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座南京城文|沈树超
一九六五年冬天到次年夏天,南京机床厂为了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一分为二”后内迁,分五批,把一千四百多名职工、五千多名家属,连同几百台设备和近两千吨物资,搬到了四川灌县,成立宁江机床厂。姑父是这支队伍里的一个,姑妈带着孩子跟了去。一九九九年秋天,我在成都参加交通部培训班。那天下午从都江堰看完风景回来,文标和文霞兄妹请我吃晚饭。文标大哥指着碟子里鲜红的小米辣,说:“这玩意儿别真咽,放嘴里嚼嚼,尝尝味儿就行。”我年轻气盛,夹起一颗就嚼。舌头发麻的工夫,辣味已经像烧红的铁丝穿过喉咙,直接扎进胃里,搅得我冷汗直流。等我强撑着回到国际粮农宾馆,推开房门,晚饭全部交代给了马桶。后来很多年,我吃川菜都只敢点微辣,但每次总会想起文标大哥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其实我那趟成都之行最要紧的事,是去看姑妈。午饭在都江堰市区一家饭店吃的,我们单位六个人,加上姑妈一家能来的都来了,老老少少十几个,挤满一张大圆桌。姑妈点菜不翻菜单,直接跟服务员说把店里最好的菜全上来。鸡鸭鱼肉堆得冒尖,加上当地河鲜,末了一算账,不到四百块。九十年代末的物价再便宜,这数字也叫人心头一沉,姑妈是把全家大半个月伙食费都垫上了。我趁去洗手间的空当偷偷结了账。姑妈后来问服务员,服务员朝我努努嘴,姑妈瞪我一眼,“小炮子子”,然后笑了。吃完饭姑妈带我们去她家。厂区果然是一座城,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伙食团、篮球场、电影院、澡堂子,一应俱全。灰色的苏式家属楼一栋挨着一栋,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冬储大白菜,晾衣绳上飘着蓝布工作服。姑妈家住一楼,门前巴掌大的空地种了几棵朝天椒,红艳艳地挂着。路上碰见的人跟姑妈打招呼,一开口全是南京话,那腔调比南京人还正宗,偶尔夹句四川话倒显得生分。我恍惚觉得自己不是走在四川的山沟里,而是回到了南京的某个老厂宿舍区。姑妈家在楼东头,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全家福,姑父坐在中间,腰板挺直。刚坐下,姑妈忽然拉住我们领导的手,眼圈红了:“老首长啊,这么多年了,老家终于有人来看望我们了!”领导被这声“老首长”喊得有些局促。后来我才咂摸明白,姑妈是把我们当成了从江苏来的“娘家人”。三十四年了,厂里天南地北的人都有,老家来的,到底不一样。姑妈擦擦眼泪,拉着我们就往外走,一路上扯着嗓子喊:“我老家来人了!江苏来人了!快来看啊!”窗户一扇扇推开,探出许多花白的脑袋。有人问:“老姐姐,真是江苏来的?”姑妈仰着脸答:“真的!我侄儿!还有他领导!”那声音在楼群之间回荡,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痛快。我走在姑妈身后,忽然鼻酸,她不过是想让街坊邻居知道,江苏没有忘记她,老家还有人惦记着她。姑父腿脚不便,没跟出来,坐在门口晒太阳,笑眯眯地朝我们挥手。我回去时在他身边蹲了一会儿,他拍拍我的肩,说:“好好干,别给老家丢人哎!”那天下午姑妈领我们逛了许多地方,指着说:这是幼儿园,两个儿子都从这里毕业的;这是子弟小学,老大念到五年级才转去城里;这是职工医院,你姑父前年住了半个月……每个字都带着南京口音,跟四川的山水硬是拧着劲儿。可就是这股拧劲儿,在这山沟里拧了三十四年,拧出了几代人的青春。四哥小时候跟二婶家大弟学木匠,拜师学手艺那会儿,每月得自带四十五斤米,头一回交了一百块拜师钱,可只撑了两个月,米就再拿不出。师傅家地里活儿样样得干,割稻、晒场、清猪圈、挑水缸,就差倒马桶了。最愁的是揽不着活,后来跑到运河西边的山阳、长沟,给人家砌墙盖屋,顺带做家具,吃在户家,省得闹别扭。师傅带着两个徒弟,除了工钱,每天还供一包烟,烟酒一上桌,捧几句好话,什么都好商量。可好日子没撑多久,活儿一断,顿顿吃饭都看人冷脸。四哥扔了刨子就跑回家,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了。正巧那年大姑父从灌县回宝应探亲。大姑父也是木匠出身,听了这事,说:“跟我走,到四川去,我教你。”四哥就跟着去了。一九八〇年,绿皮车从南京到成都,三天两夜,光南京到襄樊那段就站了一天半。刚坐下腿就抽筋,风湿性关节炎犯了,便用花椒辣椒熬油来涂,又服乌蛇配中药。听人说这病能侵入心脏致瘫,当时车上恰遇一例,对比之下,他算是幸运。到了灌县,却被麻辣打败了。四川的菜,什么都放麻辣,四哥从小吃清淡,头一个月瘦了八斤,天天抱着白米饭就咸菜。更要命的是湿气重,关节炎加重,每天晚上姑妈烧一大锅花椒水让他泡脚。四哥一边泡一边龇牙咧嘴,脚背烫得通红,心里还要骂:“这什么鬼地方嘛!连腿都不让人好过。”但他到底还是待了下来。姑父让四哥跟着学木工。四哥手艺确实不咋地,刨个木头都能刨歪,这一点印证了前头那位师傅的判断。但怪就怪在,他对图纸特别有感觉。后来在桥梁队,别人看图纸半天看不懂,四哥凑过去瞄两眼,就能说出哪儿该立模、哪儿该支撑。这个本事后来帮了他一辈子。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在宝应中学宿舍午睡,被一个人使劲摇醒。一张黑瘦的脸凑在我面前咧嘴笑。“睡魇住了吧?”是四哥。他离开灌县了,受不了关节炎的折磨,问了学校就摸来找我。那天太阳很毒,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钞票,数了二十块给我:“拿着买好吃的。学习别太拼,该歇就歇歇。”我捏着那二十块钱,一句话也说不出。二〇〇八年夏天,地震过去几个月,我赶到都江堰。厂区还在,那些苏式老楼一栋也没倒,比城里的新楼结实得多,但全部被鉴定为危房,等着拆除重建。厂房塌了几间,蓝色彩钢瓦扭曲得像揉皱的纸。姑妈一家住在帐篷里,看见我来,还是那句话:“老家来亲戚了。”这回她没哭,只是拉着我的手说:“屋没得了,莫怕,人在。”帐篷外头挖掘机轰鸣着,那些见证了三十多年南京方言的老楼,几天内将被夷为平地。帐篷里,姑妈正用南京话跟隔壁的四川邻居聊天,两种口音此起彼伏,居然格外和谐。姑父坐在行军床上,看见我,还是那句:“好好干。”我忽然明白了。宁江机床厂从来就不只是一座工厂或一座城。它是一艘船,载着一万多个口音各异的南京人,从扬子江出发,逆流而上,泊在岷江岸边。船上的人一代代老去,口音却像压舱石一样沉在最底下。如今船要拆了,那些石头却搬上了岸,垒成了新的地基。四哥就是其中一块。他从宝应出去,跟着姑父到灌县,被辣椒打败过,被湿气折磨过,在深夜里嚎啕大哭过。但他学会了看图,学会了立模,学会了把路和桥从图纸上走到地上。然后他像一只猛虎从山里冲出来,在东部大地上修了一座又一座桥。父母在家总指着墙上那幅猛虎下山图说:“你看这老虎眉眼,跟你四哥多像啊!你四哥就是猛虎出山了。”那会儿我上初中,听听也就听听了。后来才明白,山是岷江的山,虎是南京的虎。那声虎啸里,既有扬子江的涛声,也有都江堰的水流。三十余年,四哥足迹遍及苏浙鲁沪,从润扬大桥北接线到上海南汇支线,四哥见证了一项又一项大型基建的江河回响。姑妈念叨过好几回那顿午饭钱的事,说你是客,不该让你掏。我说下次我媳妇来,你们再请。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帐篷门口的折叠椅上,夕阳把救灾帐篷镀成金色。远处有人唱川剧,高腔裂云。姑妈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两个人对着太阳落山的方向。姑妈嘴里絮絮的,还是南京话。两个声音都很好听,一个从扬子江带来,一个在岷江边学会,交替出现,就像这座厂区一样,既是南京的,也是都江堰的。姑父二〇一一年去世,姑妈二〇一七年去世,相差六年,却是同月同日仙逝。他们的后代已经在成都平原扎下了根。长按二维码,关注阿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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