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小伙娶南京姑娘,花800万买290平别墅,把丈母娘也接过去养老
＂如果你手上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才对，幸亏不是扎在眼睛里。＂ 原以为这只是一种幽默的调侃戏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也是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智慧，且为许多贤达俊杰所膺服。 一次，曾任美国第32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家中失窃，损失惨重。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安慰，我现在一切都好，也依然幸福。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作家史铁生曾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字。＂ 他们实际上都是在为幸福画底线，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底线也就各有不同。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个总是觉得很痛苦的人，往往就是把幸福的底线画得太高的人，期望值过高，欲望太大，结果与现实产生较大差距，于是痛苦就降临了。 譬如说，一个把幸福底线画在得诺贝尔奖上的作家，志向固然远大可敬，但他这一辈子都很难有幸福感，因为这种机会太渺茫了；而一个经常发表小豆腐块文章的业余作家，却常常志得意满，感觉良好，因为他的底线是：文章能发表就是幸福，不拘长短。 一个把幸福底线画在富可敌国上的大款，很难心想事成，自然也就无法快乐，哪怕他已经富甲一方，反倒不如那些出大力挣小钱的民工心情愉快，了无挂碍。 所以，腰缠万贯的富翁未必就比家境小康的农夫幸福，身居高位的显贵不见得就比街头的小摊贩幸福。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幸福底线不同，一个画得太高，很难实现，一个画得较低，很容易达到。 退一步说，你遇到灾难和不幸时，适度地降低一下幸福的底线，也有助于调整心情，渡过难关，坦然面对生活。 总之，倘若我们能学会把幸福底线画得低一点，实在一点，离自己近一点，稍许努力便可实现，这样，你便每天都能感到幸福，幸福就在身旁。 陈淑芬今年58岁，退休金3200块钱，老伴周德明今年62岁，退休金4100块钱，夫妻俩有一个女儿周晓芸，今年30岁，在南京一家外企做市场经理，月入15000块钱。 前几个月，晓芸突然带回来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伙子，说是她男朋友，叫埃里克，挪威人，比晓芸大两岁，在南京一家设计公司做总监。 陈淑芬和老伴面面相觑，心里直打鼓。这闺女从小就有主见，考大学填志愿没跟他们商量，毕业找工作也没跟他们商量，现在找对象更是先斩后奏。 ＂阿姨，叔叔，我很喜欢晓芸，＂埃里克用不太流利但还算清楚的中文说，＂我在中国待了五年，很喜欢这里，也很喜欢晓芸。我想和她结婚。＂ 陈淑芬打量着这个小伙子，高高大大的，得有1米85，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看着倒是挺老实。可这是跨国婚姻啊，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以后日子怎么过？ ＂你们考虑清楚了？＂周德明皱着眉头问，＂这跨国婚姻，可不是闹着玩的。＂ 晓芸挽着埃里克的胳膊，一脸坚定：＂爸，妈，我们考虑很久了。埃里克为了我，已经在南京买了房子，他说了，婚后把我妈也接过去一起住，养老。＂ ＂不是，＂埃里克赶紧解释，＂我在南京买了一套别墅，290平米，带花园。阿姨可以和我们一起住，或者住隔壁，都行。中国话说，一家人要在一起。＂ 陈淑芬更懵了。她听说过这个挪威小伙子有钱，但没想到这么有钱。800万买别墅，还要接丈母娘过去养老，这在国内都少见，更别说是个外国女婿了。 埃里克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我家里做木材生意的，算是有点钱。但我自己也在工作，不是啃老族。＂ 晓芸补充道：＂妈，埃里克是真的想对我们好。他说了，中国家庭重视亲情，他愿意入乡随俗。＂ 婚礼定在国庆节。埃里克的父母从挪威飞过来，两个老人都是典型的北欧长相，高鼻梁蓝眼睛，但笑容很温和。他们通过翻译软件跟陈淑芬交流，说很高兴儿子能娶到一个中国姑娘，还夸晓芸漂亮能干。 婚礼办得很热闹，中西结合。埃里克穿着中式长袍给陈淑芬敬茶，用生硬的中文喊＂妈＂，惹得全场大笑。陈淑芬笑着笑着，眼眶有点湿润。这女婿，虽然是个外国人，但心是真诚的。 婚后，陈淑芬和老伴搬进了那套290平的别墅。别墅在江宁区，环境很好，有个小花园，埃里克种了几棵果树，说是要让丈母娘尝尝鲜。 ＂妈，您就安心住下，＂晓芸拉着母亲的手说，＂这房子大，您和爸住一楼，我们住二楼，互不打扰。埃里克说了，您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不用迁就他。＂ 陈淑芬起初很不适应。别墅太大，打扫卫生累人，她舍不得请保姆，事事亲力亲为。埃里克看在眼里，悄悄请了个钟点工，每周来三次，还骗陈淑芬说是公司福利，不花钱。 ＂这怎么行，＂陈淑芬发现后，执意要辞退，＂我自己能动，花这冤枉钱干嘛？＂ 埃里克认真地用中文说：＂妈，您辛苦了。晓芸说，中国妈妈为孩子付出很多。现在您该休息了。钱不重要，您重要。＂ 陈淑芬听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外国女婿，比有些中国女婿还懂礼数。 周德明住不惯，住了三个月就闹着要回老家。说是在南京没朋友，没地方下棋，没地方钓鱼，憋得慌。 ＂你回去吧，＂陈淑芬说，＂我留下照顾闺女。她怀孕了，我不放心。＂ 晓芸确实怀孕了，孕吐得厉害。陈淑芬每天变着花样做吃的，埃里克也跟着学，笨手笨脚地熬小米粥，煮红糖姜水。有一次他把盐当成糖，陈淑芬喝了一口，差点喷出来，但看着女婿那张认真的脸，硬是咽了下去。 埃里克挠挠头，恍然大悟：＂原来是盐！我说怎么味道不对。＂ 孩子出生后，是个混血小女孩，取名周安娜，随母姓。埃里克说，在中国生活，随母姓更方便，而且他觉得晓芸怀胎十月很辛苦，孩子跟她姓是应该的。 这话传到陈淑芬耳朵里，她对老伴感叹：＂你看看，这外国女婿，比有些中国人还开明。咱们那些老邻居，为了孙子跟谁姓，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家埃里克一句话就解决了。＂ 周德明在电话那头哼哼：＂那是他们有钱，不在乎。要是穷光蛋，你看他在不在乎。＂ 陈淑芬笑骂：＂你就是酸。人家有钱是人家的事，关键是心诚。我这女婿，我是越看越满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安娜会走路了，会叫＂外婆＂了，虽然发音怪怪的，像＂歪婆＂，但陈淑芬每次听了都笑得合不拢嘴。 埃里克的中文进步很快，能跟陈淑芬聊家常了。有时候陈淑芬想老家，抹眼泪，埃里克就笨拙地拍着她的背：＂妈，想家？我们回去。周末，开车，三小时。＂ 他真的每两个月就开车带陈淑芬回老家一趟，拜访老邻居，看看老房子。陈淑芬那些老姐妹都羡慕坏了，说淑芬命好，找了个这么孝顺的外国女婿。 ＂不是孝顺，＂陈淑芬纠正她们，＂是尊重。人家尊重咱们中国的习俗，尊重我这个老太婆。＂ 有一次，陈淑芬生病住院，埃里克请了长假陪护。同病房的老太太问：＂这是你儿子？长得真精神，就是不像你。＂ 这话传到周德明耳朵里，他不乐意了：＂什么意思？我对你不好？＂ 挂了电话，陈淑芬看着窗外。埃里克正推着婴儿车里的安娜在花园里散步，夕阳洒在他们身上，金灿灿的。晓芸在厨房做饭，香味飘了出来。 陈淑芬想，幸福是什么？以前她觉得，幸福是儿女有出息，老伴身体硬朗，自己没病没灾。现在她明白了，幸福是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他说什么语言，那份心意是真的，就够了。 她想起埃里克说过的话：＂妈，挪威冷，南京暖和。您在这里，我们暖和。＂ 陈淑芬笑了。这外国女婿，中文还是不太行，但意思她懂。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安娜上了幼儿园，每天回来用中英文混杂着跟外婆讲故事。陈淑芬学会了做挪威饼干，虽然形状怪怪的，但埃里克总说＂好吃，妈做的，最好吃＂。 有时候陈淑芬也会担心，这么有钱的女婿，会不会哪天变心？但看着埃里克每天准时回家，周末带全家出游，晚上给安娜读睡前故事，她又觉得自己多虑了。 钱不钱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愿意把丈母娘接来养老，愿意学做中国菜，愿意让孩子随母姓，愿意在每个周末开车三小时陪老婆回娘家。 陈淑芬给老家打电话，老姐妹们问：＂淑芬，外国女婿到底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老姐妹叹了口气：＂我们家那个，要是有人家一半好，我就知足了。＂ 陈淑芬没说话，看着客厅里埃里克正教安娜搭积木，晓芸在旁边削苹果，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满屋子都是暖意。 她想，幸福底线这东西，真的不能画太高。当初她以为女儿嫁外国人会受苦，现在才发现，只要人对了，哪里都是家。 窗外，南京的秋天很美，银杏叶黄了，埃里克种的果树也结果了。陈淑芬摘了一个，擦了擦，咬了一口。 感谢鉴赏，多谢关注。［注：本文为虚构故事，旨在展现一种生活态度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并非真实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