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红总”发起了旨在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倒许”风潮。该风潮是南京军管后权力重组引发的矛盾、军队内部派系斗争及全国性“揪军内一小撮”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此一风潮最终在中央高层干预下得以平息，成为当时全国“揪军内一小撮”浪潮的典型缩影。
一、“一·二六夺权”引发的政治危机及江苏实施军管
1967年1月，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南京地区造反派纷纷效仿夺权。1月26日，南京造反派组织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省革筹”）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夺取江苏省委、省人委及南京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史称“一·二六夺权”。此次夺权并非各派联合一致的行动，而是由“红总”及其盟友“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工总）、“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反会）等单方面主导的抢印夺权，排斥了同属造反派阵营的“八·二七”“东方红”“华水革联”等组织。
“红总”违背联合原则，在未实现“大联合”的情况下单方面夺权并排斥盟友，直接破坏了造反派的团结。夺权后，“红总”不仅独揽大权、包办一切，还要求其他组织“以我为主”进行整编，甚至单方面抛出对原省委领导干部的审查结论，剥夺了盟友的发言权。这种“唯我独左、吃独食”的失衡权力分配，引发了“八·二七”等被排斥组织的强烈不满。由此，南京造反派分裂为支持夺权的“好派”（以“红总”为首，宣称“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和反对夺权的“屁派”（以“八·二七”为首，斥责“好个屁，是假夺权真独吞”）。双方在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及对待军方态度等问题上迅速演变为尖锐对立，彻底打破了此前反对“保守派”时形成的松散联盟。
“一·二六夺权”引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不满，中央迟迟未予表态支持。其根本原因在于，此次夺权违背了中央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中央认为，夺权必须建立在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军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基础上，而非一派独占。此外，“红总”夺权后未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亦触犯了组织原则。为施压“红总”承认错误并接纳对立派别，中央对夺权后成立的“省革筹”迟迟不予批准，使其始终缺乏合法地位。同时，中央在京接见江苏代表时，特意将被排斥的“八·二七”等组织与“红总”置于同等对话地位。中央这种“不承认”与“抬二线”的策略，客观上打破了“红总”独占法统的幻想，助长了“八·二七”等组织的对抗底气，导致南京造反派不仅未能实现联合，反而陷入长期且激烈的派性斗争与武斗。
1967年3月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江苏两派代表，正式宣布对江苏实行军事管制。在接见中，周恩来明确了军管会的职责范围与“抓革命、促生产”的双重要求，严厉批评了两派的派性武斗，并强烈敦促双方实现大联合，以此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铺路。3月12日，以杜平为主任的江苏省军管会正式成立，全面接管江苏政务。这一举措实际上否定了“红总”单方面主导的“一·二六夺权”。军管之后，中央与军管会试图促成“红总”与“八·二七”的对立派别走向联合，但原有的利益冲突非但未能平息，反而因军方的介入更趋复杂，最终在“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下演变为激烈的“倒许”风潮。
二、江苏军管后出现“倒许”的直接原因
江苏军管标志着“一·二六夺权”引发的政治危机暂时平息，但原有矛盾并没有彻底平息，“红总”与南京军区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最终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催化下爆发了“倒许”风潮。
“红总”对南京军区的不满。江苏实施军管后，南京军区与省军管会接管了全省党政财文大权。“红总”及其支持者认为，军管实质上是压制革命造反派，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表现，因而不断质疑军管会的合法性，对其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态度。而省军管会则倾向于支持拥护军管的“八·二七”派，并于3月取缔了多个属于“红总”体系的组织（史称“三月镇反”），逮捕了数百名“红总”头目。“红总”据此认定军方在“支一派打一派”，矛盾被严重激化。结果，地方的群众性武斗不仅未能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不断升级，连原本处于超然地位的南京军区也深深卷入地方派性斗争，难以自拔。
南京军区内部的分歧。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等人，因与“红总”关系相对密切，对周恩来否定“一·二六夺权”心存不满。“红总”则顺势打出“拥戴杜方平”的旗号，将其推至与“八·二七”及军管会主流对抗的前台，明确提出“打倒许世友”与“拥戴杜方平”的口号。与此同时，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早在此前就参与罗织罪名打倒了南空司令员聂凤智，为全面夺取南空及南京军区控制权，江腾蛟串联副政委王绍渊、政治部主任高浩平等人，在幕后积极煽动“倒许”。他们翻出历史旧账，指责许世友“在延安时就反对过毛主席”，公然表态支持“红总”，扬言“打不倒许世友就打不倒聂凤智”，企图通过打倒许世友来清除异己，成为推动“倒许”的重要幕后力量。
武汉事件的影响。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全国上下对武汉军区一片讨伐。在此声浪中，中央文革小组未能认真讨论和贯彻毛泽东关于“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的指示。相反，陈伯达、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在为八一建军节撰写的《红旗》杂志社论中，公然号召全国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开始从“党内一小撮”转向“军内一小撮”。在此背景下，南京“红总”察觉到了反对南京军区和许世友的良机，借势将矛头直指许世友，诬称其在南京搞兵变，从而将“倒许”风潮推向高潮。
三、南京“倒许风潮”的过程
1967年8月1日，“红总”在南京街头贴出《告全省人民书》，诬指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阴谋在南京搞兵变。8月3日，在“红总”煽动下，众多造反派组织共同向三牌楼南京军区机关发起冲击，占领了军区政治部大楼，威逼军区政委、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杜平交出许世友。8月15日，“红总”在鼓楼广场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会上高呼“打倒许世友”口号。同日，许世友与杜平的住所遭军内造反派查抄，将军服被肆意破坏，陈年老酒被悉数搬走。8月28日，“揪许火线指挥部”成立，叫嚣“不打倒许世友决不收兵！”“倒许”风潮至此达到顶点。
面对造反派多次冲击军区机关及查抄住所的险恶局势，许世友为避风头，以“检查战备”为名率部分部队退入大别山金寨县，并在山区要道设防，明令“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临行前，他向留守南京军区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及副政委鲍先志下达死命令：“只要他们敢损坏军区机关，就把人抓起来，开枪也没问题！”然而，王、林、鲍三人拒绝执行开枪令。为避免事态恶化，他们接见了造反派代表进行斡旋安抚，最终在同意军内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意见书（即《四条协议》）上签了字。这一妥协之举，后被许世友视为严重的“妥协”与“乱军”行为。
粟裕爱将王必成南京的紧张局势震动了中央高层。8月11日和12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先后紧急召见首都红代会代表和“红总”方面驻北京的代表，指出：“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了赵永夫，内蒙出了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像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他对“红总”做出了三点指示：（1）要吸取一·二六的教训。（2）对待南京“八·二七”不能像武汉对待“百匪”那样，捉“八·二七”是不对的，今后不要再捉了。（3）打、砸、抢、抓、抄的歪风要刹住，否则要走向反面。
毛泽东也十分关注南京的“倒许”风潮。8月中旬，得知许世友避居大别山后，毛泽东南巡至上海，立即询问：“世友呢？把许世友找来。”他派张春桥专程前往大别山传达“口信”，随后在上海接见了许世友。许世友跪地倾诉：“主席啊，我个人的生死无所谓，可外边乱得不行，打了那么多的老帅，连我许世友也不放过，您要想办法啊！”毛泽东明确向他交底：许世友打不倒，南京军区党委打不倒，南京军区打不倒。然而，这一“最高指示”并未立刻产生平息事态的效果，因为该指示未向社会公开，而“红总”仗着《红旗》杂志社论的极左声势依然有恃无恐。同时，许世友心中有底后，亦未急于露面，显然是想借此机会，观察和考验军区各级干部在“倒许”风潮中的立场与态度。
为防武汉事件重演，1967年8月10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文件上，亲手勾掉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8月底，周恩来通过电话严令“红总”头头：立即撤除“打许联络站”，不得冲击军区和省军管会！他斩钉截铁地说：“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同志是要保护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如果有人要揪许世友，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9月初，周恩来、康生和江青亦在不同场合宣告：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中央的高压干预下，“红总”被迫放弃了原定9月2日召开的“十万人批斗许世友大会”。
9月4日，“红总”与“八·二七”签署了《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至此，“红总”发动的“倒许风潮”及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暂时中止，但派性对立依然存在，为后续整合埋下伏笔。
四、“倒许风潮”后对“倒许”当事人的处理
推动“大联合”与权力重构（1967年底—1968年）。风潮平息后，许世友及其领导的军管会，核心任务是按照中央要求实现两派的“大联合”，并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从而将权力从群众组织手中收归以军队为主导的体制内。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督促和军管会的主持下，南京两派经过艰难谈判，最终在1968年3月实现了“大联合”。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许世友出任主任。这标志着江苏的权力中心从群众组织（“红总”）和军管会，转移到了以许世友为首、包含部分地方干部和两派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权力机构。
清理整合与秩序重建（1968年后）。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后，许世友通过“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对曾反对他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大规模清算。其中，一度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好派”（以“红总”为首）成为重点清查对象，省革委会将“反对许世友”等同于“反军”，进而将“反军”等同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导致清查运动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清算并未止步于对立派别，曾经支持过许世友的“八·二七”也未能幸免，其骨干同样遭到整肃，以至于江苏民间有“两派头头被许世友一网打尽”的说法。至此，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红总”与“八·二七”被彻底解散。仅在清查“五一六”分子一项运动中，江苏省就有超过13万人被错误打成“五一六”分子，并造成2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江腾蛟南京军区内部的整肃。在对群众组织清算的同时，许世友对同情、支持“红总”以及拒绝执行其命令的军区干部也进行了严厉清理。江苏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被调离关键岗位并接受组织审查，后蒙受十年牢狱之灾（1979年后平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及副政委鲍先志，因在“倒许”风潮中拒绝执行开枪命令并在《四条协议》上签字，被许世友斥为“软骨头”“投降主义”，后更被上纲上线为“内外勾结，乱军夺权”。尽管毛泽东亲自出面劝解，许世友却长时间无法释怀，心结延续十余年。为化解僵局，中央不得不将王、林、鲍分别调往昆明、武汉和济南军区，毛泽东因此对许世友感叹：“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此外，“倒许”风潮的军内核心推手——南京军区空军的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被中央定性为“反党乱军夺权”，首要分子迅速被隔离审查。
南京“倒许”风潮是全国“揪军内一小撮”浪潮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它标志着中央在军队稳定与群众运动狂热之间做出了明确取舍，也预示着文革初期那种无序的、群众自发式的政治冲击开始受到遏制，权力逐步向以军队为支柱的体制内回拢。随着江苏省革委会的成立，军队权威借由“三结合”政权形式全面嵌入地方治理，使江苏成为从“军管”体制向“军地合一”政权结构过渡的典型样本。然而，这种以军事强力压制群众运动、以派性标签清算政治异己的整合路径，虽实现了一时之稳，却为后续十年间江苏政局的反复动荡埋下了深重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