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遗韵

战国时，今天的南京地域属于楚国，虽然已有城池，但只是一个县级规模的小城，叫“金陵邑”，并未成为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政治中心。相传楚威王在此埋金以镇王气，故名“金陵”。虽是埋金，但以“陵”命名，终归有几分阴森之气。

公元前221年，赢政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他推行郡县制，在全国设三十六郡，南京那时属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秦始皇东巡途经金陵时，他身边的方士看出此地“虎踞龙盘”，有王者之气，五百年后必出天子。秦始皇大为恐慌，为了保住自家江山万世一系，他下令凿方山、断长陇，以泄王气。这条被开凿的河流，就是后来南京的母亲河——秦淮河。南京的不寻常之处，此时初显。除了“断脉”这项措施，秦始皇还改“金陵”为“秣陵”。

汉代南京仍叫秣陵，秣陵的意思是“饲草之乡”，行政级别一看就不高。

公元211年，距赤壁之战胜利已过三年，孙权将政治中心从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江迁到秣陵。次年他在金陵邑故址上修建了石头城，作为军事要塞，并改“秣陵”为“建业”，取“建立帝王之大业”的意思。这个名字充满了开创基业的雄心。可以说，东吴政权真正开启了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奠定了其“六朝古都”的第一块基石。

孙权为什么要选择建业作为都城呢？理由有三：一是地理位置优越，建业北有长江天堑，四周有钟山、石头山等山峦环绕，易守难攻，是天然的军事堡垒；二是“王气”之说，传说诸葛亮出使东吴时，曾观此地形，赞叹“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这种“虎踞龙蟠”的说法，为定都提供了舆论和心理上的支持；三是经济与交通，建业位于长江下游，水路交通便利，利于控制整个江东地区，并能通过漕运保障物资供应，同时避开长江主航道，可以规避曹操水军的直接威胁；再一个就是孙权想让建业成为进取中原的基地，以此为根据地可以西图荆州、北抗曹魏，这符合孙权长远的战略规划。

需要附带讲一句的是，东吴的建业城，并非在旧秣陵县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是在今南京市中心偏北一带新建的都城。太初宫位于都城的中心，是皇帝理政和居住的地方，后来孙皓又修建了更为豪华的昭明宫。都城周长约20里，主要供皇族、官吏和军队居住。城墙多为竹篱制成，后期才改为土墙，规模远小于后来的明南京城。市场与居民区则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两岸，尤其是长干里一带，是当时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孙权还开凿了运渎和青溪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将宫城与秦淮河、玄武湖连通，方便运输粮草物资，也构成了城市的水系网络。石头城是建业西面的军事制高点，紧邻长江，作为水军基地和防御要塞。因其利用天然石壁修筑，故称“石头城”，后来成为了南京的一个别称，不知道曹雪芹的《石头记》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的是，这时的建业已是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特别是丝织业和造船业非常发达。海上贸易也开始萌芽，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原士族南渡，与本地文化融合，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第一次大发展。佛教也开始在江南传播，据说孙权为西域高僧康僧会修建了江南最早的寺庙之一——建初寺。

280年，西晋大将王濬率领水师从益州顺流而下，攻克石头城，吴主孙皓出降，东吴灭亡。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描述的就是这个事情。

东吴之后，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相继在此建都，不过这时已改名叫“建康”，史称“六朝时期”，东吴是“六朝”之首。

如果说东吴是南京作为都城历史的开创者，那么东晋就是其地位真正的巩固者和升华者。

东晋时的南京已经改名叫建康了，改名的原因是避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的名讳。“建康”这个名字，从东晋开始，一直被后来的南朝宋、齐、梁、陈沿用，贯穿了整个“六朝”时期的后五朝。它不仅是王朝的首都，更承载了特殊的时代使命，成为了华夏正统文化的避难所和复兴基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

西晋末311年，永嘉之乱爆发，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攻陷都城洛阳，中原陷入空前战乱，史称“五胡乱华”。

这时，大量的北方士族、平民、知识分子如潮水般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这里说的“衣冠”，代指中原文明。这当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人口迁徙，更是一次中华文明重心南移的重大事件。我原来写过一篇叫《永嘉村落》的小文章，里面曾提到过在温州永嘉那片原本蛮荒、偏远的山区建立村落文明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民众的先祖来此避难，这些先人“南渡”的背景，正是“五胡乱华”。

317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南迁的北方士族如王导等人的支持下，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史称东晋。从此，建康被视为华夏正统文化的延续地。

在东吴建业城的基础上，东晋的建康城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和完善。城市格局上，基本沿用了东吴的宫城和都城轮廓，但进行了加固和扩建，城墙由竹篱笆逐步改为夯土墙，更加坚固；城市规划采用严格的“里坊制”，将居民区、市场与官署区严格分开，管理有序；作为南迁人口的主要目的地，建康人口迅速膨胀，到东晋中后期，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都市；确立为政治中心后，有北方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的加持，建康的织锦、造纸、造船等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秦淮河两岸商贾云集，舟船往来，成为整个南方经济的枢纽。

值得一提的是，东晋时期的建康，是其作为文化之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站上了文化的高峰，代表着“六朝文化”的鼎盛。以王导、谢安家族为首的北方士族，将中原的玄学清谈之风带到建康。他们在乌衣巷也就是王谢大族的聚居地的宅邸中，饮酒、赋诗、畅谈老庄，形成了独特的“名士风流”。后来刘禹锡的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在感叹这里的兴衰。书法上出现了“书圣”王羲之，他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绘画上出现了画圣顾恺之，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文学上山水诗开始萌芽，为后来谢灵运等人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东晋皇室和士族极度崇佛，建康因此成为了南方的佛教中心，揭开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序幕，修建了瓦官寺等众多宏伟寺庙。道安、慧远等高僧在此云集，翻译佛经，传播教义。

“王与马，共天下”描述的即是东晋初年，王导、王敦等琅琊王氏与皇室司马氏共同执政的政治格局。以谢安为首的东晋军队在淝水以少胜多，击败前秦苻坚百万大军的“淝水之战”我们打小就记得十分清楚。

如果要把这段叙述概括一下，我们只需记住，在北方战乱不断、文明遭到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建康保存并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正统，可谓华夏文化的“避风港”。

南朝宋、齐、梁、陈时期的南京，是其作为“六朝古都”的延续、巅峰与终结。这四个朝代虽然更迭频繁，但共同将建康城的经济、文化尤其是佛教艺术推向了空前的高度，并最终随着王朝的覆灭而遭遇了严重破坏。

刘裕建立的刘宋、萧道成建立的南齐、萧衍建立的萧梁、陈霸先建立的南陈，寿命都很短，最短的南齐23年，最长的刘宋也才59年，期间政治动荡，皇族内斗残酷。但建康作为首都，其繁华与文化却在这种动荡中持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反差，具体表现是在梁武帝时期，建康在当时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100万的城市，发展达到了六朝的顶峰。

历史跟秦始皇开了一个玩笑，他本想通过改名“秣陵”来压制这里的“王气”，但仅仅四百多年后，孙权就在这片被他贬低为“饲草之地”的土地上，建立了东吴的都城“建业”，真正“建立了帝王大业”。从此，相继被称为建业和建康的南京，作为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延续了300多年的“六朝”辉煌。

接下来需要解密一下的是，佛教文化鼎盛时期“南朝四百八十寺”文化标签的真相。梁武帝萧衍是一位极度虔诚的佛教徒，他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也就是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出家，再由朝廷用巨款将其“赎回”。这极大地消耗了国力，但也将佛教推向了国教的地位。据史书记载，梁朝时建康的佛寺数量超过500座，僧尼达十余万人。著名的寺庙除了同泰寺，还有栖霞寺、瓦官寺等。由此可见，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并没有夸张。大量的寺庙建筑、佛像雕塑、壁画和佛教经文翻译，使建康成为与北朝洛阳并立的佛教文化中心。

讲到这里，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南朝宋、齐、梁、陈建立以及与北朝并立的历史原因。

源头当然是西晋的短暂统一与迅速崩溃。280年，西晋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短暂统一，但是以晋武帝司马炎为首的统治集团迅速腐化，奢靡成风。晋武帝死后，为争夺中央权力，司马氏宗室诸王之间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这场内战极大地消耗了西晋的国力，导致军队精锐丧尽，中央权威荡然无存。自东汉以来，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内迁，西晋统治者对他们实行压迫和剥削政策。在“八王之乱”的混乱中，这些民族的贵族势力趁机起兵。311年，匈奴建立的汉赵政权军队攻陷西晋都城洛阳，俘虏晋怀帝，屠杀王公士民数万人，中原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与浩劫，这就是前面说的“永嘉之乱”。之后就是“衣冠南渡”，不赘述。317年，西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等北方士族的拥戴下，在建康重建晋室，史称东晋。至此，南北对峙的格局初步形成。

南朝建立的直接原因是东晋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东晋政权是一个由“司马氏皇权”与“南渡北方士族门阀”及“江南本地士族”构成的联合政权，其内部矛盾最终导致了它的覆灭。东晋一代，皇权始终相对弱小，皇权与门阀的博弈一直存在，军政大权长期被王、谢、庾、桓等几家北方大士族轮流把持。到了东晋后期，顶级门阀在长期内斗中势力衰退，而寒门庶族出身的将领开始掌握军权，登上政治舞台。底层开始动荡，军阀开始壮大，东晋末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孙恩、卢循起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出身寒门的北府军将领刘裕凭借军功迅速崛起，掌握了东晋的实权。420年，刘裕在扫清所有内外对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逼迫晋恭帝禅让，登基为帝，建立刘宋。这标志着门阀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南朝“寒人掌机要”时代的开启。此后，南朝的政权更迭都沿袭了类似的“禅让”模式，掌权的大将通常是禁军领袖，通过建立军功、掌握中枢权力，然后逼迫前朝皇帝让位。

而与南朝并立的“北朝”，其演变同样激烈。在北方，从“永嘉之乱”后到439年，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族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混战不休。439年，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至此，真正的、稳定的“南北朝对峙”正式确立。当然，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是长江天堑。

就像我在《大同辉煌》一文中提到过的，北魏孝文帝推行了彻底的汉化改革，比如迁都洛阳、改汉姓、说汉话、与汉人士族通婚，从而加速了北方民族的融合，也为北朝积累了强大的国力。

至于北魏后期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主要由六镇鲜卑和汉族豪强支持的北齐和依托关陇军事集团、融合胡汉的北周所取代，然后北周灭北齐，再次统一北方，其政权随后被隋朝所继承，结束了长达近300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那是后话。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南朝的文化成就作个简单交待。

刘宋时期，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改变了玄言诗一统天下的局面。

南齐时期，“永明体”诗歌诞生，由沈约、谢朓等人创立，强调声律和对仗，为唐代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竟陵八友”文学集团非常活跃。

萧梁时期，文学达到鼎盛，昭明太子萧统编选了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影响深远。文学理论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也成书于此时。

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门阀虽然政治权力逐渐被寒门子弟侵蚀，但在文化上依然保持着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的生活品味和艺术创作定义了那个时代的风雅。

可是，极度的繁华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侯景之乱是建康城历史上第一次毁灭性打击。叛将侯景围攻并攻陷建康，在城内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烧杀抢掠。梁武帝被饿死，大量王公贵族、平民百姓遇难，繁华的都城变成一片废墟，人口锐减。此乱是南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589年，隋文帝杨坚派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率军攻破建康，俘虏陈后主陈叔宝，南陈灭亡，中国重归统一。

为了防止南方再出现割据政权，隋文帝下令将建康的城邑、宫室全部拆毁，犁为平地，供农民耕种，这就是著名的“平荡耕垦”政策。

曾是世界级大都的建康，瞬间化为一片农田和废墟。秦淮河畔的乌衣巷、王谢故居，也彻底沦为寻常巷陌。

从此，南京的“六朝古都”时代落下帷幕，直到近千年后的明朝，它才再次成为统一王朝的帝国都城。

唐代南京地区的行政名称变来变去，先后有蒋州、扬州、昇州、江宁郡、归化、白下的称谓，这反映了中央政权对这里的极度不重视和随意。

此时南京的地位从六朝的政治中心，彻底转变为一座文化上的“怀古之城”和区域性的行政州府。诗人们来到这片土地，看到的是六朝繁华逝去后的荒草残阳，心中涌起的是对历史兴衰、人生无常的深沉感慨。他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共同塑造了南京的“怀古”气质。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抒发了对六朝繁华已逝的慨叹；《金陵歌送别范宣》“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同样充满了今昔对比的苍凉感。

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极其精炼的笔触，写尽了世事变幻和豪门贵族的没落；《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描绘了石头城的荒凉，被誉为“金陵怀古之绝唱”；《台城》“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讽刺了南朝统治者因奢侈荒淫而亡国的历史。

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借陈后主《玉树后庭花》的典故，讽喻晚唐社会的醉生梦死，忧心国运之思跃然纸上。

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以柳树的无情反衬出历史的无情和人的伤感。

唐朝中后期产生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农民大起义三个无法解决的顽疾。

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朱温、李克用等一批新军阀借机崛起，势力大增。起义打破了旧格局，为这些新军阀的登场扫清了障碍。原来身为黄巢部下的朱温正是通过投降唐朝又反过来镇压起义而起家，最终篡唐自立，建立后梁，此举标志着唐朝的正式灭亡和五代十国时代的正式开始。如果你从史书上看到建立后梁的是朱晃，你别和我争论，因为朱温登基后改名叫朱晃，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朱温的政权，其班底、军队、统治模式，完全继承自他的宣武镇，这充分证明了五代就是藩镇割据的升级版。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藩镇割据形势的加剧，国家走向彻底的分裂，从“一国多镇”变为“多国并立”。

节度使掌兵使军人地位上升，极端的武人政治导致兵变频繁，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唐天祐四年即907年，梁王朱晃也就是前面说的朱温接受唐哀帝“禅让”，建立后梁，定都开封府，占有中国北方大部地区，五代十国开始。此后相继出现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四个朝代。这五个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被合称为“五代”。后周显德七年即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接受周恭帝禅让，建立北宋，五代结束。在唐末、五代及宋初，中原地区之外存在过杨吴、桀燕等许多割据政权，其中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一语，可谓道破本质，五代十国的局面因此形成。

在经历了隋唐两代的压制后，五代十国时期的南京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再次成为割据王朝的都城，并绽放出璀璨的文化光辉，这个割据王朝就是南唐。

唐朝末年军阀混战，淮南地区被杨行密建立的杨吴政权控制。杨吴权臣徐温派其养子徐知诰镇守昇州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徐知诰非常有远见，他于914年开始大规模营建昇州城，将其作为自己势力的根据地。他广纳人才，发展经济，使南京重新成为一座雄藩大镇。921年，徐知诰将昇州改为金陵府。937年，他正式取代杨吴皇帝，自立为帝，建国号为大齐，定都金陵。不久后，他恢复本姓李，改名为李昪，并改国号为“唐” ，史称南唐。

至此，南京在沉寂了300多年后，重新成为一国之都。

南唐对金陵城的建设，奠定了后来南京城的基本框架。南唐的金陵城，周长达到25里44步，规模远超过唐代的昇州城。其范围大致东至今大中桥、西至石头城、南至中华门、北至北门桥珠江路一带。徐知诰在城池中部修建了宏伟的宫城，作为理政和居住的宫殿。城市规划上将秦淮河最繁华的河段如夫子庙一带包入了城内，使得商业区和居民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今天南京城著名的“中华路”，就是当年南唐都城的中轴线——御街。宫城、都城、罗城三重城的格局，使得南京的防御体系更加完善。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在北方战乱频仍、五代更迭疾速的时代，偏安江南的南唐却保持了近40年的相对和平与繁荣，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与文化的最高峰。

经济上的繁荣我们就不去考究了，但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宰相冯延巳在词坛上的成就，我们印象一定很深，尤其是李煜，其亡国后的词作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字字血泪，堪称千古绝唱。绘画艺术上南唐建立了翰林图画院，汇聚了当时最顶尖的画家，其中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不朽名作，生动记录了南唐大臣的奢华生活；董源、巨然开创的江南山水画派，对后世中国画产生了深远影响。书法方面，后主李煜本人就是一位大书法家，其“金错刀”体独具一格。

李煜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却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面对北方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地区的北宋，他无力回天。975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大将曹彬攻破金陵城。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

南唐是南京在“六朝古都”之后，作为“一代之都”的华丽篇章，虽短暂，却无比绚烂。

与南唐的都城时代相比，宋代南京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底蕴，它依然是东南地区至关重要的重镇。

北宋灭南唐后延续了隋朝的策略，将南唐的宫城、苑囿等象征皇权的建筑大量拆毁，以防止此地再出割据政权，南唐的繁华宫阙逐渐沦为废墟。

北宋初期，南京称为昇州。1018年，宋真宗赵恒因其皇子赵祯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曾被封为昇王，于是将昇州升格为江宁府，并封赵祯为江宁府尹。虽然提升的是南京的行政级别，但政治意图在于“沾沾王气”，而非真正重视。

尽管政治上受压制，但南京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南唐打下的基础，在经济和文化上一路继续发展。

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晚年两度在江宁府居住、任职，并最终定居于此。他在钟山即现在的紫金山脚下修建了“半山园”，在这里读书、著述，结交文人雅士，写出了大量精湛的诗词。他写的那首《桂枝香·金陵怀古》词，至今萦绕在我们耳畔：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首词境界开阔，写景壮丽，怀古深沉。上阕描绘金陵壮美秋色，下阕追忆六朝兴亡，并化用杜牧诗句，发出对历史的浩叹，被誉为金陵怀古词的“绝唱”。

王安石去世后也葬于钟山。他的存在，使南京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磁场，“半山园”也成为北宋时期南京最著名的文化符号。

“靖康之耻”后，宋室南渡，建立了南宋，这一剧变使南京从东南重镇一跃成为国家的战略屏障和军事前沿。

南宋初年，因宋高宗赵构曾在此任“建康军”节度使，故将江宁府改名为建康府。这个名字带有“建立健康之国”的寓意，反映了他恢复中原的愿望。由于建康府虎踞龙蟠的地理优势和靠近前线的位置，被定为行都，具有留都的地位。虽然南宋最终定都临安也即今天的杭州，但建康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仅次于临安，是南宋“长江防御体系”的核心枢纽。

民族英雄岳飞曾多次率军在建康府一带与金兵激战，并曾在此镇守。著名的牛首山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岳家军大破金兵，收复了建康。

作为抗金前线，南宋建康的文化充满了悲壮、恢复的爱国情怀。爱国词人辛弃疾曾多次登临建康的赏心亭，写下了《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样的千古名篇，其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报国无门的悲愤。陆游也曾到此，留下了对国事和历史的深沉咏叹，其中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诗是《登赏心亭》：

蜀栈秦关岁月遒，今年乘兴却东游。

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

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

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涕已流。

这一时期留下的明道书院，反映了书院教育的发达。此时佛教文化依然兴盛，如今大报恩寺前身天禧寺，在宋代是重要的佛教中心。

宋代的南京不再是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但始终是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和军事屏障。它承载了宋代文人的个人情怀与家国命运，其城市形象也从前朝的“六朝金粉、南唐风雅”，增添了一份沉郁顿挫的悲壮色彩。

元代的南京，其城市地位与南宋时期作为“行都”的辉煌相比，经历了一个明显的“降格”与“转型”时期，但它依然是江南地区至关重要的区域中心。

元代在全国推行“行省制度”，在地方行政设置上，南京从“府”降为“路”。“路”是行省之下的一级行政单位，其地位大致相当于宋代的“府”或明清的“府”。虽然行政级别变化不大，但名称从具有恢弘气象的“建康”改为寓意吉祥但格局稍小的“集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政治地位的下降，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行都”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富庶之地。集庆路隶属于江浙行省，这进一步确定了南京作为江南财富之地区域中心的定位。

元军南下过程中，南京地区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战火波及，人口有所减少。但元朝统一后，这里依然是江南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根据《至正金陵新志》的记载，集庆路在元代中期约有22万户，人口超过100万，依然是一座大城市。

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色目人地位最高，包括北方汉人、契丹、女真等在内的汉人和南人即原南宋统治下的民众地位最低。作为南人聚居的南京，本地士绅的仕途和政治地位受到很大限制。

尽管政治地位下降，但南京的经济和交通优势依然存在，并在某些领域有新的发展，比如漕运、官营手工业、商业。

元代南京的文化呈现出一种混合的面貌。

元朝皇室崇信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但对其他宗教也较为宽容。南京的佛教在元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大龙翔集庆寺就是元代南京最具代表性的寺庙，这是由元文宗下令将他在南京的潜邸改建而成的一座巨刹，规模宏大，地位崇高，由当时著名的禅僧大䜣禅师住持。

尽管仕途受限，但本地的汉族文人依然保持着传统文化的传承。编修地方志成为他们延续文化使命的重要方式。元代编修的《至正金陵新志》是研究南京历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文献。杂剧等市民文学在南京也有流传和发展。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1356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攻占了集庆路，并将其改名为“应天府”。“应天”之名，取“上应天命”之意，展现了他的雄心。

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不断积蓄力量。他在这里修建了宏伟的城墙，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城墙，并建立了完整的行政机构。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最初他以应天为京师，不久后正式将“应天”命名为“南京”。在此期间南京是明朝唯一的、真正的政治中心，

这是“南京”这个名字第一次作为都城名称出现在历史上。

明代的南京，是其城市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它从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一跃成为大一统帝国的首都，经历了从开创到鼎盛，再到作为留都继续繁荣的完整过程，其城市建设和政治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出于巩固北方边防、削弱南京的政治对手、其根据地在北京等多种考虑，于1421年决定迁都北京顺天府，将南京作为“留都”，也称“南都”。

尽管政治中心北移，但南京保留了一整套完整的中央机构，比如六部、都察院、五军都督府等，只是没有决策权。这使得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完整的“陪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依然拥有极高的地位。

朱元璋耗费二十多年时间，建成了周长约35.3公里的南京明城墙，不仅是当时世界第一，也是至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墙之一。它并非规则的方形，而是依山傍水，“据岗垄之脊，控江湖之势”，极具军事和美学价值。城墙采用巨石做基础，巨砖砌墙，以糯米汁、石灰、桐油等作为粘合剂，极其坚固。

在城东修建的规模宏大的皇城和宫城，如今被称为“明故宫”，是北京故宫的蓝本。其建筑规制和布局开创了明清两代宫城的基本模式。迁都后，南京明故宫逐渐荒废，但遗址至今犹存。皇城及周边的中央官署是政治区，文化区是在鸡笼山下建的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接纳来自全国以及外国的留学生。商业区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两岸，夫子庙一带商贾云集，灯火彻夜不绝，是繁华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城西北的石头城依然是军事要塞，算是军事区。朱元璋还在玄武湖中的梁洲建立了“黄册库”，用于存放全国的户籍和赋税档案，百姓严禁入内。

作为留都，南京避免了政治中心的喧嚣，却享受着都城的资源，发展出一种特立独行的经济文化氛围。在南京，官方设有“江宁织造”，专门负责为皇室和官府生产高级丝织品，南京的云锦被誉为“寸锦寸金”。南京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国子监刻印的“南监本”书籍质量极高。商业上，南京凭借长江和运河的水运优势，成为全国性的商品集散地。

《永乐大典》这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就是在南京由明成祖朱棣下令编撰完成的。至于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七次远航，其决策、筹备和出发地都在南京，静海寺、天妃宫、龙江宝船厂等遗迹都见证了这段历史。

夫子庙、江南贡院和秦淮河畔的河房，共同构成了一个别致的文化空间。这里汇聚了文人、士子、官员、歌姬，产生了著名的“秦淮文化”，留下了无数传说和文学佳作。

明代初年在南京鸡鸣山建立的观象台，比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还要早近300年。

南京明代的都城规划，承前启后，直接影响了北京城的建设，是中国都城建筑史上的里程碑。

南京的留都模式，为明朝维持南方稳定、管理富庶的江南地区提供了制度保障。

今天的南京城，其核心格局、许多地名和明城墙、明故宫、夫子庙、秦淮河、朝天宫等重要遗址都深深烙印着明代的痕迹。

明崇祯帝自缢身亡后，清军入关，明朝宗亲为了反清复明，相继在中国南方建立起来的明朝政权合在一起史称“南明”。

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桃花扇》中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悲剧爱情，将国仇与家恨、风月与兴亡完美地交织在秦淮河畔，让南京成为了一个充满故事性与戏剧性的舞台。

为了消除南京作为前朝首都的政治象征意义，清政府立即采取了以下措施：将“南京”改名为“江宁”，取“江南安宁”之意，这是清代官方对这座城市的正式称呼；撤销其“京”的地位，降为江宁府，府治设在江宁即现在的南京城；江宁府隶属于江南省也就是1667年拆分为江苏、安徽的那个省。

尽管官方名称改了，但在民间和文人墨客的笔下，“金陵”、“南京”等古称依然广为流传。虽然不再是首都，但江宁在清代的地位远超一个普通省会。

两江总督是清代统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其总督署就设在江宁城，这使得江宁成为整个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和行政中心。

还有我们熟悉的江宁织造，这是一个看似皇室内务府官员的职位，实则地位极其特殊，主要负责为宫廷采办丝绸织物，管理机构设在江宁的皇家织造工场。江宁织造通常由皇帝亲信的内务府包衣家奴担任，比如著名的曹雪芹家族，具体来说是曹寅及其父祖。他们实际上是皇帝的耳目，直接向皇帝密报江南地区的官场、民情、气候、粮价等，是皇帝在江南的“隐形”代理人。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的兴衰沉浮，直接成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蓝本，书中的“金陵”和贾府的繁华与没落，都深深植根于清代前期的江宁城。

江宁的丝织业空前发达，特别是云锦，因其绚丽奢华，成为皇家御用品，通过江宁织造进贡朝廷。富庶的江南本是清政府的“钱袋子”，而江宁作为区域中心，贡献了巨额的税收。

江宁设有江南贡院，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乡试考场。每逢乡试，江苏、安徽两省的学子齐聚于此，盛况空前。贡院旁边的秦淮河、夫子庙一带，酒楼、茶馆、妓院林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科举文化区。

作为明朝的开国都城和南明政权的中心，江宁城内外遍布着明代的遗迹，如明孝陵，这里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陵墓。因此，清初这些地方成为汉族文人寄托故国之思的场所。清政府对此态度复杂，一方面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则严密监控任何可能滋生的反清思想。

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其故事背景主要在南京。吴敬梓虽然是安徽全椒人，但他长年移居南京秦淮河畔，自称“秦淮寓客”，因而在书中生动描绘了清代南京的市井生活和社会百态。

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并在这里强力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引发了巨大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但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曾六次南巡，每次都将江宁作为最重要的驻跸地。他们巡视河工、检阅军队、接见士绅，并祭奠明孝陵，这一系列举动既有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也是为了笼络江南士民，巩固统治。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这标志着南京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屈辱的象征。1853年，太平军攻占江宁，将其改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长达11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进行了残酷的屠城和劫掠。为了销毁证据，湘军纵火焚烧，导致南京城内的众多古建筑，如明故宫、大报恩寺琉璃塔等都在这场兵燹中化为灰烬，城市遭到毁灭性打击。

清代南京的故事，犹如一部浓缩的清代兴衰史。

1911年辛亥革命后，独立各省代表决定定都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两江总督署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作为第一个共和制国家的首都登上了历史舞台。它象征着与北京封建王朝的决裂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为换取清帝退位和国家统一，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坚持在北京就职，并将首都迁往北京。南京的这一次首都生涯，仅持续了三个多月。

首都迁往北京后，南京降为江苏省省会。在此期间，南京相对平静，但其政治象征意义依然存在。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党人始终将“恢复南京”作为其政治目标之一。

铁血背后，南京作为一座江南城市，仍然继续着它的市井百态。朱自清和俞平伯于1923年写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曾捕捉这座城市妩媚、朦胧而又带一丝感伤的另一面。

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攻克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定都于此。1928年北伐成功后，南京成为全国的法定首都。国民政府曾雄心勃勃地希望将南京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体现民族精神的“首都计划”，还聘请中外专家，制定了宏大的《首都计划》，引入了林荫大道、环形广场、功能分区等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形成了不一样的建筑风格，其中代表性建筑包括我们熟悉的中山陵、总统府、美龄宫、国民政府建筑群、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作为首都，南京聚集了全国性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如中央大学也就是今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等，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直逼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进行了短暂的、惨烈的保卫战，12月13日，南京沦陷。在接下来的六周内，侵华日军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遇难人数超过30万。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一页，也是南京城市记忆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

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扶植下于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使南京在法理上成为了“伪都”。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南京才光复。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战后的南京，面临着接收混乱、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民怨沸腾等问题。虽然表面上是首都，但国民政府的统治已摇摇欲坠。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35军从浦口渡江，占领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那张著名的“总统府上的红旗”照片，标志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终结。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在超过2500年的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中，历尽了兴衰沉浮、沧桑荣辱。

石头山汇聚了气吞山河的王气；莫愁湖飘渺着莫愁女的哀怨；金陵盐水鸭、鸭血粉丝汤延续了千年的味觉记忆；法国梧桐的林荫道记录了曾经独特的浪漫。

南京遗韵，布满着辉煌与悲怆交织的底色。

南京这座用诗歌和泪水砌成的城市，宏大得足以承载王朝的梦想与破灭，精致得足以安放才子的风雅与柔情，沧桑得足以唤醒每个人心底对时光流逝、世事无常的共鸣。

曾有不少人站在风水学的角度，指出南京不适合建都，理由是中国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政权，鲜有存续长久的，大明是一个例外，幸好它迁都北京去得早。这种观点谈不上有错，但是显然陷入了归纳法的“结果论”中。我们说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要使一座城池、一个政权、一干民众坚强屹立，真正的风水是人的血性与远见。靡靡之音、娘炮文化，再好的地方，也孕育不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