，这是耶稣会“在全中国最大、最体面的寓所”，南京当地的名流显贵都登门道贺，他们“近乎狂热”地来看望利玛窦，以至于利玛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在南京的几个月，他结识了大量的新朋友，重新修订了地图，还挤出时间做了好几种天文仪器：钟表、浑天仪、地球仪、四分仪、六分仪。但他卓越的数学和天文知识也令南京钦天监的官员们感到惊慌。利玛窦的朋友向他们表示：利玛窦没有去钦天监任职的打算。他们这才消除了惊慌，对利玛窦的态度友好了一些。

1600年5月，一位姓刘的太监要率领6艘快船载着丝绸去北京，经朋友介绍，利玛窦跟随这位太监再次踏上入京的旅程。他们在山东临清遇上了臭名昭著的太监马堂。马堂受皇帝委派，在运河上设卡收税。他看过利玛窦带的礼物后，以为得到了向皇帝献殷勤的好机会，就命令利玛窦搬进自己的大船，并拟一份奏章，介绍利玛窦进京献礼事宜。奏章送入北京后迟迟没有回音。一直等到10月，终于有使者来宣旨，询问具体有什么礼物，然后又是杳无音信。看到皇帝对利玛窦入贡并不热心，马堂对利玛窦的态度也渐趋冷落，他夺走利玛窦的一些东西，把利玛窦等人留在天津着人看守。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忽然有使者来天津，让利玛窦带上礼物，马上进京。据说是皇帝有天无意中忽然想马堂的奏章，所以才派来使者传话。27日，利玛窦的礼物连同他的奏章一同被送入皇宫。万历帝对自鸣钟很感兴趣，他将圣母画像送给太后，自己留下了钟，后来还专门建了一个阁楼来安置那座大钟。因为自鸣钟结构复杂，万历帝安排利玛窦进宫教人学习自鸣钟的使用和保养方法。礼物中还有一架铁琴，3名太监被安排学习演奏。传教士庞迪我（DiegodePantoja）每天都进宫去给太监们上音乐课，持续了有一个月时间。

这期间，利玛窦和庞迪我始终处于太监们的监控下。忽然有一天，一小队士兵将利玛窦和庞迪我从太监们手里夺了出来。原来，外宾接待本该由礼部负责，但是太监们越俎代庖，擅自将外国人引荐给皇帝，这让礼部官员非常不满。但他们不敢把太监们怎么样，就只把神父们抢来，关在会同馆。会同馆主事少卿蔡献臣不仅没有为难利玛窦，而且还很快就和他成为朋友。

但是礼部右侍郎朱国祚反对利玛窦定居北京，他给皇帝接连上了5份奏章，批评马堂越俎代庖、插手礼部事务，要求将利玛窦送回广东。皇帝均不置可否，不予批复。皇帝对大臣的奏章留中不发，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朱国祚渐渐明白了，于是选择放弃了自己的诉求。5月28日，利玛窦和庞迪我终于被放出会同馆，获得在北京居住的自由。这时距利玛窦离开韶州，已经6年多过去了。自此以后，天主教便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壮大，至顺治初年，已发展教徒15万之众。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教士，西方的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水利等科学方法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拓宽中国人的视野，革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都不是葡萄牙人，但他们的传教事业却是建立在葡萄牙人海上扩张的基础之上，传教士和葡萄牙商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葡萄牙人在中国曾经臭名昭著，传教士们曾一度希望和葡萄牙人划清界限，他们希望“与欧洲人，特别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接触，要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但这种想法无疑是不现实的。

一方面，葡萄牙王国独占在东方的保教权，按照教宗的谕令，所有前往亚洲的传教士都必须乘坐葡王安排的船只，接受葡王的津贴，跟随葡人进入中国或其他地方。有学者统计，从1583—1805年，在二百多年时间里，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至少有460多人，占来华耶稣会士的80%以上。

另一方面，更加现实的因素是，传教事业需要大量的金钱。传教士们酬赠朋友、贿赂官员、接济穷人、建设教堂，种种花销数额巨大。如前章所述，教会的财政来源大致有三，罗马教会的筹款、葡萄牙王室的资助和澳日贸易的投资。但经费不足亦是寻常之事。每当财政窘迫之际，他们都不得不接受澳门商人甚至马尼拉教会的资助。1582年，罗明坚代表主教应陈瑞之邀前往广州时，澳门葡商赠送给他一批礼物，包括“纯丝的衣料……还有带褶的衣服，水晶镜子，以及其他这类珍品，总值超过一千金币。”1599年利玛窦第三次到达南京后，为了进一步推进南京的传教工作，并为再次进京做准备，他派郭居静回澳门。郭居静不辱使命，不仅从澳门带回钱来清偿南京教堂的债务，同时还征集到进献给皇帝的各种礼品。后来利玛窦进京所进贡的自鸣钟、圣母画像、三棱镜、风琴等，都是由澳门援助的。

当然，葡萄牙人对耶稣会的支持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一方面葡萄牙商人、船员、士兵本身就有宗教方面的精神需求。在海上的长途旅行中，在环境恶劣的异国他乡，耶稣会士的祈祷给了他们莫大的精神安慰。另一方面，耶稣会士以“拯救灵魂”为目的，摒弃世俗追求，不与商民争利，很容易获得各地商民的信赖，加上他们大多出身上层，举止优雅，学识渊博，具有良好的修养，所以在与各地的官员打交道时，比普通的商人更便利一些。葡萄牙的商人很乐意资助他们，由他们打前站，叩开东方世界的重重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