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在南京师部,卫训队的全体学员都在哄抢着人体骨骼,我却盯上了舟桥连臭气熏天的车库

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我刚结束了在教导队当通信员的工作，大队领导就派我去师部卫训队学习卫生员。

八三年师卫训队毕业合影照

说起来，我手里还留着一张八三年卫训队结业时的全队合影，每每翻看，往事便扑面而来。

那时候，我们大队部卫生所有个上海兵叫小顾，已经是第四年兵了，大队领导同意了他年底退伍的请求。

所以派我去学卫生员，等十一月份我学成归来，正好到大队部卫生所接替他的岗位。一进一出，像是部队里再寻常不过的一次接力。

三月初的一个早晨，驾驶员老冯开车到南京师部去拉物资，顺路把我和行李背包一起捎到了师部卫训队。

初春的清晨还带着几分寒意，解放卡车在公路上颠簸了半晌，中午时分终于到了南京市百水桥的师部营房。

老冯把我送到卫训队门口，说来也巧，我们教导队卫生所的王医生正好在营房家属区的家里，听讲我今天来报到，上午就提前到了卫训队，正跟卫训队的刘队长在门口聊天。

两人当年在军医学校是同学，见了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王医生把我介绍给刘队长，简单说了我的情况。刘队长点点头，转身叫来一个班长，让他领我去宿舍安排铺位。

那班长挺热情，一边帮我提行李，一边介绍卫训队的情况：全队分成两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六十人，我分在靠教室的这个宿舍，总共两个宿舍有一百二十多名学员，来自全师各个团和师直属队。培训时间八个月，课程排得满满当当。

我所在班的这位班长是八零年的浙江老兵，原来在师医院炊事班的班长，大概是觉得转志愿兵没指望了，干脆在退伍前学门技术傍身。

我们都在三间打通的大教室里上课，讲课的老师都是师医院各科室的医生。

全班一百二十多人，只有三个师医院的女兵学员，自然成了所有人好奇的焦点。

那三个女兵，两个是上海人，都留着短发，大高个子的叫李慧娟，稍矮一点的叫苏燕岚；另一个是扬州人，剪着运动头，叫陈艳。

大城市来的女兵，骨子里透着清高和傲慢，我们这些男兵也只能远远看一眼，可望而不可即。巧的是，上海兵李慧娟就坐在我的前一排课桌。

卫训队的学习节奏紧张得像上了发条，那本厚厚的卫生员教材，每学完一个系统就要考试，成绩用白纸贴在教室后墙上，毛笔写上姓名，后面跟着各科分数——九十分以上用红笔写，九十分以下用黑笔写，一目了然，谁也藏不住。

刚开始环境不适应，第一课学人体八大系统，大家都绷紧了弦。

讲到骨骼系统时，老师抬进来一大木箱人体各个部位的骨骼标本。谁知第二天再上课，余医生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只剩下几块碎骨头了——全被学员们偷偷拿回去研究形状构造，好加深记忆。

余医生气得直跺脚，把刘队长喊来。刘队长带着六个班长冲进两间宿舍，掀床铺、翻被子，搜出一堆白森森的人体骨头。

我当时也藏了两根，一根腰椎骨，一根小腿腓骨，那根腓骨还在争抢中被人折断了一截。

现在想想，那股子学医的痴劲，真是又好笑又可敬。

说起来，我从小就想当医生，所以对医学课格外上心。每个系统考试前，教学医生都会给两天时间背诵医学术语和理论知识。

但卫训队一百多人挤在两间宿舍里，教室和宿舍两点一线，环境嘈杂得很。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背书，我跑遍了师部大院。各个连队的宿舍都有人，想找个不被打扰的角落难上加难。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一处“宝地”——师舟桥连废弃的平板车车库。

那地方偏僻，平时没人去，车库里停着几辆报废的平板拖车，房顶上到处是破洞，地上拐角处还有战士们懒得去厕所而留下的粪便尿迹，臭气熏天。我猜是附近通信连的人干的。

可这地方胜在安静，我也顾不得什么味道了，每次去就坐在废弃的车厢板上，认认真真背课文。凭着这股狠劲，每个系统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

班里有两个战友，每次临到背书就找不着我，便悄悄跟踪我，终于发现了这个“臭气熏天却世外桃源”的所在。一个是江苏靖江的薛金辉，一个是江苏扬州的刘小兵。我们三个关系铁得很，课后经常泡在一起，也免不了干些“同流合污”的事。

有一次，扬州的刘小兵想星期六晚上偷偷回家一趟。扬州离南京近，他打算周六下课后坐汽车回去，周日下午再赶回来。

但他怕夜里卫训队的哨兵查铺，就让我帮他打掩护：把蚊帐放下来，被子铺开，里面塞上衣服，枕头也堆起来，伪装成有人睡觉的样子。

事成之后，他从家里带两瓶扬州酱菜——有名的宝塔菜罐头——作为酬谢。事情办得挺顺利，那晚碰巧没有干部和哨兵查铺。现在想来，这点小把戏能蒙混过关，真是运气。

说起夜晚查铺，还有一件让我后怕的事。

六月份的一个晚上，轮到我值凌晨十二点到两点的那班岗。

由于南京的夏天很热，卫训队的宿舍夜里敞着门睡觉，从晚上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每个班安排学员坐在宿舍门口对面的杉树林下站哨，每人两小时。

我十二点迷迷糊糊接了上一班哨，夏天的夜晚，人困得不行，再加上蚊子叮咬，我灵机一动——不对，是歪念一动——悄悄溜回床上，把蚊帐放下来，坐在床上看向门外。

心想：不就是看个门嘛，坐在床上也一样，等时间到了再喊下一班岗。反正宿舍门口的哨，一般没人来查。

我抱着侥幸心理，半睡半醒地坐在床上，还暗自得意这个办法妙。结果不知不觉，彻底倒在了床上，鼾声大作。

第二天早晨，一阵急促的起床哨把我惊醒。我一个激灵坐起来，抬手看表——已经六点了！从我睡着那刻起，后面的两班岗全都没人接。

我赶紧找到下两班岗的战友，低声下气地说明情况。他俩倒很讲义气，拍拍我肩膀说：“小何，你别讲了，我们三个人都不说，夜里的事谁知道？你就当没发生过。我们得了好处，肯定守口如瓶，放心吧！”三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地笑了，各自去水池边洗脸。这件事至今想起来，后背还冒冷汗。

在卫训队，我们不用出操训练，每天像学生一样上课，每周考一次试。只有星期天能自由活动，上上街，或者去别的连队会会老乡。但也是年轻气盛，干过一件挺愚蠢的事。

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和薛金辉、刘小兵相约去南京长江大桥玩。因为下午卫训队要组织全体学员去师部大礼堂看电影，所以我们得赶在中午回来吃午饭。在大桥上拍了几张照片，我们就往回走了。中午时分回到卫训队门口，正碰上那三个女兵从医院宿舍过来，手里端着饭碗往炊事班去。

一进宿舍，班长就埋怨：“你们怎么才回来？午饭都过了，赶紧去炊事班看看还有没有饭菜。”我们仨抓起饭碗就跑。

到了炊事班门口，只见空地上摆着三个白色铝桶，空空如也，啥都没剩下。炊事班长站在厨房门口，我问：“班长，还有饭吗？”他没好气地答：“都什么时候了，哪还有饭？泔水桶里有。”

最后那句话听得我们三个心头火起，我们端着碗冲进厨房，一眼就看见那三个女兵正站在灶台案板旁边埋头吃饭，而且每人碗里都堆得高高的——红烧肉、豆腐烧白菜，油亮亮的。

我顿时火冒三丈，质问炊事班长：“她们三个跟我们差不多时候回来的，怎么就有饭吃？”

炊事班长被问得哑口无言，红着脸，扭着脖子瞪我们：“新兵蛋子，毛病不少。就是没饭了，有本事到队长那儿告我去！”

我气呼呼地走出厨房，看着那三只空桶立在空地上，仿佛正嘲笑我。怒火上涌，我抬起一脚，把其中一只饭桶踢得骨碌碌滚出去老远。

炊事班的人听到响声全跑了出来，我踢完桶，心里那口气总算消了一些，然后怏怏不乐地回了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