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闲逛南京，夫子庙东牌坊附近一家餐馆里就餐，点了一碗鸭血粉丝汤，这是南京的“粉丝”来南京必点的一种小吃，颇有以果腹报知己的仪式感。等鸭血粉丝汤的功夫，瞅见店堂的雪白粉墙上自左至右写了南京的六个旧称：左边是三个——应天、集庆、江宁，右边则是建业、建康、金陵。这六个南京的旧称自然是“收视率”高的几个，不过，南京的别称相当多，这几个尚不足以说清爽它的历史。特别是近来读书，忽然注意到南京实际上是历史上的“扬州”，甚觉有写一笔的必要，以示南京在中国城建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也。唐《元和郡县图志》第25卷之“江南道一”，提及润州之所辖六县有“丹徒、丹阳、金坛、延陵、上元、句容”。其中“上元”篇幅最多，记载兴废甚细，我们知道，“上元”也是今天南京的一个别称，南京在唐元和那个时代，就是上元县。“上元县，本金陵地。秦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都邑之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始皇帝就已经注意到金陵的重要性，害怕那里出了大人物，取代他梦想里的万载不覆政权，是以东游。有没有更确切的“大内档案”，能够证明始皇帝东巡不是出于游山玩水、而是“压之王气”呢？看来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过，金陵的得名的确是在秦建立之前已经有之。史载，公元前333年，楚国灭越国，在今天南京的清凉山建立了“金陵邑”，所以到了始皇帝建国，金陵邑还是在的，但须改“金”为“秣”了。三国时代，“好汉子”孙权建都于此，名曰建业。这是南京成为都城的开始。西晋衣冠南渡，据此而为建康，自兹其后南朝宋齐梁陈亦都于建康，所以，今天所谓的南京六朝古都即“孙吴、司马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陈”的都城。“扬州故理，在县东百步。”即扬州之官署唐元和年间在当时上元县的县政府东边约100步的位置，压根儿就是告诉您，扬州就是上元县，上元县就是扬州。“后汉末，又理寿春。”是说扬州驻地回溯到东汉时曾在今天的安徽淮南的寿县。“刘繇为扬州刺史，始移理曲阿”，这是说刘繇当扬州刺史时，因为袁术占领了寿春（扬州），刘繇不得已便改扬州驻地为丹阳。“吴长沙桓王孙策定江东，置扬州于建业”，到了孙权的父亲孙策平定江东，把扬州从丹阳搬到了建业。这是扬州的南京足迹的开始。小霸王孙策平定江东是公元196年的事，而定扬州于建业，该是他儿子孙权的事了。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孙权诏置扬州牧，治建业。
永嘉（公元307—312年）南渡，西晋亦将扬州州治定于建康（今南京）。因避司马邺之讳，建邺（公元282年，建业改为建邺）改叫建康了。
“其州廨王敦及王导所创也。”《初学记》卷八《江南道》引山谦之《丹阳记》云：“又曰扬州廨，王敦所创，开东、南、西三门，俗谓之西州。”自西晋南渡后到东晋、南朝时，扬州治所俗称“西州”，“后会稽王道子于东府城领州，故亦号此为西州”。依《元和郡县图志》这里的说法，似乎是因有司马道子于东府城领州，所以位于建康城西边的“扬州廨”便称“西州”了。事实上，东府城筑于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而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事在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则东府城未筑，只不过道子所居是在建康城东，则《初学记》中所谓“东府西州”当是先有“西州”，后有“东府城”。然所谓“东府”，只是指司马道子把办公地点设在了城东的府第，则“东府”也只是指“府”，不涉及后来的东府城。司马道子死于公元403年，东州府的建设还在其身后的十年了。而胡三省则认为∶“扬州治所在台城西，故谓之西州。”即扬州在建康城西，是以称“西州”，其方位只与建康相关，并非因“东府”之关系而得名。
这样看，扬州治所在建康便是在建康了，但几百年间却一直是在建康城外，概因建康作为都城，扬州刺史（牧）的官署却不方便“同城”办公的，这跟中国历史上许多“州县同治”的例子还是有些区别，你可以说它都在一城，也可以说不在城中。当然，以今天南京城的眼光来看，确实，扬州可以说在“南京”待了几百年的，这不存在问题的。
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东晋都建康图》。东晋的扬州治所在建康城外的西州城。
若从汉朝末年算起，到扬州于隋灭陈后移其理于江都，大约扬州在南京“冠名”了约400年。
《元和郡县图志》：“及隋平陈，又于石城置蒋州，移扬州于江北之江都焉。”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野蛮地将建康城市犁平，作为耕地，而在石头城（清凉山）置了一个蒋州，建康一下子似乎回到了它的初创期和始发地——清凉山上的“金陵邑”。
此后，“扬州”这个名字被稳定地加于今天的扬州（即隋朝初年的吴州、历史上著名的广陵郡）所在，而南京作为“扬州”的数百年历史竟然只能在故纸堆里凭吊了。
盛唐时的李白送好友孟浩然之广陵，特别写到“烟花三月下扬州”，彼时的扬州自然是指今天作为扬州的“扬州”——诗题不就写的很明白吗？不过，我总是疑心，以李白的渊博，该是知道此扬州非彼扬州的，他特意以“广陵”标出“扬州”，是不是也在暗示时人：虽然我送老孟去扬州旅游，但我心中还是想着那个魂在秦淮河畔、大江东侧的“扬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