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 软件，南京的“新王牌”
——“十五”时期（2001—2005）
一、2001年的春天：一个叫“软件”的词，第一次走进南京的政府文件
2001年3月，南京市政府大院的会议室里，一场决定城市未来十年命运的会议正在进行。
投影仪上打出一份文件草案，标题很长——《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专项规划》。在座的局长、主任们，大多上了年纪，对“信息化”三个字一头雾水。一位老局长悄悄问旁边的人：“信息化是不是就是电脑打字？”
主持会议的副市长敲了敲桌子：“各位，‘十五’跟以前不一样了。市里定了调子——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咱们南京，要搞软件。”
“软件？就是那个装在电脑里的东西？”有人嘀咕。
“对，就是那个。”副市长笑了，“别小看它。一个小小的软件，可能比一吨钢还值钱。”
这番话，在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2001年，南京的软件产业是什么规模？全市大大小小的软件企业加起来不到300家，销售收入只有区区18亿元。而同年，南京钢铁集团的销售收入是80亿元。一吨螺纹钢的价格是2500元，一个软件光盘的价格是50元——但卖光盘不是卖软件，真正的软件是按“授权”卖的，一单可能就是几十万、几百万。
但在座的各位不知道的是，南京手里有一张别人羡慕不来的“底牌”——高校。
2001年，南京有53所高校，在校大学生超过30万人。其中，计算机、软件相关专业的在校生超过3万人。全国软件专业的顶尖人才，有一大拨在南京。
这就是南京敢喊出“发展软件产业”的底气。
而真正让这个想法从“文件”变成“行动”的，是时任省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这位有着数学博士学位的领导，对软件产业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他在一次调研中说了一句后来被南京软件人奉为“圣旨”的话：“‘十五’期间，南京软件销售收入要突破100亿元。”
18亿到100亿，五年翻五倍多。在当时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南京，真的做到了。
二、2001年7月13日：南京不眠夜，奥体中心的故事
2001年7月13日晚上10点，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念出了一个单词：“Beijing。”
万里之外的南京，新街口广场上瞬间炸开了锅。素不相识的人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一个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路中间，打开双闪，下车欢呼——交警站在旁边，不但没开罚单，也跟着鼓掌。
南京赢了？不对，是北京赢了。但南京人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2005年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将在南京举办。北京申奥成功，意味着南京全运会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为了这届全运会，南京押上了一个“大赌注”——建设河西新城。
2001年之前，河西是什么地方？一片菜地、鱼塘和零星的村庄。从莫愁湖往西，过了江东路，就是农村。老南京人管那一带叫“河西走廊”，不是因为它像甘肃的河西走廊，而是因为它“又长又荒”。
但南京决定，要在那片荒地上，建一座“新城”。
2001年，河西新城的规划正式出台。核心是“一场四馆”——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包括主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网球中心、体育科技中心。总投资超过20亿元，是南京历史上最大的单体公建项目。
消息一出，争议四起。有人说：“花20亿建体育场，不如拿来发工资。”有人说：“河西那片烂泥地，能建什么？”还有人说：“全运会开完，场馆怎么办？养蚊子啊？”
但南京的领导想得更远。他们的算盘是：以全运会为“由头”，把河西开发出来，拉开南京的城市框架。过去南京是“城墙内的南京”，出了中华门、中山门就是农村。现在，要跨过秦淮河、跨过外秦淮河，把河西变成“新南京”。
2002年，奥体中心正式动工。打桩机的声音，在河西的田野上响了整整三年。
与此同时，地铁一号线也在2002年正式开工。这条贯穿南京南北的“大动脉”，从迈皋桥到奥体中心，全长21.7公里。对南京人来说，地铁是一个“只听说过、没见过”的玩意儿。2002年冬天，地铁施工围挡出现在新街口、鼓楼、玄武门，老百姓们围在围挡外面，好奇地往里张望：“这就是修地铁啊？能挖多深？”
一位老大爷站在新街口的围挡前，对孙子说：“等你长大了，就能坐上地铁了。”
孙子问：“地铁是啥？”
老大爷想了想：“就是地下的火车。很快很快的。”
三、2002年：南京“软件名城”的起跑线
2002年，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个“大年”。这一年，国务院发布《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提出到2005年，软件产业销售额达到2500亿元。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软件热”。
南京在这股热潮中，拔得头筹——不是因为经济总量最大，而是因为“底子最好”。
2002年，南京市领导带队去北京，向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汇报南京软件产业的发展思路。汇报的主题很明确：把南京建成“中国软件名城”。
这个提法，在全国是第一次。
北京的官员们听了汇报，眼睛一亮：南京有南大、东大、南航、南理工，有33所高校开设计算机相关专业，每年培养的软件人才超过1万人。这种“人才蓄水池”，全国除了北京、上海，没有第三个城市能比。
更重要的是，南京已经有了一批“种子选手”——南瑞集团（电力自动化软件）、南瑞继保（继电保护软件）、联创科技（通信软件）、欣网视讯（电信软件）……这些企业都是在1990年代末从高校、科研院所“脱胎”出来的，技术底子厚，市场嗅觉灵。
2002年，南京软件销售收入达到42亿元，比2001年翻了一倍多。虽然离100亿的目标还有距离，但势头已经起来了。
政府开始“加码”。2002年底，南京出台了《关于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核心内容是两条：一是设立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拨款5000万元；二是对软件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减半征收。
5000万，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2002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重要的是，它释放了一个信号：南京要“真金白银”地搞软件。
消息传到企业，软件老板们奔走相告。一位软件公司的创始人回忆说：“以前我们做软件，政府不闻不问。现在政府主动找我们，问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支持。那种感觉，就像从‘私生子’变成了‘亲儿子’。”
四、2003年：“非典”来袭，南京的新街口空了
2003年4月，一个叫“非典型肺炎”的病毒，让全中国按下了暂停键。
南京也不例外。新街口商场关门，夫子庙景区封闭，公交车里没几个乘客，饭店里只有服务员在擦桌子。最紧张的时候，南京中小学停课三周，大学封校。
一位出租车司机那段时间每天只能拉到几十块钱，不够交份子钱。他把车停在路边，坐在车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着“勤洗手、多通风、少去公共场所”的提示。他自言自语：“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但“非典”对南京经济的影响，比预想的要小。原因有两个：
第一，南京经济已经不像“八五”时期那样“重”，服务业占比超过40%，但工业仍然是“压舱石”。工业企业在“非典”期间基本没有停产，生产照常。
第二，软件产业在“非典”期间反而“因祸得福”。因为人们不能出门，互联网的使用量大增——门户网站、网络游戏、在线购物，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虽然当时的南京软件企业主要做的是“企业级软件”（电力、通信、金融），不是互联网，但整个行业的热度被带起来了。
2003年，南京软件销售收入达到71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近70%。距离100亿的目标，只差29亿。
也是在这一年，南京软件产业的一个“特区”正式挂牌——江苏软件园。位置在江宁开发区，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软件产业基地之一。
江苏软件园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校办企业”出身。比如，南京大学旗下的“南大苏富特”，东南大学旗下的“东大金智”，都是教授带着研究生办起来的。这些企业的特点是：技术强、市场弱，产品好、营销差。
一位最早入驻江苏软件园的企业家回忆说：“我们几个人都是技术出身，写代码是一把好手，但去跑客户、搞销售，真是难为我们了。第一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差点发不出工资。”
后来，政府帮他们牵线搭桥，对接南京的电力、通信、金融等行业客户。南瑞、联创这些“老大哥”也愿意给“小弟”们分包一些项目。慢慢地，软件园里的企业活了下来，开始长大。
五、2004年：熊猫“终于”活了
“十五”期间，南京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熊猫电子。
如果你问一个50岁以上的南京人：“南京最有名的企业是哪家？”十有八九会回答：“熊猫。”
熊猫电子的前身是南京无线电厂，成立于1936年，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1956年，熊猫牌收音机问世，成为中国第一台全部国产化的收音机。1980年代，熊猫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熊猫”两个字，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制造”代名词。
但到了1990年代，熊猫倒下了。
原因很复杂——体制僵化、产品老化、债务沉重。最惨的时候，熊猫电子亏损累累，股票被“ST”（特别处理），差点退市。2001年，熊猫电子爆出巨额亏损，全年亏损超过10亿元。一家曾经让南京人骄傲的企业，变成了一个“烂摊子”。
南京市政府急了。熊猫不能倒——不是因为它的产值有多大，而是因为它是南京工业的“魂”。如果熊猫倒了，南京人的自信心会受重创。
2002年，南京对熊猫进行了一次“大手术”。第一步，剥离不良资产。把那些亏损严重、不赚钱的业务砍掉，只保留通信、电子制造等核心业务。第二步，引入战略投资者。2004年，熊猫与瑞典爱立信合资，成立南京熊猫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生产通信基站设备。第三步，重组上市。2004年，熊猫电子重组方案获得批准，股票摘掉“ST”帽子。
2005年，熊猫电子终于扭亏为盈，全年实现净利润5000多万元。虽然跟当年的辉煌没法比，但至少“活过来了”。
一位在熊猫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工程师，在得知熊猫盈利的消息后，哭了一场。他说：“我以为熊猫要死了。没想到，它还能站起来。”
熊猫的故事，是南京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从“九五”的阵痛，到“十五”的重生，南京的国企终于学会了在市场中游泳——虽然姿势还不太好看，但至少不会淹死了。
六、2005年：十运会的烟花与软件产业的“百亿梦”
2005年10月12日，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夜幕降临，主体育场的灯光亮如白昼。6万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观众们挥舞着荧光棒，汇成一片彩色的海洋。
晚上8点，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文艺表演《时代交响》震撼上演，空中飞人、水上舞台、激光秀……南京把一场运动会开幕式，办成了一场“城市形象发布会”。
烟花在奥体中心上空炸开，“南京”两个大字在夜空中停留了十几秒。电视机前的南京人，很多人流下了眼泪——他们等这一天，等了四年。
十运会对南京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办了一场会”。它标志着河西新城的“成人礼”——奥体中心、地铁一号线、河西大街、绿博园……四年间，河西从一片农田，变成了一座现代化新城。
更重要的是，十运会让南京“找回了自信”。2005年，南京GDP达到2411亿元，比2000年的1005亿元翻了一倍多，年均增长13.9%。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从“九五”末的17名回升到了15名左右。虽然还没回到“八五”的水平，但至少止住了下滑的势头。
而最让南京人骄傲的，是软件产业。
2005年，南京软件销售收入达到多少？102亿元。
李源潮提出的“百亿目标”，如期实现。从2001年的18亿到2005年的102亿，五年增长了近五倍，年均增长超过50%。
这个数字，让北京、上海的官员都感到惊讶——南京的软件产业，已经杀进了全国前三。排在前面的，只有北京和中关村、上海浦东。
更让南京人开心的是，这个“软件名城”的称号，是靠自己“挣”来的，不是靠政策“喂”出来的。北京有中关村，有国家部委的采购订单；上海有浦东，有外资金融机构的软件需求；南京有什么？只有一帮“技术宅”和一份“不服输”的倔强。
一位南京软件企业的创始人，在拿到“百亿突破”的消息后，发了条短信给合作伙伴：“我们是‘草根’，但我们站起来了。”
七、但与杭州的差距，还在拉大
“十五”期末，再来看宁杭对比。
2005年，杭州GDP达到2918亿元，南京2411亿元。差距从“九五”末的近40%缩小到了21%——南京追回了一些，但差距仍然明显。
杭州这五年靠什么？两个字：互联网。
2003年，淘宝网诞生。2004年，支付宝诞生。阿里巴巴从一家B2B公司，变成了一个涵盖电商、支付、云计算的互联网帝国。2005年，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轰动全国。
阿里巴巴的崛起，带动了整个杭州的互联网生态。无数年轻人涌向杭州，开网店、做外包、搞创投。杭州的“数字经济”在“十五”期间已经初具雏形。
而南京的软件产业，做的是“企业级软件”——电力自动化、通信软件、金融系统。这些产品的特点是：技术门槛高、客户稳定、利润率不错，但“生长性”差。一个电力软件项目，做完一个少一个，没有网络效应、没有爆发式增长。
一位南京软件企业的CTO后来总结说：“南京的软件，做的是‘B2B’，赚的是辛苦钱；杭州的互联网，做的是‘B2C’，赚的是‘想象力’的钱。辛苦钱稳定，但天花板低；想象力钱风险大，但天花板高。”
这个差异，在“十五”期间已经埋下。后来，它演变成了南京与杭州之间的一道“鸿沟”。
还有一个老问题——民营经济。2005年，南京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约为35%，而杭州已经超过了50%。浙江的“老板文化”和江苏的“打工文化”，在数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位从南京跳槽到杭州的软件工程师感慨：“在南京，大家想的是‘进个好单位’；在杭州，大家想的是‘自己当老板’。两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两个城市的未来。”
八、2005年的南京：一座“双面”的城市
2005年的南京，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
一面是“现代化”的南京——
河西新城拔地而起，奥体中心像一只巨大的“钢铁贝壳”，伏在扬子江畔。地铁一号线正式开通，南京人第一次刷卡进站，看到列车无声地滑入站台，许多人掏出手机拍照。禄口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500万人次，国际航线通到了首尔、东京、法兰克福。
另一面是“老城南”的南京——
夫子庙的秦淮河上，画舫依旧咿咿呀呀地摇着；老门东的巷子里，烧饼店的炉火还是那么旺；评事街的旧货市场，人们还在为一对红木椅子讨价还价。
这座城市的“新”和“旧”，在2005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共存。新街口的地铁站里，时髦的年轻人穿着耐克鞋、背着双肩包，手机铃声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地面上，老南京人提着鸟笼、晃着蒲扇，在梧桐树下打牌、下棋、吹牛。
一位社会学学者说：“南京是中国城市里‘撕裂感’最小的一个。因为它的‘新’和‘旧’不是对立的，而是‘新’长在‘旧’的里面。你可以在河西上班，在城南吃饭，在玄武湖跑步，在夫子庙喝茶——你属于南京，南京也属于你。”
九、两个“南京人”的故事
2005年冬天，我在珠江路的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两个年轻人。
一个是南京本地人，姓陈，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他毕业后进了南京一家软件公司，做电力自动化系统的开发，月薪3500块。“挺满意了，”他说，“南京房价不高，河西那边才4000多一平米。攒两年，付个首付，买套房子，安定下来。”
另一个是浙江人，姓王，从杭州来南京“考察”。他在杭州开了一家网店，卖女装，雇了5个人，一个月流水30多万。“南京我来过几次，挺好的城市，但做生意不如杭州。杭州那边，大家聊天都是‘你怎么引流’‘你怎么做爆款’，南京这边，聊的是‘你哪个单位的’。”
我问小王：“你会来南京发展吗？”
他摇头：“不会。南京的企业文化太‘稳’了，不适合我这种‘野路子’。”
两个年轻人，两个选择，两种命运。陈代表南京的“主流”——技术、稳定、安家；王代表杭州的“异类”——草根、冒险、折腾。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王也许成了马云第二，也许赔光了家底。但不管怎样，杭州给了像王这样的年轻人“折腾”的空间。而南京，更多的是“陈”们——他们技术扎实、工作稳定，但缺少了一点“野心”。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座城市的气质问题。
十、“十五”的遗产：南京找到了“新武器”
回顾“十五”，南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第一，找到了“软件”这张王牌。 从18亿到102亿，软件产业成了南京增长最快、含金量最高的板块。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南京的产业形象——从“重化工”到“高科技”，南京第一次有了可以和苏州、杭州较量的“新武器”。
第二，拉开了城市骨架。 河西新城、地铁一号线、禄口机场、长江二桥……“十五”期间，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发生了质的变化。南京不再只是“城墙里的南京”，而是一个跨江、跨河、向外伸展的“大南京”。
第三，国企改革“收尾”。 熊猫电子的“复活”，标志着南京国企改革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虽然还有不少遗留问题，但至少“最坏的时期”结束了。
但“十五”也留下了两个“未完成的作业”——
作业一：民营经济依然弱小。 2005年，南京民营经济占GDP比重35%，而浙江全省已经超过60%。南京的创业氛围、创业文化、创业生态，与杭州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作业二：互联网的“风口”没抓住。 南京选择了软件（企业级），而杭州押注了互联网（消费级）。事后看，互联网的“风口”比软件大得多。南京不是没机会，而是“路径依赖”——做惯了企业级的生意，看不上消费级的“小打小闹”。
一位南京的老领导，退休后总结“十五”的得失，说了句很经典的话：“我们打赢了一场战役，但输掉了整个战争。软件是我们的‘淮海战役’，但互联网才是‘渡江战役’。南京渡江了吗？没有。”
十一、尾声：2005年除夕，地铁一号线的末班车
2005年除夕夜，南京地铁一号线的末班车，从迈皋桥驶向奥体中心。
车厢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乘客。一个农民工，扛着编织袋，刚从南京站下车，准备去江宁的出租屋。一对年轻情侣，手牵着手，女孩的头靠在男孩肩上。一个老人，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要去儿子家过年。
地铁驶过玄武湖隧道，灯光在车窗上拉出一道道光轨。有人睡着了，有人望着窗外发呆，有人在用翻盖手机发短信：“新年快乐。”
列车到达新街口站，车门打开，几个喝醉了的年轻人摇摇晃晃地走进来。他们穿着印有“2005”字样的T恤，脸上画着油彩，显然是刚参加完跨年派对。
“南京，新年快乐！”一个人大喊。
其他人跟着喊：“南京，新年快乐！”
车厢里的人笑了。那个农民工也笑了，虽然他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兴奋。
列车继续向南，驶向河西，驶向2006年。
南京的“十五”，就这样结束了。成绩单不算完美，但足以让南京人昂起头。因为这座城市，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虽然这条路上还有坑、还有坎、还有弯，但至少方向是对的。
后来的人回头看，会说“十五”是南京的“转折点”。从这一年起，南京不再只是“追赶者”，而是开始在某一个赛道上成为“领跑者”。
软件，就是那条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