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冬,在南京前线歌舞团,这个新兵蛋子当了一回“国民党”的兵
一九八一年冬，我当了一回“国民党兵”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的南京，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季节已经进入了寒冬。那时我入伍刚满一个多月，正在南京麒麟门灵山七团新兵一中队进行集训。每天不是队列就是跑步，日子过得新奇而又紧张那天傍晚，中队长在晚上收操的点评时突然撂下一句话，像一颗石子砸进了平静的湖面。中队长大声宣布：“接到新兵大队部的通知，明天全新兵大队停止队列训练一天，协助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卫岗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拍摄电影《佩剑将军》的一场戏。”顿时队列里炸开了锅。新兵们叽叽喳喳，抑制不住地兴奋。我更是心口怦怦直跳——打小就爱看电影战斗故事片，如今竟要亲自“演”上一回，那感觉既像做梦，又像摸到了银幕背后当演员那道神秘的大门。中队长威严的目光一扫，全场瞬间鸦雀无声。他接着宣布：明天早晨四点起床，五点整准时登车，目的地——南京卫岗55号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大院那一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枪炮声、旗帜、将军的佩剑……想着想着，才迷迷糊糊坠入梦乡。凌晨四点，哨声像刀一样划破夜空。班长们扯着嗓子催着起床。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穿衣出门，去上厕所。冬天的营区早上还是黑呼呼的，上厕所回来的时候竟然走错了房间，因为原来营房里的样式是一模一样，同样的砖瓦房，同样的铺位方向，我迷迷糊糊，竟走错了门。我走到一个亮着灯的房间，瞅见对面的上铺，还以为是自己的床。赶紧脱了鞋就往上铺爬。刚爬了一半，小腿突然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死死攥住。我扭头一看，一个老兵正瞪着我问：“新兵蛋子，你往哪儿爬？”我结结巴巴：“我……我上去整被子呀！”老兵冷冷一哼：“看看上面是不是你的被子？”我抬眼一看，一床洗得发白的旧被子整齐的摆在床尾。我顿时魂飞魄散，从上铺跳了下来，夺门而逃。身后，老兵们的哄笑像潮水般涌来，羞得我耳朵根都红了。回到自己宿舍，班长正在发服装道具。我们演的是国民党士兵——每人一套灰黄色的粗布军装，一条长长的绑腿带，一顶沉甸甸的钢盔，枪是中队临时发的56式半自动步枪。我身高一米八，发下的裤子却短了一大截，只能把绑带胡乱绑在绒裤外面，勉强遮住脚踝。深秋的戏，不准穿棉袄，大冬天的，那身薄布片裹在身上，像裹了一层冰。五点钟，军车准时出发。黎明在车窗外一点点亮起来，军车朝着卫岗方向驶去。抵达前线歌舞团大院时，天已经大亮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正忙得热火朝天——有人背着喷雾器，把四周冬青树的绿叶一片片喷成枯黄的颜色。我恍然大悟，原来，电影里的秋天和冬天，是这么营造出来的。三个新兵中队在广场上列队，站成三个方队。上午八点多，一位导演拎着大喇叭站上讲台，大声向台下黑压压的新兵们交代着拍摄过程的动作要求。我们要配合剧情做各种队形变化和动作，这场戏，是《佩剑将军》里的重头戏——两名国民党军官酒后强奸了一名女大学生，将军让女孩在队列中指认其中的两名军官凶犯，并当场用“中正剑”处决犯罪军官的一场戏。正式开拍时，在戏台后方，由两名“士兵”领着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女孩，正缓步向前走来，她穿着灰色的衣服，双眼布满了惊恐的目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走在一排军官队列前，泪流满面，用一双含泪的眼睛，正在队列中辨认曾抢奸她的国民党两名军官。她仔细地在队伍中一个个的辨认着，当走到两名由于害怕而扭过头去的军官面前时，她突然大喊一声：“畜生，就是他”将军指着并命令这两人出列，这时有四名士兵立刻冲到队列前，将那两个人分别架出队列。将军抽出腰间那柄“中正剑”，掷在地上，大声命令：“违反军纪，就地正法”。这时，我们新兵一中队的中队长——他扮演的正是行刑的军官，只见我们新兵中队长从地上捡起那柄剑，挥臂斩落，动作干净利落。那名“军官”应声倒地，为了这场戏，我们配合着变换着各种队形，一遍又一遍，重复了四五遍才算成功。扮演女大学生的女演员这时已经被冻得嘴唇发紫，后台的工作人员马上用军大衣一把裹住她，扶她走下了舞台。这场戏，才算过了。中午，每人发了两个面包，作为中午的中饭，因为下午还有戏拍摄。我们就席地而坐在广场草地上啃着冷面包。演员们去歌舞团食堂吃饭去了，我们只能在冷风里缩着肩膀坐在空荡荡的广场上。我入伍才一个多月，还没逛过卫岗的街道呢。趁午休，我和四个新兵偷偷向班长请假“上厕所”，上完厕所我们便从大院的侧门溜了出去。我们四个新兵穿着灰黄色的国民党戏服，肩背着枪，站在离歌舞团大门不远的一家早点铺门口，好奇地看着街上穿梭的行人。这时，路人也都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有的惊讶，有的在指指点点。我们四个竟然挺起胸膛，竟生出几分得意的神情。正当沉浸在那种“被注视”的兴奋里时，身后突然炸雷式的一声呵斥：“你们几个新兵都给我站在那里，不许动！”原来，有老百姓看见四个“国民党兵”背着枪在街头晃荡，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情，马上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了警。公安人员立刻找到部队的干部，部队领导又派人上街，当场把我们四个“活捉”回大院，拽到角落里交给我们的班长。班长脸都青了，狠狠训了一顿，丢下一句话：“回去晚上写检查，明天中队大会上作检讨。”我们垂着头，也不敢吭声。下午四点多，拍完所需剧本的戏，全天的拍摄总算结束了。中队长宣布：电影制片厂给了我们辛苦补助费，今晚全体新兵们加餐——红烧肉！我们又是一阵兴奋，新兵连至今还没有吃过一顿红烧肉呢。广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集合哨声此起彼伏，在一阵整齐的“一二一”的口令声中，每个中队按照顺序登上了军车，在暮色中驶回了营房。那一天，我们穿了国民党的衣服，肩上扛着枪，在寒风里冻了十几个小时，挨了骂，还要写检查，却也吃了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红烧肉。四十五年过去了，那柄“中正剑”落地的声响、女演员颤抖的哭腔、老兵攥住我小腿的力道，还有那床洗得发白的旧被子——全都没褪色。它们嵌在记忆里，比任何胶片都牢固。那年我十九岁，第一次拍电影，演的是国民党士兵，可心里装的，全是属于新兵的光荣与骄傲。战友们，你们在部队时有哪些有趣的故事，请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