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载：“大板巷古习艺所西街，图志旧名土街，有甘氏津逮楼，制仿范氏天一阁”。晚清著名文人陈作霖《金陵琐志》记:“南捕厅过厅迤难，甘氏之宅在焉。系出敬侯，世锦孝义，南邦钜族，簪笏相承，江宁之甲姓也。宅中旧有津逮楼,缥缃彝鼎充栋,庋藏千顷五车差堪为匹。”清嘉道年间，津逮楼于金陵藏书家中，可谓最富。
“津逮”典出于《水经注·河水》：“河北有层山,……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戴震校曰:“案达近刻作逮”。意指求知的入门之路。
此楼落成于道光十二年（1832），上下各三楹，坐南朝北，楼上主藏书籍，楼下为金石字画。楼主人为甘福（1768-1834，字德基，号梦六）所建。据《江苏艺文志》载：“其人事孝亲，治家严而有法。赈孤济贫，设义塾，创望江楼政溺。道光十二年以助浚秦淮河议叙得按察司经历衔。嗜学慕古，能继父志，藏书达十万卷。”
津逮楼三字为歙县程春海所书，百余纸均不惬意。最终以宣纸朱钩而成。甘福曾亲订训约，即“至亲密友，不得私自借书下楼。愿就读者听，违者以家法治。后之子孙可忘所自来耶。”书楼建成三年后，又增筑书舍数间，将得于宝应县城宁国寺的宋砖嵌于墙,名曰:“三十六宋砖室”。
津逮楼落成以后，甘福曾即席喜赋七律二首：
吴山越水几遨游，四十年来费苦搜。
插架非徒供秘玩，研经愿与企前修。
香薰芸简频收拾，夜爇兰膏细校雠。
从此老怀堪告慰，左图右使复何求。
层楼高处乐徜徉，珍比琳琅七宝装。
积卷敢夸东壁富，披函好趁北窗凉。
云烟供养邀清泽，金石摩挲发古香。
为语儿孙勤守世，此中滋味最悠长。
福子甘煦时在安徽太平，曾有和诗曰:“津逮楼落成，家大人有诗志喜，寄示，敬步元韵”：
楼层便抵海山游，津逮相将秘籍搜,
此室未应容易入，读书曾识几生修。
四编部类分题识，五夜丹黄细校雠，
却愧风尘多废学，归田他日好研求。
烟波一舸乐徜徉，万卷归来手自装，
范氏千秋垂榘薙，陶公九夏坐清凉。
雪蒸几席恒春树，花晕钟彝太古香，
绾绰用兹眉寿介，子孙永保万年长。
这两首诗大致反映了当时楼藏的概况和规模，以及子孙对父辈的感激和不负期望的表白。
对于费心搜罗的藏书，甘福十分珍惜，楼成之后，他曾亲订训约，不准私自借书下楼。但是家族子弟，甚至是亲朋学友都可到楼中读书，经过允许，还可借出。这大大发挥了津逮楼藏书教子，惠及乡邦学子的作用。当时的名士程春海为著《国策地名考》、朱绪曾为著《金陵诗徵》、陆心兰为著《国朝明臣名儒嘉言懿行》都曾到津逮楼借阅藏书。
甘福父子藏书过程中,尤其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如唐许嵩《建康实录》，宋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等,其中不乏孤本秘籍,如明盛时泰的《栖霞小志》即为孤本。甘福去世后，津逮楼传至甘煦、甘熙兄弟，他们同样是嗜书之人，甘熙更是利用津逮楼所藏，编写了南京地方文献的经典之作——《白下琐言》。
津逮楼的另一功绩就是刊刻书籍。
津逮楼刊刻的部分图书有:宋版的《建康实录》，明《栖霞小志》、《金陵诸山形势考》、《金陵水利论》、《津逮楼地书九种》、《帝里明代人文略》、《浑盖通诠》(附简平仪)、《中星仪说》、《阮氏笔训附李恭毅公列传》、《本仙机水法附妥先约矩》、《不费钱公德录》、《金陵通传》、《本仙机水法一卷附妥先约矩一卷》、《汲古轩制艺》、《金陵忠义孝悌祠传赞》等等。
甘福父子除了藏书之外，还喜好收藏古物，尤喜三代彝鼎。当年津逮楼楼上藏古迹善本，楼下即是金石书画。开有益斋主人朱绪曾称之为:“金石彝鼎,充轫璀璨。”
津逮楼建筑仿自宁波范氏天一阁，坐南朝北。五行之中，北属水，取避火之意，楼壁间用砖镶成坎卦六象，同样是生水避火，然而天不遂人愿，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天国的战火直入南京，津逮楼及其旁的三十六宋砖室等建筑同为战火所焚。津逮楼虽然仅存世21年，却在南京文化史上写下浓重一笔，在清嘉道年间，津逮楼藏书执南京私家藏书之牛耳，至今仍为学人凭吊景仰。
甘煦在《贞冬诗录》有诗为记:
津逮楼边风水虚，听秋阁下竹梧疏，
伤心十万签题处，半付秦灰半蠹鱼。
津逮楼虽毁于兵火，但所遗残书仍具一定规模，堆积在九房二楼(今15号大院第五进)。甘熙的族弟甘元焕(名勲，同治年间举人)，曾想恢复津逮楼的旧观，终未能如愿就已辞世。此后的百年间，只是由族中长辈偶尔在夏季搬出晾晒，直到1951年夏天，南京市军管会收购了甘氏老宅，甘家后人陆续迁出住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祖宅。家中各房相继搬迁，一片忙乱，进出人等十分复杂，其中混有不少书贩和“觅宝猴子”。这些闯进院内转悠的人，往往趁大人不在，私自上楼翻找。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国内学界的事情。据已故的原江苏省文化厅干部甘桂先生当年回忆：
我家是在当时报界媒体披露后才知道的，祖父甘贡三及各房叔伯长辈闻训后十分震惊。随后，其时名记黄裳、张友鸾、张慧剑均由沪专程赶至南捕厅甘宅了解事情的原委。原来因要搬出故宅，二屋书无处可放，长辈决定将先祖遗书进行分检，确定优劣再行处理。某天，一自称是从事旧书收购的马兴安带着二人，一人是在水利部工作的赵敦甫(世暹)，另一人是某绸布庄的朱某，见甘家当时在场的是一位主妇，就径直上楼，翻阅了较长时间,后将挑选的书籍交主妇过秤(每斤二角)，还拎着一小包没有计价的印章扬长而去。岂料这些书籍里就有宋版《金石录》三十卷和明万历版的《江宁县志》。
《金石录》复刻版
《江宁县志》
马某、朱某懂得一些版本知识，深知《金石录》的价值，说过:“这部书价值很高,卖掉后我们三人平分，如谁不肯，那我就告诉甘家，让他们收回。”赵某不愿，因这部书是他在挑书中偶然发现，三人争吵后，不欢而散。赵敦甫拿回后，托人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处，请他最后鉴定。据张元济先生考证，甘氏津逮楼本《金石录》是龙舒郡斋初刻，是存世唯一的足本。
张元济先生鉴后在喜悦、感叹之余写下:“孰知三十藏本尚存天壤，忍于千百年沈薶之下，粲然呈现，夫岂非稀世之珍乎!是本旧藏金陵甘氏津逮楼，世无知者。”张元济先生在《金石录·跋》中写道:“敦甫世讲得之南京肆中，以次罕见珍本不愿私为己有，属代鉴定，并附题词，将以献诸中央人民政府。崇古奉公至堪嘉尚。”张先生当然不会知道赵某趁家中叔伯不在“擅自入室”挑书的实情，而“不愿私为己有”则是为了避开与马某、朱某矛盾公开激化的后果。
《金石录》一书，著录其所见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全书前为目录十卷，后为跋尾二十卷，考订精赅，评论独具卓识。赵明诚之妻，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对金石书画也有相当高的造诣，《金石录》一书，实际是夫妇二人的合著。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称,此书“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匜、盘、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定史氏之失者，皆具载之。可谓多矣。”
南宋龙舒郡本《金石录》
《金石录》在南宋时有龙舒郡斋刻本及开禧元年赵不谫刻本，皆不显于世，元明两代亦未见重刊，明代惟有抄本流传。据说：清初嘉兴冯砚祥曾得此宋版十卷“刻一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此十卷本后归潘文勤，文勤自称，异书处处真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获睹之人，亦以为此十卷者，殆为人间孤本矣。”
甘家长辈认为书既已归国家，这是最好的归宿(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感到也是对先祖几代人“苦搜”珍本的慰藉，故也不再追问。正因如此,后来家中长辈又一致决定，将所存全部书籍连同书柜全部无偿捐赠当时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其中有甘氏自刻版《建康实录》《白下琐言》及雕有“津逮楼”字样的柏木书柜，所装总计有军用大卡三辆。
2007年夏，甘熙宅第保护二期保护工程启动，专业人员对原津逮楼故址进行了探察，虽然在花园的东墙旁找到了一处房屋遗迹，但因地层毁坏严重,无法确定它就是“津逮楼”的遗存。在周围也没有发现火烧的痕迹和文物的碎片。随后,南京东南大学的专家根据历史资料,仿天一阁样式，在花园东面，设计复建了津逮楼。在遭遇兵火154年后,津逮楼又重新矗立起来，这真是南京文化界的幸事。
复建后的津逮楼
如今，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收藏的中华书局影印版《金石录》也算是对那段历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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