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从江西到南京,从南京再到北京,只需要步行几分钟,街角一转,好像身子都还没运动开呢,怎么就到南京了,然后又到了。江西中路、南京东路,不远处就是北京东路,在注意到路牌之前,从不曾想到,这三个在前四十年人生中如此重要的地方居然可以如此贴近,不到十分钟就能全部走完。要知道光是从江西东北部的某小县城到达南京,就花了十八年的时间,到北京还要再花上五六年,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从南到北,穿越大半个中国。
十八岁上大学之前,我从没离开过故乡那一块福克纳所谓的邮票般大的地方,最远只到过上饶,两三次而已,不是随心所欲的游玩,而是匆匆一日往返,目的地无比明确,没有旁枝蔓生。关于上饶,我知道的不多十八岁那年夏天,在玉山最热的七月份,偌大的一中校园里,别的年级都已经开始了漫长的暑假,我们终于结束了高考,在教室里三三两两扎堆讨论准备报考什么学校。是在那样的时刻,我忽然意识到,终于可以去远方了,绝不留在江西这个破败没落、毫无存在感的省份,要去不熟悉的地方,无论哪里都可以,唯独不留在江西。
似乎是因为一场美丽的误会,我在志愿表上郑重其事写下“南京大学”四个字,提前志愿栏是碰运气的“北京师范大学”,冥冥之中有种就是能去成南京的笃定。后来认真想起来,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就选定了南京,曾构想过兰州、上海、广州、厦门。后来我如愿以偿入了南京,父亲像是为了自我安慰没考上北京,屡屡跟人吹牛说,虽然没去成首都,但历史上南京也做过都城的。我到了南京才知道,确实做过都城,且不止一次呢,但都是短命王朝。
高三结束的那个暑假,忙乱且兴奋,很多的同学聚会,欢庆与送别,开始准备出远门的行李,旅行箱、衣物、背包,真正到了要告别的时候,才开始觉出一丝丝悲伤,与父亲拖着行李箱走出家门的时候,不敢回头看一看身后站在大门口的爷爷奶奶母亲与弟弟妹妹,还有路边目送的邻居们。要坐火车那天,在小姑和四姑家各吃了一顿饭,带着两位姑姑给的红包、零食,带着整个家族默默的祝福,与父亲一起坐着四姑父的三轮摩托车在夜色中到了玉山老火车站,在昏暗吵闹的候车室等待开往南京的红皮火车。四姑给的一大包零食里有好几瓶八宝粥,沉甸甸的,我三番五次担心塑料袋撑不住这重量,直到抵达南京大学宿舍,这包零食都没吃完。四姑父没有急着去做生意,而是陪着在候车室里坐了好大一会儿,他是紫湖人,说闽南语,玉山话讲得不标准,我们平日听他说话颇费劲,那天他照例说得不多,我们只是坐在塑料椅子上,等待火车报站声响起,等待穿着铁道制度的工作人员拎着一个大圆环形的钥匙圈慢悠悠地边走边高声喊,从福州开往南京西的快2002次车开始检票。那个声音会在晚上八点半左右响起,在略显空荡的夜间候车厅里,声音飘到头顶上方,撞到高高的屋顶,发出低回,无论何时在哪个城市,夜间的火车候车大厅总是给我一丝淡淡的忧伤,瞬间就能回到2001年那个夜晚。
那个还没有进入房地产大开发时代的小县城,火车站周边多为两三层的民居,只有几扇窗亮着朦胧的光,薄薄的花布窗帘后人影晃动,有些窗口没有窗帘,能看到电视画面的切换。不远处的武安山,茂密的树林在夜晚的黑暗中一动不动,玉山的夏夜有时一丝风都没有,我知道普宁寺边上有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墓,东岳庙曾住过王阳明,冰溪第一楼曾被陆游写进诗里《玉山南楼晚望》,还有郁达夫曾夸这城“东方威尼斯”。可我还是要离开,带着决绝,不带走一片云彩。冰溪河水静静流过,没人能听到水声,只有车轮滚滚而来,火车缓缓停下,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不大的行李箱是我全部家当,尚且年轻的父亲拎着箱子站在旁边。在站台上,我回头看一眼夜色温柔中的县城,鞋底沾着火车站不远处煤厂黑色的煤灰,带着一张被暑假农忙的阳光晒得黧黑的脸庞和一双无知的眼睛,抬脚踩上火车踏板,开始了出远门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