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亚清，男，管理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于水，男，管理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地方治理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号：22&ZD002）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期刊)云南社会科学20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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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叙事：治理范式的对话与建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叙事；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全球化治理范式

目录

一、现代化推进：放眼全球发展的治理对话

（一）以驾驭资本推动生产变革

（二）以系统创新实现持续超越

（三）以改善民生实现长远发展

二、现代化求索：助益全球安全的治理实践

（一）确立总体性与即时性相契合的安全理念

（二）推动动态性与规范性相连接的数智技术变革

（三）建构系统性与多维性相并存的安全治理体系

三、现代化叙事：造福全球文明的治理范式

（一）谋求全民共享的高质量发展

（二）实现科技赋能与全域联动的深度结合

（三）构建永葆人民性的改革自主知识体系

注释

一、现代化推进：放眼全球发展的治理对话

放眼改革的总体进程，中国之所以能够发起全球治理倡议，其关键性前提在于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以自身的发展成就为全球发展提供自身的治理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阐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即“我们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获得了民族独立，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注

（一）以驾驭资本推动生产变革

回顾历史并着眼当下，中国改革的发展成就实质上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既能够成功地发挥资本的优势又能够驯服后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改革要在“充分激活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的同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注。确切地说，驾驭资本可以理解为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获得成功推进的首要治理能力。资本在过去数百年的流通、积累与增殖中，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技术创造、经济腾飞与社会生活的天翻地覆，其背后是物质生产的质态性飞跃。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论述可谓家喻户晓，数百年来一切剧变皆离不开“生产活动本身”^注。然而在面对资本的全球影响之时，如何确立起契合自身实际的治理观念并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真正发挥资本的优势、使资本真正造福本国的现代化，一直是困扰全人类的课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瓶颈，大多体现为无法真正驾驭资本，在治理实践中建构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倡导对外开放、促进招商引资和发展市场经济之时，邓小平同志便强调，“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则进一步强调，“要练就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硬本领”^注。面对全球发展这样一个人类共同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有效地表明对资本的驾驭可以有不同的治理方案，其可以随着具体语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发展。中国社会自改革至今所展现出的驾驭资本的治理优势，正是建立在对全球范围内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和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建设正反经验充分借鉴的基础之上。党和国家深刻意识到，以改革谋发展的中国不能无视市场的影响、不能回避资本的优势，亦不能不意识到市场的弊端和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关键在于如何妥善运用资本，使其发挥出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过往数十年，中国在改革中的实践成就使中国社会可以向全球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便是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自信之源。

放眼国际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在系统合理发挥资本优势、推进生产上的治理之道，有力地驳斥了国外社会科学界的某种观点，那便是驾驭资本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于部分海外学者而言，无论是思考如何建构“工业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偏重实证风格的学者^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幻象”却不愿意抛弃资本主义本身的后现代学者^注，他们事实上均秉持上述价值取向，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之道证明了他们观点的偏狭。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的驾驭和由此取得的令全球震撼的经济腾飞，正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治理实践中确立起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这样一个治理逻辑，即中国社会依靠党委领导、政府责任落实和日益完善的法治保障，既能发挥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有效克服周期性的市场弊端，使资本能够长期良性运转，发挥出刺激创造市场潜能、造福经济发展的强大优势。按照党的二十大总结的便是，“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注。

（二）以系统创新实现持续超越

如果对资本的妥善运用是发挥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推动现代化的基础，那么如何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面向纵深的系统型创新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质态性飞跃的关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注。改革的过程正是持续创新的过程，即破除僵化、固化的思维方式，谋求契合语境变化的发展之道。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曾强调，“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注。改革数十年，依靠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统一领导、科学决策，中国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时代机遇，在面对市场化影响的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这对于人类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而言本身便是一种创新。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更为纵深化、全局化的系统性创新成为取代粗放式发展的增长模式，从而推动改革迈向历史新阶段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识。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注。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正是全面深化改革所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治理成就。

回顾数百年来的全球历史，中国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其内在的治理逻辑一直是海外文化界长期探讨的对象，但部分欧美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强大和稳固来自于其静止不动的状态，古老的中国受制于保守化的“教义与仪式”^注。早在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18世纪的欧洲，便有学者片面化地表示中国只是“看上去庞然大物”^注，毫无值得借鉴之处。到20世纪，面对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部分欧美学者甚至直接表示中国是静止不动的帝国，即过往被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理念与工业文明发展早已完全不相容。^注换言之，这些学者固执地认为，中国独有的治理语境，使其难以孕育出所谓创新型文化，难以通过创新推动自身现代化进程。追本溯源，这些学者的观点植根于那一时期欧美在工业化领域的先发优势。按照马克思在19世纪为人所熟知的论述便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然而他们忽略的是具体语境的改变。21世纪以来，当欧美深陷固有的制度桎梏、难以找到与时俱进的创新动能从而陷于停滞和衰退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已在迎接全球化机遇和挑战进程中寻找到不同于既往的创新之道。

现如今，一些海外学者已然承认中国经济社会获得了空前发展，但他们固执地将中国的现代化成就简单归因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组织新的社会资源”实现既定目标^注，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之时所展现出的面对全球大环境变化所表现出的持续不断的适应能力和由此形成的强大创新能力。这些海外学者不愿面对的一点在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持续创新突破，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对全球范围内产业变革的系统、深度引领，印证了中国所谓的静止模式是秕言谬说。中国独有的创新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给全球社会的智慧，这同样说明谋求创新与发挥资本优势一样并非只有欧美社会独有的治理逻辑，而是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体现出更为多维性的特点。不同国家和地区均可以基于自身语境为探求全球如何发展、增进全球福祉的切实可行的创新之道做出贡献。

（三）以改善民生实现长远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注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发展的借鉴价值之时，海外学者除了忽视中国的治理逻辑对全球化进程中市场、资本的适应能力和引领科技变革的创新能力之外，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人民至上原则。作为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解放发展生产力并以创新引领发展的宗旨在于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注。为民谋福祉，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立场所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之时指出，党开启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在于“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注。党之所以要谋求改革并不断推动改革走向深化，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持续进行，人民群众的需要亦在不断变化。前述驾驭资本、实现创新突破的治理举措，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从这一角度看，海外学者无法领悟的精髓正在于民生议题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深刻意义。

在20世纪末期，全球范围内的一些海外学者在评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时，始终固执地判断中国由于不愿意全盘接受欧美的发展道路，必然因为无法适应所谓工业文明的“普遍的演变”轨迹而难以长期增进社会福祉，因而无法获得大众的真正认同。^注众所周知，当时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正遭遇空前挫折，这使得相关观点在海外甚嚣尘上，然而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未被这种维护欧美单边利益的话语所裹挟，而是在对契合自身语境的道路坚持中既使生产力获得了持续解放，又使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不断改善。数十年前，邓小平同志便指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注。对于中国而言，改善民生任重而道远，这是因为相比欧美社会，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起步更晚，且中国幅员辽阔、人口构成更为复杂。在研究古代中国之时，当年的海外学者就判断中国不同区域差异巨大，即异质性的“习俗、风尚”广泛存在于城乡和不同区域^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推动市场发展的同时统筹兼顾，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并持续不断地推动治理措施朝向弱势群体倾斜。

面对欧美社会所潜藏的民生危机，部分学者在21世纪由衷地感叹“创造了财富而得到应有回报”的现象已在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消失^注，此种感叹无疑是对20世纪后期部分欧美学者强调中国唯有服从资本主义主导的所谓“稳定的自由主义民主”话语方能增进社会福祉的观点的最好讽刺^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全球社会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之时，中国社会却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于建党百年之际完成了脱贫攻坚这样一个困扰全球的治理难题，从而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中可以看出，脱贫任务在中国社会的全面完成并不是有赖于部分欧美学者鼓吹的所谓放任式的社会自发性成长，而是有赖于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基于资本财富的涌流和科技的创新，以制度和政策规范为保障将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大众。结合邓小平同志的相关谈话则可以看出，全面小康的实现体现出党在新时代对邓小平同志相关谈话的持续贯彻，表明中国共产党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实践中兑现对人民群众的承诺。

二、现代化求索：助益全球安全的治理实践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谋求发展的历史既见证了中国社会面对全球化影响而努力驾驭资本、推动创新和保障民生的治理历程，又见证了中国社会直面全球安全问题，推动各项事业迎难而上的治理求索。^注中国社会深刻意识到，影响改革全局的安全性风险是影响本土的全球性议题。面对层出不穷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必须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创造安定有序的改革环境。^注现如今安全性风险在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社会的普遍存在，其再一次印证数百年前欧美的固有模式不再符合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社会在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过程中总结出的理念、推动技术赋能和建构共同体的尝试，可以为维护全球安全提供不同于欧美的当下治理方案。

（一）确立总体性与即时性相契合的安全理念

历史经验表明，全局性的安全风险与全球化进程相伴相生。在主动应对全球化影响并立足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推动改革之时，党和国家深刻意识到，化解各类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将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层出不穷的安全风险既覆盖全球，又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和不同事态中呈现出异质性的特点。对于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而言，中国社会既要面对现代化转型瓶颈，又要承受转型阵痛所造成的各种风险，这是各国现代化均曾经历的过程。为此有的海外学者不断强调，中国等非欧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跨越此类瓶颈、避免无法跨越造成的所谓危机，必须参照普遍的所谓“政治现代化”^注标准，这种论述的逻辑漏洞正在于，其假设现代化所处的地域、时段是静态化的，并默认现代化遭遇的风险挑战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从初步开启改革到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中国社会过去数十年来所面临的内生性治理议题，以及现如今面临的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未知风险，均是国外社会科学界难以提前预设的。

实质上，当下困扰全球的风险，同样令自诩拥有所谓稳定现代性的欧美国家在安全治理这一问题上倍感困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防范风险、保障社会安定的安全理念同样应兼具总体性与即时性，即既拥有全局视野，又能够随时捕捉瞬息万变的前沿性问题。反观全球大环境，尽管欧美社会在层出不穷的安全问题面前难以给出令全球信服的治理方案，但一些反思全球风险的欧美学者始终固执地相信，总体性与即时性是两个互相对立、难以统一的维度。这些学者虽然承认风险所具有的全球维度，但他们认为风险使一切整体的规范均显得无效，因为静态性的规范根本难以抵御令固有社会结构“自我毁灭”的“全球性危险”。^注甚至有学者妄言，马克思在19世纪所把握的总体性逻辑在所谓21世纪的“风险社会”之中早已不合时宜^注，然而这些学者忽视的一点在于，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并不等同于固定化的先验性规范，而是旨在立足具体的、变化的实践实现自我认知的更新。依照马克思所述，具体的现实活动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注。

按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的总结，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注。即时出现的问题，不可能从既往的学科范式或是固有规范中寻找答案，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总体性的风险防范理念，事实上是将全局性意识奠定在透析具体实践问题逻辑基础上的安全治理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正是将即时性变化的前沿态势纳入总体性视野之中从而做到防微杜渐、实现迎难而上的治理进程。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发展上的成功离不开全社会在维护安全上的成就。或者说，谋求生产发展、技术创新并增进民生福祉的治理实践同样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注。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使中国社会既放眼全球又着眼本土，既关注整体又强调瞬息万变的各类因素，并以具体问题为导向持续积累化解安全风险的具体经验，实现了对复杂局面的系统驾驭。

（二）推动动态性与规范性相连接的数智技术变革

在治理实践中确立起总体性与即时性相契合的安全理念，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要捕捉在全球范围内随时可能出现的、危害本土安全的风险要素，还意味着中国社会必须在改革中把握对国际社会产生深度影响的数字智能化变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注。毫无疑问，当前阶段数字智能变革的影响早已覆盖全球，且数字智能技术本身亦处于加速的变化之中。回顾既往数十年，改革的成就见证了中国社会从追赶到引领全球范围内科技变革的伟大转变进程，此种进程不仅使中国培育出独到的发展观，亦使中国形成了及时吸纳科技成果、合理定位技术从而保障社会安定的安全观。在当下，依靠新型举国体制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改革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能够主动确立起精准、系统识别风险的数智化预警体系，并及时推进关于数智技术的立法进程，运用法规、政策等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规制技术，使动态性的科学技术变革能够以规范化的方式服务于风险防控。

反观欧美社会，启蒙运动以来的学者们对待科学技术的治理效能呈现出一种两重性的态度。相关研究在探讨技术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之时，一方面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在充满风险挑战的近现代世界“恢复公共安全”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又将科学技术本身视为危害生命安全、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庞然大物”^注。按照相关学者的论述，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开展治理的基础，但这种基础性力量又带有浓厚的负面特点。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社会科学界掀起了某种反科学技术的思潮，即将科学技术视为造成人类灾难、破坏生命安定生存的元凶。相关学者试图用先验的“系统决定论”的视角去评判科技的作用^注，并坚持认为人类只能选择被科技主宰的未知命运却不能驯服科技。从中可以看出，国外社会科学界一直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克服对待科学技术的预设性思维，其一直视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本身视为风险的源头，却无法真正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把握技术、风险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在维护社会安定的治理实践中，将科学技术视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标识，这正是强调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体现。^注

党和国家深刻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复杂不可控并不能推导出科技本身是导致安全风险源头的结论，其只能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便是要透析“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注。在当下，防范安全风险的治理实践必须以避免技术乱象、发挥科学技术的正向效能为任务。在成功地做到驾驭资本、避免市场的负面效应损害社会安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做到了规制科学技术，使科技变革能够发挥获取信息、识别风险、透析问题的重要作用，“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注。以系统保障自身社会安定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给全球安全的启示在于，全人类必须克服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欧美主导的先验的科技观念，从现实的动态中把握技术的生成逻辑，在承认技术的复杂不可控影响的同时合理定位技术，杜绝技术乱象，从而运用动态变革的科技开创更为安定有序的治理局面。

（三）建构系统性与多维性相并存的安全治理体系

安全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覆盖与长期存在，意味着各国必须立足自身的治理实践确立起应对风险的长效化的安全治理体系。自21世纪尤其是过去十多年以来，安全风险在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安定局面的同时，同样会对社会共识产生潜在的冲击性后果。每当突发事件产生之时，问题演化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社会成员担忧事态的变化，且在信息乱象面前缺乏应有的判断能力。由此，碎片化、分散化的意见会产生，这常常会在一定情境下导致更为复杂的后果。因此，克服由于个体认知匮乏和信息乱象造成的后果，对改革的成败具有系统、长远的作用。在新时代，以通力合作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保障社会安定正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的基本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注。全社会深刻意识到，共同体的治理功效在于汇聚各方力量、凝聚各方智慧，共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预料的安全风险，各级党委领导责任的落实则是共同体建构的前提。

与中国社会积极建构共同体的风险防范共识相对应，欧美社会始终难以接受一个事实，即共同体能够既做到统一部署又实现多元汇聚。数百年来，欧美学者对统一性与多元性之间的认识始终非此即彼，难以将二者真正统合起来。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欧美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或是绝对强调所谓强化资本主义统治所“必需的权力”^注，或是将统一性视为自身在治理实践中需要避免的对象。自二战之后，先验化的抽象个体自由完全成为不可撼动的某种元话语。依照一些二战之后的海外学者的观点，任何违背绝对化、抽象化个体自由原则的所谓“建构主义”均需要被反对。^注事实上，无论是片面化地强调绝对命令，还是偏执化地侧重于个体自由，海外相关学者在事实上建构起了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先验理论模型，然而这种模型很明显不能解释安全风险对全社会的同质性影响，因为任何的个体和部门均是风险的受众。从长远看，不可能有任何主体可以与影响全球安定的风险相互隔离，也不可能有任何孤立的个体或部门能够长期仅凭借自身力量独立抵御风险。

自20世纪末期以来，部分反思全球风险的学者仍然坚称，防御风险只能依靠“日常生活”的所谓自发性调节^注，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的共同体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实质上，在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共同体并非应对风险的短期性被动选择，而是党领导的群众路线的传承。共同体的确立，体现为各级党委、政府与基层群众在立场上的内在统一。基于抽象个体自由所建构起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型，根本无法阐释社会主义中国的党群关系。面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基石的广大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注。既往十多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表明，作为奠定治理体系重要基础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兼具系统性与多维性。为此，党委领导是保障安全治理系统性的根本力量，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则是实现多维力量协同共治的体现。秉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逻辑可以有效克服欧美社会统一性与个体性相互对立的二元思维，以兼具权威性与灵活性的特点面向全球展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安全治理逻辑。

三、现代化叙事：造福全球文明的治理范式

20 世纪末期，一些海外学者在探讨全球治理路径之时武断地宣称社会主义无外乎“造成了错觉”的“革命模式”^注，然而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在谋求发展、保障安全上的系统性成就，使其形成独到的现代化叙事，此种叙事集中体现为中国在治理范式上与欧美资本主义话语的批判性对话与开创性建构。现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范式日渐成熟，彰显出造福全球文明的独特魅力。^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范式体现为一种更为强调全民共享的高质量发展观、推动科技赋能与全域联动深度结合的强大适应能力与整合能力，及以改革为动力、以人民性为底蕴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谋求全民共享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物质生产的持续发展一直是全球各国在追求现代化的治理实践中的共同追求，因为充分的财富积累既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取得重要成就的标识，亦是国民充分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基本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明若要长久不衰，就必须有赖于发达的物质生产和民众由此获得的富裕生活状态，然而增长的短期性、阶段性和随之造成的诸多治理难题往往是20世纪以来诸多效仿欧美模式、试图融入欧美主导的文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被迫面对且难以克服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注，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克服现代化瓶颈的必由之路。历史经验无数次表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是一个短期问题，而是更为深层次、更为长远的治理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进行的当下，此议题可谓事关文明的兴衰存亡。事实上，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高质量发展成就之前，惠及大众的产业领域的深度变革曾一度被认为是欧美文明的专利。

欧美社会具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强调若要推动产业的持续变革并确保社会成员收益，那便需要遵循经济社会领域的具体变化趋向。按照相关代表性学者的论述，任何违背所谓市场自发秩序的“秩序导向性”规范均不应被提倡。^注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在20世纪后期妄言，与欧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在治理范式上完全是“谬误”的^注，其注定会因为无法长远适应产业革命的需要、无法增进社会成员福祉而导致自身文明衰弱。实际上，这些宣称遵循社会自我演化逻辑的学者却完全无视他国具体语境，武断地要求其他国家必须沿用欧美的自由放任政策，并盲目承认欧美文明在洞察人类文明发展趋向上具有绝对优势。21世纪以来，面对欧美社会内部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相应学者试图鼓吹所谓“涓滴”理念^注，即放任社会自发调节，但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发展的彻底瓶颈，反而宣告了欧美文明自身的治理危机。借用相关学者指责社会主义之时所用的词汇，欧美文明自身的问题源自于其在治理范式上的“致命的自负”^注。

欧美治理范式的问题在于，其不愿意承认其他文明创新治理范式上的可能性。相对应的，中国社会以创新驱动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并通过分配结构的持续调整和结构性优化，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成功走出了属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弥补社会弱势群体视为被动化的、短期性的“功能主义”策略不同^注，中国式现代化则将全民共享视为目标。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注。过去十多年，全民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实质上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预期目标的基本实现。立足当下，全面小康的实现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式现代化化解困扰全球的民生难题、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一个阶段性成就。依据十五五规划的阐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放眼全球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实践中推动资本与人才结构升级，确保变革成果惠及社会大众，将成为考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二）实现科技赋能与全域联动的深度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在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文明优势，不仅体现经济社会发展财富的公平分配，还体现为更为长远、稳健安全治理举措的落实。十五五规划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注回顾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既往十多年，中国社会已然逐步形成了成熟的安全理念，且确立起了日益更新的数智技术预警平台与更为完备的风险防范体系。立足当下，如何在治理实践中推进科技赋能全域联动，确保立体化、多维度的协同共治能够在平稳有效、动态更新的技术平台中有效进行，将成为考验安全治理能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范式创新的一个关键性议题。换言之，数字智能化的预警系统与全域联动的协同共治不应是独立的两个维度，而应统一于安全治理的实践中，为保障全球安全、造福全球文明提供属于中国的智慧。从党治国理政的独特优势看，通过科技赋能全域联动的治理实践应吸纳群众路线的独特智慧。

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在应对各类安全挑战的过程中行稳致远之时，一些海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优势是重要原因，并认为党组织与基层“直接稳定的关系”源自于所谓“整合性策略”^注，然而他们忽视的是群众路线本身的价值内核，即强调党员干部能够主动调研、掌握基层社会实情，并通过长期、稳定的党群血脉联系表达群众呼声、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定。从认知内核上看，诸多海外学者无法理解群众路线智慧的原因仍然在于其预设的政府与社会二分逻辑，其注定了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长期确保有效的基层动员并得到基层社会的广泛支持。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为党的历届领导集体所传承，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了适应技术变革的深度创新，网络群众路线正是互联网赋能群众工作，保障社会安定和群众福祉，推动安全治理在新时代中国本土落地生根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注在未来，基层群众工作的数字智能化转型，将使群众路线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思维在全球百年未有大变局中进一步彰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人类文明成果的理论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国社会在科技赋能全域联动上的独有优势。随着数字智能预警平台的系统性建构，党组织即时联系基层以防范风险、确保基层联动的安全治理模式将得到广泛确立。党和国家深刻意识到，全域联动的关键在于确保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基层能够保持与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社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将风险化解在源头处。这既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及时规范数字智能平台用以确保基层沟通的畅通，又需要党员干部在素养上的数字化转型。如此，方能确保“最后一公里”的基层能够成为大安全格局得以构建的基础，从而服务于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以安定有序的中国式现代化环境向全球文明证明中国在安全治理上的智慧。

（三）构建永葆人民性的改革自主知识体系

数十年的改革，使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长期性、稳定性的发展创新，实现了持续创新与长久安定的结合，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信之基，其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以不同于欧美治理范式的逻辑展现自身在造福人类文明上的无限可能。在开启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社会亟须摆脱相对贫困落后的状态、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现如今，日益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早已向全球表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正在中国社会形成。^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胸怀天下”，有“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的深刻觉悟。^注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向辉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应担负起为人类文明提供全新治理范式的责任。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的治理借鉴意义，应集中体现在中国自身的改革话语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可谓“举世瞩目，影响深远”^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实践中，动态传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智慧与情怀的改革自主知识体系应扎根本土、面向全球得以确立。

在欧美社会，曾有研究文明的学者表示，文明的存续是一个面对挑战而不断回应的过程。按照他们的说法，文明面对“崩溃瓦解的威胁”而逐渐自我改变以求得存续。^注此类研究尽管强调文明必须不断回应全新的适应性难题方能获得延续，然而这些学者始终恪守一个信念，那便是中国“所隶属的文化世界”的文明始终是所谓主流文明的他者^注，这一类文明只能在全球化的趋向中等待欧美文明的“界定”^注。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唯有经受过启蒙思潮洗礼的欧美文明才能引领历次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潮流，高质量的、令全社会收益的变革只有在欧美文明主导的地带才能存在。然而，21世纪以来在欧美产生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上述文明观开始破碎。过往鼓吹所谓“盎格鲁—美利坚”文明站在所谓历史终点的学者亦在过去十多年间被迫承认这一文明开始面临“衰败”的内在危机。^注究其原因仍然在于，国外社会科学界始终不愿意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内核上与欧美文明的区别，即以基层群众为本，将基层群众视为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一个文明长久存续的根基。

由此，中国的改革自主知识体系将以人民性为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的成功最终体现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注。从根本上看，正是因为党和国家能够以人民为本，中国社会才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资本和技术的要素的影响之时始终不偏离航向，并以得到基层群众支持的强大治理能力驯服资本、推进市场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更新迭代，实现守正与创新的结合。也正是因为党能够始终保持与基层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国的安全治理方能立足基层社会做到既着眼全局又见微知著，并确保数智技术能够高效、规范赋能风险防控，确立起通力合作的共同体，并以全域联动的大安全格局为印证确立起成熟的安全观念。以人民为本谋求持续发展、实现长远安定，体现出中国的改革自主知识体系所具有的强大智慧。作为造福人类文明的话语，中国的改革自主知识体系将一方面记载不同阶段党和国家的治理求索历程，另一方面又凝练出改革在治理逻辑上的基本内核，从而铭记历史成就、化解当下问题并面向全球文明在未来实现进一步超越。

综上所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已在与欧美治理逻辑的批判性对话中形成了自身独到的治理范式。此种治理范式在数十年的改革岁月中逐步孕育，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得以形成，且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未来征途中日益成熟。此种治理范式的批判性建构，建立在中国独有的推动发展和维护安全的观念基础上。改革的数十年实践，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全球化机遇、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有力避免了市场的负面性，做到了成功驾驭资本并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化被动为主动，从适应科技变革影响到引领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潮流，在实现系统化创新的同时着力改善民生，从而在建党百年之际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长期行稳致远，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的过程中培育起的兼顾总体全局与即时性问题的安全理念、合理规制数字技术的风险防范思维与逐渐确立起的通力合作的共同体机制。可持续的创新发展与安定有序的经济社会大环境，在印证了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的同时，亦表明当下对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具有深刻借鉴意义的中国早已不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学者所述的静止状态。

相反，社会主义中国在成功承受全球化挑战、驾驭复杂局面的治理实践中实现了在范式上与欧美发展观、安全观进行批判性对话，确立起了超越后者的独到治理范式，并将在未来以崭新的姿态造福人类文明，为全球勾画出不同于欧美固有话语的全新文明图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魅力所在。放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未来征途，中国独有的治理范式的内在逻辑，将在实现全民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确保科技赋能与全域联动相结合的安全格局构建以及建构以人民性为属性的改革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来，从而立足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人类文明庄严宣告，文明本身的存续、创新与繁荣，存在不同于欧美社会的多样化治理路径。实质上，当下任何造福自身文明并对人类文明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治理路径，必须做到放眼全球、扎根本土。自21世纪以来，一些海外学者思考的所谓“多样文明世界”的可能性并未在囿于启蒙时代价值观、自身深陷危机的欧美话语中得到体现。^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范式，反而成为人类文明突破欧美范式，实现繁荣和共存的全新可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治理范式的进一步成熟与人类文明多元前景之间的关系，或可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注释

• (1)习近平:《团结合作砥砺前行——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年9月9日。

• (2)耿协峰:《全球治理倡议引领世界秩序变革》,《当代世界》2025年第9期。

• (3)Francis Fukuy ama(1992).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Macmillan,125.

• (4)Francis Fukuyama(2014).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 Press,6.

• (5)《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3—4页。

• (1)[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424页。

• (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第9页。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152页。

• (7)[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 (8)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2004).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53.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 (2)《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第8页。

•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 (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页。

• (5)[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237页。

•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钟书峰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 (7)[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237页。

• (8)[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2页。

• (9)Francis Fukuyama(2014).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212.

• (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第11页。

•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301页。

• (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6页。

• (4)Francis Fukuyama(1992).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71.

•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 (6)[法]孟德斯鸠:《孟德斯鸠论中国》,许明龙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53页。

• (7)[美]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 (8)Francis Fukuyama(1992).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37.

• (1)刘远亮:《总体国家安全观赋能全球安全治理的逻辑与路向》,《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第6期。

•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459页。

• (3)Samuel P.Huntington(1968).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93.

• (4)Ulrich Beck(1992).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Mark Ritter(trans),London,Newbury Park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 Ltd,21.

• (5)Ulrich Beck(1992).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19.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 (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7页。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346页。

• (2)《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第8页。

• (3)[英]霍布斯:《利维坦》,刘胜军、胡婷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15—517页。

• (4)Bernard Stiegler(1998).Technics and Time,1:The Fault of Epimetheu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51.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 (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 (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1页。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38页。

• (2)[英]霍布斯:《利维坦》,第517页。

• (3)F.A.Hayek(1988).The Fatal Concei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52.

• (4)Anthony Giddens(1991).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90.

• (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50页。

• (6)[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高凌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17页。

• (7)刘世强、周鑫:《西方文明同质化战略的谬误与全球文明倡议的超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426页。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431页。

• (2)F.A.Hayek(1988).The Fatal Conceit,7.

• (3)F.A.Hayek(1988).The Fatal Conceit,7.

• (4)[美]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第198页。

• (5)F.A.Hayek(1988).The Fatal Conceit,49.

• (6)[美]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页。

• (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8页。

•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36页。

• (2)[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6页。

• (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0页。

• (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3页。

•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4页。

•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8—69页。

•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136页。

• (3)[英]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 (4)[英]汤因比:《历史研究》,第9页。

• (5)Michel Foucault(1988).Madness and Civilization: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Richard Howard(trans),New York:Vintage Books,89.

• (6)Francis Fukuyama(2014).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27.

•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137页。

• (1)Samuel P.Huntington(1996).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Foreign Affairs,3 1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