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媒体舆论界(一)

作者：小林 陽吉

针对中国方面，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前任首相）2016年6月11日声称日方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已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并称中方申报“基于政治目的”，要求中方撤回申请。菅义伟甚至辩称南京大屠杀“具体遇难人数尚存各种疑问，政府难以作出判断”。

         日本政府高官如此表态，显然是一种无赖行为。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强征慰安妇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一幕，
        日本军队犯下的这些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分子，我替菅义伟感到羞愧。
         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我搜寻了当时日本新闻舆论界的情况。

       一 随军来到南京战场的记者作家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后，一直特别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数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近卫文麿首相👇

召集日本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日本对华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近卫文麿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的代表，其中有《中央公论》、

《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等，进行“恳谈”，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遵照日本当局的指示，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南京时，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单位，包括各大、小报社与各重要杂志社组织、派遣大量记者、摄影师、作家、评论家，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导。这些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是日本所谓“笔杆部队”。
        曾任”支那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证实：“从日军攻克南京的十二月十三日至翌年一月四日，在此期间，紧随先头部队进入南京的各报社特派记者、摄影记者及新闻片摄影师等，约有一百二十人……此外，大宅壮一、木村毅和西条八十等著名的文学家也来到南京。大宅以《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记者团团长的身分，带领该社三十余名特派记者和摄影记者，占据了南京市内的旧分社。像各部队都想先冲进南京城一样，在狭小的南京城内他们也在争抢特快消息：”
         其实，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单位先后组织、派遣到南京前线的记者、摄影师、作家、评论家的人数，远不止一百二十名。当时参与南京战事报导的日本主要新闻传媒单位，有日本的官方通讯社—同盟社，有日本当时的三大报纸，即《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读卖新闻》，以及《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多家报社；杂志社有《中央公论》、《文艺春秋》、《主妇之友》、《日本评论》、《改造》等。仅《东京朝日新闻》社派往南京战地的各种人员就有八十多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有七十多人。其中著名的记者有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记者新并正义、前田雄二、深澤幹藏；《东京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中村正吾、足立和雄、守山義雄：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浮岛、小悮行男；《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铃木二郎、五岛広作、金子義男及摄影师佐藤振寿；《东京日日新闻》原南京分社社长志村冬雄，《大阪每日新闻》京都分社记者光本等。而作为日本报社、杂志社的特派作家、诗人来到南京采访与报导的，有大宅壮一、木村毅、西条八十、杉山平助、石川达三、秦贤助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后，日本几位“久负盛名的作家”来到南京进行采访，其中有著名的军国主义女作家林芙美子。👇

她被当时的日本媒体称为日本陆军班的“头号功臣”。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佐藤振寿说：“林芙美子女士堪称万绿丛中一点红。林芙美子女士平易近人，身姿妖艳，让多日没见过日本女人的我们感觉她美得耀眼……”
        林芙美子女士由南京回国后，根据自己跟随军队的印象写了一篇名为《黄鹤》的文章，收录在单行本《冰河》中。”
        还有些所谓“军队作家”，其本身就是进犯南京的日军官兵，他们在拿枪杆子的同时，也拿起了笔杆子，参加到关于日军“南京战“的写作中来。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担任进攻南京的日军战车队队长的陆军少佐藤田实彦，他写了一本记述南京战事的中篇报告文学《战车战记》。
藤田実彦少佐。👇

       这些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导的日本记者、作家，因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灌输与教育，绝大多数人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具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与行为特徵，成为日本侵华与屠杀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与宣传鼓动者。
        侵华日军在华中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对这些日本记者、作家非常重视，在军务倥偬之中，多次亲自出马，接见他们，给予指导与训诫。

        如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松井石根邀请了十几名日本报社的记者来到军司令部，进行了第一次会见“……各个报社通讯员都能够很好的领会我的意思，他们在散会前都表示要以对付紧急事态的态度努力做好其通讯报导工作，并积极配合做好支援我军的工作。”
        在日本当局的诱导与鼓舞下，这些随军记者、作家充满了侵略战争狂热，争先恐后投入到采访与报导工作中去。日本大型杂志《文艺春秋》一九三八年一月号刊登的一篇新闻匿名月评《向南京进军!进军!》，得意地描述了日本记者、作家涌向南京前线采访的狂热场面：“向南京进军！向南京进军！战马勇猛，军靴铿锵。”

        新闻界也不甘落后。所有的记者的神经都伸向南京，一切策划和准备都为了南京。一旦报纸没登特派员报导。大报自不必说，连小报都遭到读者抱怨。每当联络船抵达上海，都能看到敢于敌前抢滩登陆者手持铅笔，背着相机，粮食和登山包的身影。他们或搭乘军用卡车，或乘坐舟船，或徒步六百八十里，行走在埋有地雷的江南田野上，全部向南京城杀来。报导南京的阵容为记者、摄影师、无线电技术员、汽车驾驶员等，合在一起大概有两百多人。这简直是新闻界的黄金时刻；这是报导战线的大发展……”

        这些记者们为尽快、尽多地采访与报导战地新闻，使尽浑身解数，并动用了各式现代化传输工具。他们动用了飞机、汽车、摩托艇甚至坦克。日本各新闻媒体为方便前线记者随时顺利使用无线电收发报，还纷纷将卡车、公共汽车改造成记者的移动工作车。记者们疯狂地奔跑于上海到南京的战线上。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佐藤振寿在其日记中，记述了他们的紧张工作情况：“记者们白天去司令部和联队本部采访，傍晚回来后便忙着赶写稿件，然后用无线电报发出稿……无线电技师在烛光下拚命地按著无线电发报机的键钮，或许是稿件太多，嘀嘀嗒嗒的声音到十二时还响着。”
         至于摄影记者在南京拍摄的战场照片，则先由联络员开着摩托车将照片从南京送到上海。日本各新闻传媒的总社派飞机到上海，“飞行员驾驶着洛克希德运输机，将胶卷送到福冈……这些照片将从福冈传至大阪、名古屋和东京。”
        这些随军记者、作家为了抢先报导出最新的日军进攻南京战绩，大搞新闻快速主义。

        这些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为了抢先获得最新的报导材料或拍摄到现场的照片，冒险跟随各师团走上前线，其中有一些人甚至直接参加战斗，充当杀人勇士，结果被打死，成了炮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东京朝日新闻》的摄影记者滨野嘉夫在南京雨花台前线采访时被击毙。他的同事藤本在当地“把滨野的遗体火化后，背著骨灰一道享受了南京入城的喜悦，真是一幕喜泪交加的战地风景。”
        最离奇死亡的记者，是在日军进攻南京光华门的激烈战斗中，被日军自己人刺死的《福冈日日新闻》记者比山岗雄。
        当时，侵占南京的日本陆海军联合举行所谓“慰灵式”，祭奠在攻占南京战役中那些阵亡的日军官兵，“战死的随军记者和摄影师们也包含在内。”由此可看出这些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导的记者、作家与评论家在日军进攻南京的战役中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作用。
          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记者
        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城里，开始几天还有滞留五位西方记者。而当这五位西方记者在1937年十二月十五、十六日先后离开南京后，南京城里，除了日本随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外，就没有一个中、外新闻传媒界人士了。

        因此，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的新闻记者、作家就成为世界新闻传媒界关于南京现状的唯一目击者。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十数万日军野兽般地冲进南京，对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血腥大屠杀的暴行。但在当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他们看到的暴行如实地加以记录与报导。直到战后，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当年的日本随军记者、作家仍然对他们亲眼目睹的南京大屠杀暴行闭口不言，甚至矢口否认；只有少数者才将他们当年亲见亲闻的真实历史向世界公布。
        例如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当时随军在南京采访。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在日军占领南京那天，最早随日军进了城。当时，刚攻入南京城的日军首先对在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雨花门、水西门一线内廓与城垣阵地上作战负伤、末及撤退而被俘的中国军队负伤官兵进行了集体屠杀。

        铃木二郎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城东的中山门残酷地屠杀中国被俘官兵的恐怖情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二十五米高的城墙上站著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著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嘶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著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在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1937年十二月十四日，日本陆军特约摄影记者河野公辉也进入南京。他看到”死尸到处堆积如山，其中很多是睁著眼睛还没有死的，日本兵正用刺刀挨著个捅。下关尤其厉害，简直成了一片血海。”

        《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守山义雄亲眼看到了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的场景。他后来向正在德国研究哲学的留学生筱原正瑛作了如下叙述：“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和用机枪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血流成河，长靴几乎浸没在血水之中……”
        应该指出，亲眼目睹了十数万日军对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记者，绝不止上述这几个人。而上述几个记者所见到的日军暴行，也只是大屠杀暴行的冰山一角。他们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被允许看到了部分日军暴行。
        这在他们的记述里已有明确的说明。日军在南京历时长达四十多天的烧杀淫掠的暴行，是不可能让几个随军记者完全了解的。但仅就这几个记者的所见所闻所记，已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与骇人听闻了。
三、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与辩护士
        面对著日军在南京长达四十多天的血腥大屠杀，日本各新闻传媒的数百名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有不同的态度与不同的反映。
        如前所述，这些记者、作家因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灌输与教育，大多数人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当日军发动对南京的疯狂进攻时，他们抢先报导日军的武功与胜利捷报；而当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血腥的大屠杀时，他们则自觉地充当了魔鬼的辩护士与粉饰工，他们对亲见的暴行，或认为是征服者应享有的“成果”，理所当然认为是战争中必然要出现的事情，在所难免。
        1937年12月20日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Magee）将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暴行告诉《朝日新闻》的一位日本记者。那位记者竟回答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马吉就此事感叹道：“如何去评说日本人的性格呢！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这些话时是如此的自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给我留下更强烈的印象。”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在战后回忆与忏悔他当时在南京期间的心态时说：“……南京大屠杀后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震惊。当时处于硝烟、尸体和血河中的我，由于一时的“责任感”，对战争这种行为的错觉，以及对国际战争法的无知，尽管是件耻辱的事，却仍没有感觉到。目睹南京大屠杀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间随军的一个月期间，也屡屡目睹过屠杀。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与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便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理，就会闪出嗜虐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