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29日，星期六。
深夜，上弦月在莲花般的云朵间露出一角，透出一丝幽光。
一个黑影，在这幽幽的月光中，闪现于南京市中山北路中段东侧的一条幽深的小巷中。
静夜中，早已沉睡的人们，不可能看见这个鬼魅似的黑影，也没人听得见那种几近于无、极轻极轻的脚步声。
黑影来到小巷深处的一幢住宅前，以灵巧的动作，轻而易举地爬过院墙，消失在院子的黑暗之中。
这幢宅第中，住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校参谋熊子庄一家。是夜，熊子庄晚饭后即在书房工作，直至11时许方才歇手休息。
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绝对没有料到，自己的家中竟会进来一个窃贼，而这个窃贼的进入，竟然意味着他的生命行将结束！
这个高明的窃贼完成了他预定的作业任务后，和进来时一样，轻无声息地退了出去，甚至没有忘记把屋门带上。
次日，星期日。
熊子庄惦记着昨晚还未完成的工作，6点钟不到就爬了起来，准备继续。
漱洗完毕，熊子庄走进了书房。突然，他睁大了眼睛，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似的站在那里，昨晚放在桌上尚未完成的那份军事防御草图，连同那些资料全都不翼而飞！
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甚一日。为了未雨绸缪，蒋介石在这年春天，即命令少将参议张谞行、林尉以“参谋旅行”的名义，勘察南京附近地形，拟订攻防计划，督导增强长江上下游各要塞炮台，制拟整个长江防御工事。
然后，他们又勘察了江浙沿海一线防御工事，以及宁(南京，当时称“京”)、沪、苏(州)、嘉(兴)、常(州)、无(锡)、镇(江)、海(州)等地，划定二、三、四各线预备阵地。
两名将领执行这类重任，自然带着不少随员，熊子庄就是其中一位。作为黄埔军校的高材生，熊子庄在军委会很受重视。
这次，他被指定负责绘制整个长江防御工事的草图并制作书面说明，要求在半月内交出来，熊子庄估算时间很紧，于是每天把资料带回家，晚饭后干上几个小时。
没想到，一连8天无事，这天晚上却出了问题！
熊子庄知道，这是蒋介石亲自抓的一项重大机密任务，擅自把资料带回家已是严重违纪，现在竟然丢失，实在是一起巨祸，一旦被上面知道，脑袋肯定保不住！
熊子庄强迫自己定下神来，唤来妻子、父母，立刻查点家中另外还被窃了什么物品。
查点结果，客堂里晾着的一套马裤呢军官制服、书房抽斗内的钱包被窃。
熊子庄反复考虑下来，觉得多半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决定先不向上面汇报，通过私人关系，请警察局的朋友侦查，查明案犯，追回赃物。
为稳妥起见，他本人可以去医院躲躲风头。
主意打定，熊子庄骑上自行车，去找黄埔军校同学、首都警察厅刑警大队第二侦缉队队长傅成望。
南京玄武湖旧照
那天，傅成望正好休息在家，他见熊子庄匆匆而来，神色有异，料想有事，迎上前去发问:
出了什么事？
熊子庄未语先哭，双膝跪地：
“老兄，救救小弟！”
傅成望一看大惊，连忙把熊子庄扶起来，让他有什么事快说，自己一定尽力相助。
熊子庄便把失窃情况叙说了一遍。傅成望笑着说道：
“此乃小事一桩，包在兄弟身上。你先回去把现场护住，不要让人动，我马上带人去贵府勘查。”
当下，傅成望回到警察厅，发号施令，点了四名得力部下，一行五人前往熊子庄家。
刑警勘查后得出结论：
案犯以撬门手法进入现场，单独一人作案；从未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这一点判断，是一个老手。
刑警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案犯是以窃取财物为目的作案。至于把图纸、资料一并窃走，应该是为了包那套军官制服，因为书房里找不到可以包东西的报纸或者包布之类。
如此一说，熊子庄总算稍稍定下心来。按照当时的规矩，他请刑警吃了点心，又每人发送了一个红包。
傅成望一行回到警察厅后，开了一个短暂的案情分析会，由于被窃钱物价值有限，而且失主要求追回的是那些图纸、资料，所以他们也就只对被窃走的草图的去向作了分析。
案犯是个老手，看来一定知道应当如何保护自己，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图纸、资料处理掉，免得留下铁证。
案犯会把图纸、资料如何处理？
不外两个途径，一是烧毁，二是丢弃。
由于烧毁时会产生烟雾，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估计多半是会选择后者。
傅成望决定：
立即向全城的“破烂王”进行调查，了解一下有谁捡到了图纸。
另外，鉴于那个窃贼作案手法如此老练，也有必要查一查是何许人，所以，他向警方安置在小偷行中的“眼线”下达指令，了解对方情况。
按照傅成望以往侦查案件时的经验，这两步，双管齐下一齐走出去，一般当天就会有消息反馈回来。
可是，这次却是奇怪，不用说当天了，一连过去了三天，也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傅成望大觉意外：
“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那主儿是外来者？可是身怀不寻常的作案手段，为什么不偷其他更有案值的人家，而偏偏要选中熊子庄呢？”
傅成望隐隐觉得，这个案件不对头，于是便去医院告诉熊子庄。后者一听，心中一凛：
莫非窃贼专门冲着图纸、资料来的？
这样一来，情况就很复杂，两人商议，是否正式以刑事案件的名义，向首都警察厅报案，可以调动较多的刑警参加侦查，对迅速破案是有好处，当然不能说图纸具体内容。
熊子庄没有想到，就在他跟傅成望在商议如何侦查这起案件时，一份关于该案的特急电报，已经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调科”前身)主任徐恩曾从上海直接发到蒋介石的侍从室。
徐恩曾获得这一线索，纯属意外。在国民党的高官中，他算得上是一个有名的好色之徒，从1930年执掌“中调科”以来，始终善于利用职权玩弄女性。
在当时“中调科”频繁活动的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镇江等地，都有徐恩曾“金屋藏娇”的轨迹。
五天前，徐恩曾以“检查工作”为名去了上海，钻进了位于法租界的一个秘窟，与一名年轻美貌的女特务鬼混。
那个女特务姓尹，是中日“混血儿”，虽是中国国籍，但却在日本长大，几乎活脱是一个日本女人。
受徐恩曾指使，其对外身份是日本人，正在受命与一个在洋行供职的中国男子“谈恋爱”，以查摸该洋行的真正性质。
尹某与“男友”的关系正处于热恋阶段，几乎天天见面。但是，徐恩曾抵沪后，尹某不能再去与其碰头，原以为对方肯定要打电话找她，奇怪的是，一连三天竟然无动于衷。
徐恩曾知晓后，觉得很不正常，于是命令尹某主动跟对方联系，了解一下怎么回事。
尹某一打电话，对方连连道歉，然后是迅速约见，俩人见面后，才知道原来这三天时间，对方连续加班，连电话都没法往外打，无法与她联系。
尹某觉得奇怪，试着询问:
加班干了什么事情？
对方是洋行的翻译，不清楚尹某的特务身份，口无遮拦地说出了原委：
翻译一些军事资料！
以徐恩曾的能量，军事委员会指派两名将军“参谋旅行”的事当然瞒不过他，一听说此事，马上意识到这方面出问题。
于是，徐恩曾立即以“中调科上海区”的电台，向南京拍发了一份紧急密电。
蒋介石收到这份电报后，深为震惊，他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
连他也还没有看到的机密，竟然已经被日本特务机关搞去？
于是，蒋介石立刻召见有关人员查问。这一查问，自然马上查到了熊子庄头上。
当天下午，熊子庄在医院被捕。
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蒋介石命令徐恩曾接手调查这个案件，要求把盗窃机密的日本特务逮捕，最好破获日特在南京的机关。
南京街景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统局还没有成立，但是，戴笠作为一名特务头子已经登场，他的班底名叫“复兴社特务处”(最先叫“复兴社特务科”)，戴笠先是科长，后随着班子的升格而相应升为处长。
徐恩曾已经看出戴笠是他的一个强大的对手，于是便由最先的看不起渐渐到重视起来。他是个聪明人，知道重视的最实际行动，就是要把自己抓的“中调科”的特务工作做得“大有起色”，压倒戴笠，才能引起蒋介石的青睐。
这次蒋介石亲自下达的任务，是“中调科”一个表现的机会，他决定亲自主持这个案件的侦查。
徐恩曾从蒋介石处受命后，立刻召集“中调科”的几名骨干特务，传达指示，下令以最快的速度，开展对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查。
“中调科”在南京地区的力量最强，早已对日特线索进行过暗查，知道有一家洋行肯定是日本特务机关所在地，只是上峰没有命令而未进一步进行调查。
现在，徐恩曾下达了严令，下面自然放开手脚行动。隔了三天，一份书面情报，送到了徐恩曾的案头:
位于南京新街口的“大茂洋行”，名义上是日本籍韩国商人朴中民开设，实际上，却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情报部一个专门负责指挥刺探我方军事情报的特务机关。
其机关长名叫松本二郎，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郎中将的助手，军阶为日本陆军大佐。
据查，该机关直接负责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安徽及山东等地的军事情报工作，下有日本、韩国、中国及欧美等国籍的特务300余名。
这次被“中调科”上海区侦获的那个情报所涉及的上海洋行，就是“大茂洋行”下辖的分行。
徐恩曾立刻来到蒋介石官邸，报告了这一发现。蒋介石听了很是高兴，勉励了几句，然后问徐恩曾:
下一步打算如何走？
徐恩曾说：
“我想对‘大茂洋行’动一动，考虑到那是外国人开的，恐怕影响邦交关系，不敢轻易决定，特向委座当面请示，是否妥当？”
蒋介石略一沉吟：
“嗯……这个还请示什么，动就是了。”
徐恩曾答:
“是！”
蒋介石想了想，又说：
“不过嘛，要小心些，一定要抓到了把柄，使日本人有苦说不出，然后才可行动。”
徐恩曾答道:
“明白！”
回去后，徐恩曾立即向部属作了布置。“中调科”那班特务都是人精，当下自是心领神会，立即设置了一个圈套，次日即派人化装来到“大茂洋行”，找老板朴中民谈生意。
朴中民不是日本特务，他被日本特务机关看中，让其以开洋行的名义掩护日本特务机关进行活动。
他在中国就是做生意赚钱，听说有生意做，肯定又能赚钱，于是答应于当晚去鼓楼“新世界饭店”赴宴，进行具体洽谈。
当晚，朴中民落到中统手里，初时对讯问他的中统特务甚凶，威胁说:
要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但是，他被扣上手铐，押着去“中调科”看守所的刑讯室去转了一圈后，态度马上来了个90度大转变，不单供出了他所知晓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情况，还表示愿意听从“中调科”招呼，只求保全性命。
“中调科”那几位自是喜出望外，于是便说：
两桩事，一是写一份“大茂洋行”收购赃物的供状；
二是给松本二郎打个电话，找一个借口，把对方骗到指定的一家饭店。
朴中民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招，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不禁有些迟疑。但他经不住死亡的威胁，答应合作，要求事成之后，把他秘密送往香港。
“中调科”的那几个特务答应了。
当天晚上11时许，朴中民给松本二郎打了个电话，佯称他在饭店碰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姑娘，对方已经收下了一笔钱，答应在外面过夜。
松本二郎是个好色之徒，时常让朴中民给他物色女人，在外面包了房间供其淫乐。
朴中民此举不是第一遭，松本二郎根本没有怀疑，当下驾车直往饭店，结果被当作“强奸犯”逮捕。
诱捕松本二郎的同时，“中调科”已经通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派出二十五名精干刑警交给“中调科”指挥，“中调科”安排了十名特务，连同这些刑警一起去了“大茂洋行”，悄悄将洋行包围起来。
这边松本二郎一落网，那边马上冲进洋行，以警方名义对“强奸犯”吴兴良(松本二郎的韩国化名，他是以洋行襄理的名义潜伏于“大茂洋行”的)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查出了其进行间谍活动的部分证据。
松本二郎的被捕，令日本方面大大吃惊，松室孝郎中将当即向东京陆军省发急电报告此事。
日本驻南京的外交公使，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日本政府报告。
由于特务机关是日本军方的事，事先并未向日本外务省通过气，所以他们等军方上门求助后，才打算插手此事。
不过，其时日本陆军省气焰正旺，打算自己解决此事，未向外务省联系。
陆军省经过研究，决定请一位日本的皇室男爵，以私人名义前去中国协调解决这件事。
1936年6月中旬，那位皇室男爵以私人名义抵达南京，当天就拜访了汪精卫。
汪精卫知道松本二郎被捕是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命令，对于营救是起不了任何作用，就把球踢向国民政府司法院，介绍男爵去找司法院长居正。
次日，男爵来到司法院。国民政府司法院的职责是“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有权处理这起案件。
但是，居正并非像汪精卫那样是亲日派，也料到男爵此去必是为此事，所以一口回绝，连面都没见。
男爵无功而返，陆军省无奈之下，只好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但是，还没等外务省开口，国民政府首都地方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以“强奸罪”(未遂)和“间谍罪”判处韩国人吴兴良徒刑15年。
蒋介石之所以下令迅速处置松本二郎，是因为此人被捕后，始终一口咬定他是韩国人吴兴良，与日本无关。
蒋介石一怒之下道：
“娘希匹，他说他是韩国人，那就照韩国人判刑，让东洋人说不出话来！”
蒋介石一锤定音，首都地方法院判了松本二郎重刑。
松本二郎的被捕判刑，使日本陆军省大为恼怒，高层认为这不仅仅是对松本二郎惩治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日本军人的面子，关系到今后间谍工作的士气。
于是，一场被日特机关称为“高级营救”的计划出笼。
民国南京监狱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松本二郎被判刑后，随即押解南京中央监狱服刑。其时，那个“大茂洋行”的老板朴中民“失踪”。
他被“中调科”秘密送往香港，洋行尽管正常运行，但是日特机关已经撤离。
随后，“大茂洋行”受日本特务的指使，担负起营救松本二郎的任务。
1936年7月29日，日本陆军省情报局主管对华谍报工作的副局长坂本义一郎少将主持举行了一次“营救松本二郎方案研讨会”。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7个小时，出席会议的日本陆军情报官员、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的特高课长官和谍报专家共23人摆出了多个方案，最后经过反复比较，决定采用陆军省情报一处“鹰机关”机关长小野昭所提出的方案。
该方案是小野昭所提出，会议决定授其全权，负责实施该项营救计划。
1936年8月上旬，小野昭从东京飞赴天津，在天津逗留一周后，化装成中国商人秘密潜赴上海。
当时，“鹰机关”在上海虹口有一处情报站，小野昭以机关长的身份，在情报站住了下来，着手进行“高级营救”的准备工作。
小野昭分析了“大茂洋行”被“中调科”侦破的经过，寻思看来在南京不宜建立临时机关，免得“高级营救”不成，自己反倒被“中调科”拿下。
但是，营救活动要在南京进行，如果把临时指挥机关设在上海，似也不妥，上海、南京毕竟有300余公里，鞭长莫及。
小野昭反复考虑后，决定将临时机关设在距南京很近的江苏省省会镇江市。
很快，小野昭调兵遣将，从天津华北驻屯军借来了1名精通汉语的军医，又从上海的日本医院挖了两名日本医生和4名护士，集中到镇江，开了一家“济难诊所”，作为“高级营救”行动的指挥部。
1936年9月底，“济难诊所”正式开张。当天，小野昭就向“鹰机关”的特务下达了一道命令：
立即刺探中央监狱的有关情报！
一周后，有关情报陆续汇总到了“济难诊所”，小野昭掌握了以下情况:
松本二郎关押于中央监狱的重刑犯监区，那里是专门关押被判处徒刑10年～20年的囚犯。
中央监狱的外侧本就戒备森严，高墙电网，岗亭哨兵，昼夜警惕，插翅难飞。
而重刑犯监区，向被视为“狱中之狱”，四周又设有高达3米的围墙，另有岗亭哨兵，进出只有一条通道，却设置了两道铁门，均有狱卒专门看守，即使监狱长通过也要出示通行证。
至于囚犯，根本别想走出这两道铁门。
在重刑凶犯监区服刑的囚犯，每月可以有一次探监。届时，犯人被分批(每批15人)带出监区，由狱卒一个押一个的带进探监室。
前往探监的亲友与犯人见面时，隔着一道铁丝网，只能见面，不能接触；亲友带给犯人的东西，事先必须交给监狱方面检查，由监狱转交犯人本人。
在重刑犯监区服刑的犯人，如果患病，只能由监狱的医生进行治疗。如果监狱医生无法治好，或者患了紧急重症，则由监狱派员严密押解，前往指定的医院治疗，不能住院。
小野昭根据上述情报，进行了详密的分析，考虑了几种营救方案：
一、利用探监送入武器，然后派人前往中央监狱门外接应，靠松本二郎自己的能力强行越狱；
二、探监送入特制的药物，使松本二郎产生紧急重病，迫使监狱方面不得不将其送往狱外医院治疗，组织力量在途中进行武装劫救；
三、收买日本浪人和中国江湖匪徒，提供优良武器，组成小分队进行强行劫狱；
四、收买中央监狱中的狱卒，暗中协助松本二郎进行越狱。
由于这是在“敌国”首都进行营救活动，小野昭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自作主张，生怕万一出了漏子，会酿成大祸。
他把这四种营救方案以密电形式拍往东京陆军省情报局，要求局本部指定其中的一种予以实施。
1936年10月中旬，东京通过“鹰机关”上海站的秘密电台转来指示：
可按所报之第四号方案予以实施。
小野昭当即派人前往上海，向中国律师咨询在押犯人如何通过合法手续获得开释。
律师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见是正常的法律咨询，又支付了较高费用，自是尽力。
律师告诉小野昭派去的特务：
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犯人，如果要想提前开释，方式有两种，一是由法院下达法律文书对该犯人予以减刑或者假释；二是由监狱方面通过医生证明该犯人患有严重疾病，报请法院保外就医获准。
小野昭根据上述两种可能，制订了一个营救计划：
伪造法院法律文书，将松本二郎营救出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