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3日深夜，西长安街的路灯冷光如水。罗荣桓刚刚结束总政的汇报会，回到宿舍却一点倦意都没有。他翻看后勤司送来的统计表：南方几个军区的口粮数字一列低过一列，尤其是驻南京部队——人均日粮不足一斤半。半分钟的停顿后，他当即拍板次日南下。
同行的还有贺龙。两位元帅多次并肩作战，默契不用言传。专列驶出石家庄时，贺龙把车窗推开一条缝，寒风夹着煤烟味灌进包厢，他皱了皱眉头说：“要不是情况紧，老罗，你这身子骨真不该折腾。”罗荣桓轻轻摆手：“士气要紧，人吃不饱，精神也跟着空。”
2月6日上午九点，列车进浦口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副政委肖望东已候在站台，列车还未完全停稳，许世友就大步跨上车厢。短暂寒暄后，几个人直接钻进临时会议室。材料一页页翻过去，最扎眼一条：每名干部战士月配口粮二十八斤，油肉几乎为零。
罗荣桓放下纸：“战士们训练量怎么样？”
“强度不敢降，科目照旧。”许世友声音很低。
贺龙把茶杯往桌上一磕：“人是钢，口粮就是火。火小了，钢要生锈！”
午后，罗荣桓和贺龙在工兵团操场查看野外炊事演示。大锅里只有少量玉米面糊，锅盖掀开瞬间，淡淡的酸味飘散。操场另一侧，几名士兵正做俯卧撑，汗水渗透军衣却仍显单薄。罗荣桓眉头紧锁，把随身小本取出，用蓝色铅笔在“供给”下面连划两道粗线。
视察持续三天。期间，几位老帅去了军区自办的猪场、菜地。猪场栏舍简陋，成活率不足五成；菜地里白菜尚未成棵，战士们用竹条撑起塑料薄膜抵御霜冻。许世友有些不好意思，但语气仍硬朗：“经验缺得很，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有意思的是，部队情绪并未因缺粮而松散。夜间查铺时，两名新兵还在油灯下缝补鞋底，见罗帅进来连忙站起。罗荣桓轻声问：“饿不饿？”新兵憨笑：“饿是饿，练得动就行。”这么一句憨直的回答，让屋里顿时安静。
2月9日清晨，专列即将开出南京。站台上，罗荣桓把许世友叫到车梯旁，语气不高却分量极重：“别忘了解决这个问题。”许世友立正敬礼：“保证完成任务！”罗荣桓又补一句：“写详细调查，送到总政，全军都要看。”火车汽笛拉长，许世友的身影在烟雾中渐远。
离开南京后，罗荣桓和贺龙径赴上海。上海警备区情况相似，人均月粮三十斤，缺油亦缺副食。两位元帅提出：利用海边条件，多打渔、多晒咸鱼，同时发动后勤部门拓展城市副食品渠道。随后，专列继续南下泉州、厦门，再折返南昌、长沙，行程近五千公里。
视察途中，罗荣桓的胃病时常作痛，贺龙劝他在长沙留宿休整，被婉拒：“问题一天不解决，睡着也不安心。”每到一地，罗荣桓都要求把口粮、油肉、训练消耗三张报表同桌摆开，三项数据对不上的，当场记录。
3月下旬，两位元帅带回厚厚一摞材料呈报中央。报告明确提出三条：一、统一增配战士口粮与油肉比例；二、各大军区建立猪场与副食生产基地，不得低于营区需求的四成；三、医疗部门加强对饥饿性疾病的监测。中央迅速批示，后勤总部长邓华调拨储备粮，交通部优先安排军供列车。
四月底，第一批调剂粮和驳运猪苗便到了南京军区。许世友亲自去码头接运，连说三个“踏实”。一周后，工兵团食堂第一次把带油星子的肉汤端上桌，战士们端碗不敢立刻动勺，怕是看错了。厨师憋着笑：“真肉，吃！”灶台前随即爆发一阵掌声。
粮草补上，人心就稳。进入夏训阶段，南京军区五个步兵团体能合格率均回升到九成以上，比年初提高十二个百分点。罗荣桓收到电报，只有短短一句：“问题已见成效，请放心。”他看完，把电报压在案头那本标着蓝色铅笔双线的小册子下，没有多说什么。
同年秋天，总政在北京召开后勤工作会议，南京经验被写进通报。与会者大都记得罗荣桓说的那句话：“打仗靠两条腿，腿上的劲头来自肚子里的粮。”短短十二字，掷地有声。
1963年春，罗荣桓因病住院。许世友赴京开会，顺道去看望老帅。病房里没有多余寒暄，许世友报告：“各军区单兵日粮稳定在二斤二两，油肉也照标准发。”罗荣桓点头，目光在窗外停留片刻，随后合上那本旧册——上面蓝色的粗线依稀可辨，却已多了一个红色批示：已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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