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程中柳
1969年3月，我被下放到苏北黄海边的东辛农场，户口迁离南京。那里，不仅“穷山恶水杀人风”，而且是雨后道路一片白的盐碱地。在那里，才知道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都以为，永远没有返回城市的可能了。于是，1971年初，我就迁到了母亲的老家安徽凤阳。我落户的地方，是津浦铁路的门台子站附近。无论在哪方面，门台子比东辛农场好了许多。离南京比较近，回南京也更方便。
白天做农民，晚上看书学写作。四分钱一张的大白纸，裁成32份（开），再叠出印子，写了篇东西，叫它小说，起了个笔名“程中柳”，寄给了《新皖东报》（后改为《滁州日报》），大约半个月后，居然发表出来了。
那年，中央发了一个出版方面的文件，滁县地区有几个题材要写，就以省文化界下放干部为主，成立了写作组。因为我刚刚发表了一篇小说，就也被安排进了写作组。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林副统帅一家带着“三只鸡”逃离中国，在蒙古灰飞烟灭。“五七一工程纪要”传出后，大家获悉：林彪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胡说下放干部是变相失业，还胡说下放知青是变相劳改。为了回击林彪集团的胡说，下放干部开始回城。
大约是1975年吧，国家还出台了一些政策，让部分知青返回城市：独生子女可以回城；虽然不是独生子女，但父母身边无子女的，也可以回城。
1975年，我拿到了南京公安机关开出的“准（予）迁（入南京）证（明）”。凭这份准迁证，我从凤阳农村顺利迁出户口，回到南京报上了户口。
刚回南京，没事，去文化馆看看，去中山路2号（民国时期，是张恨水任主编的《南京人报》报馆）逛逛。当时，那里是南京市文化局的地盘，好像有个创作组，还有一份内部发行的文学小杂志。
也是1975年，南京市总工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全市工商企业曲艺会演。记不清是谁介绍，我进了全市工商企业曲艺会演组委会。所谓组委会，就是市工人文化宫的文艺组。组长是来自南京734厂的工人，“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市工人文化宫的主任同样来自企业，“文革”时期的“造反派”。
有一次，主任给我们开个小会，传达江青同志的意见，主要内容是推荐几本书。报过书名后又补充了一句：还有一本！法国的《金瓶梅》！文艺组只有一个人负责曲艺会演，“文革”前是某银行的职员，与文艺工作毫无关系。既不懂曲艺，也对曲艺毫无兴趣。于是，我这个烂竽就成了会演事务的“独裁者”。
“文革”时期，有些剧团解散了，专业曲艺演员下放到工商企业去了。1975年，有的剧团还没有恢复，所以有的企业的曲艺节目很是不错。那时候，南京工商企业的文艺宣传队虽然是业余的，但还是很棒的。南京港务局、南京铁路分局、南京晨光机器厂等企业，不仅有像样的民乐队，还有很不错的交响乐队。南京港务局工会的退伍军人郭礼焕，快板打得非常棒，在部队时名气很大，林副统帅还单独专门看过他的表演。
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主要施工队伍来自湖北，南京大桥局四处派出文艺队伍参加了南京市总工会举办的全市曲艺会演。他们带来了南京人没曾见过的“湖北渔鼓”和湖南风味的“常德丝弦”。
南京市工商企业曲艺会演，会聚了许多精彩的节目。许多本就是专业演员的，重放光彩，比如梁尚义。李国先也是那时大放光彩的。当时还是企业工人的安永生、霍建军，后来都成了南京曲艺界的名家。
与侯宝林一辈的张永熙及其公子，也是会演组委会的常客。
会演结束就结束？有点可惜！于是，我做了两件事：一、选出一部分节目，编成集子，市委宣传部同意了。二、组建三支队伍，去工商企业演出。每天，每支队伍去两家企业演出，三支队伍每天去六家企业演出六场。
上午在市工人文化宫集合，三家企业各来一辆大客车，各接一支队伍到企业，午餐后化妆，下午登台演出。演出一结束，另外三家企业的大客车立刻接走，到企业晚餐后化妆，然后登台演出。晚上演出结束，三家企业的三辆大客车把三支队伍送回市工人文化宫。然后，大家或骑车或乘公交回家。
好像演出了个把月，去了很多企业。有的企业，以前没听说过。比如476厂（现在叫绿洲机器厂），比如长江边的2070厂（为海军做船坞），比如西岗果木场。
一个月时间，一百多家企业，每天六场演出。我就靠办公室一部固定电话联系、安排、调度。
那几乎都是白忙，每场演出好像有一两毛钱的补助。但演员们都很配合，工商企业也都很配合。所以，居然没出过一次差错。
（图片为作者提供）
编辑 | 柯霖 琪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