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在常州一所完全中学读书毕业了；那年暑假，就到南京来考中央大学。其实，我晓得自己考不取；别的功课倒还好，害就害在英语上。那时候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不愿学外国语，认为那就是文化侵略。所以，无论是英语也好，日语也好，我都把它们放在汤团店里养着。等我这一年考大学，日本人已被打跑了，好，日语不要考了，可是英语还非考不可，我这一关就过不去了。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1928年成立，1949年改名“国立南京大学”），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事到临头，我也不在乎。南京还是要来，学校还是要考。考不取就考不取吧，南京总玩着了！常州离开南京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又可乘火车，但没有特殊原因，我这个乡下孩子就休想来得。这以前，我就没有到过南京。不但如此，我读到高中二年级还不曾坐过汽车和火车。有一次我同一位同学谈起，他觉得可怜，就在一个星期天陪我坐火车到丹阳去了一趟。这次到南京来，火车是第二趟坐了，公共汽车呢，还是第一趟。
▲1947年，由美军少校在紫金山天文台拍的玄武湖全景，图片来源于“方志南京”
当时，还有一位姓杨的同学和我结伴同来，他也是第一次上南京。来了之后，就住在丁家桥原中大校舍，当时无亲无故，怎样住进去的，已经记不起来了。临考之前，我们也不曾看书，倒是抓紧时间从宝塔街到四牌楼等地游了一转，觉得南京城里野豁豁，也摸不清东南西北，不敢放开胆子往远处跑。后来考完了，游了半天玄武湖。那时的玄武湖很荒凉，满湖是荷叶，只剩得几条极狭窄的水道，供小舟来往。湖水极浑浊，坐在小舟上用划桨往下一触就到底，使我这个从水乡来的弄潮儿大为扫兴。
离开南京的前一天，我们又一同去游中山陵。我们不知道中山陵在哪儿，问路，别人向紫金山那边一指。我们看看也不远，就从丁家桥出发，到鼓楼以东上了城墙。从城墙上悠悠向东，一路上南北瞻顾，城里城外景色，尽收眼底。到了太平门，眼看已近山脚，便下得城墙，走出城来寻路要靠近山去。这时已到中午，肚皮饿了，可是除了城墙以外，四顾一片荒野，既无村店，更无人迹，真不信这里也算南京。回去又不甘心，硬硬头皮，继续前进，免得功亏一篑。不知不觉间，我们走进了一片高过头顶的荒草中，抬头不见四野，俯首亦难觅路，不禁提心吊胆，生怕从哪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猛虎来；只得加紧脚步，跌跌撞撞认准山脚快些靠过去。几经曲折，总算摸到了一条上山的路，才算松了一口气。哪里晓得，沿着这条路往上爬，越爬越荒凉，一直爬到北坡转弯向南，已经靠近紫金山的山顶了，才豁然开朗。看到东边远处，钟山脚下，有一群建筑，和图画上的中山陵一模一样。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原来走了大半天，尽是摸瞎。再要赶去，时间已经来不及，加上肚皮饿在背心上，也不是好玩的。只得回头，一路上安慰自己说：“虽然没有到，也算看见了。”
▲1947年的中山陵梧桐大道，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到南京来时，身上带有两支钢笔，一支是旧的，另一支是我姨父为我考大学才送的礼物。到了南京第二天，那支旧的就丢失了，当时就没有弄清是怎样丢失的。另一支新的，我却记得清清楚楚，是离开南京前，上三牌楼搭公共汽车到下关火车站去，在汽车上被扒掉的。
这就是我1947年第一次在南京的遭遇。大学没考取，中山陵没有去成，钞票用光，钢笔丢光，真是被剥得光光离开的。
我第二次来南京是1953年元旦，这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这“我们”之中自应有我，但想不到我这位主人到了1957年又被剥得光光离开。
我记得，这一次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58年3月10日早晨。经过了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即到了1979年3月23日早晨七时，我第三次来到了南京。
▲1979年，南京鼓楼广场的检阅台。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这二十一年零十三天中间，虽然我已经忘记了曾经被剥光的次数，但和南京绝无关系，本文无用细谈了。
但是，经过了无数次被剥光的我，终究也觉悟到，无论是什么人，总是光光地来，光光地去的。所以，人又何必为己。为己也是光，无非多一个臭！所以，不为己的人，自然更不在乎剥光不剥光。
时代自然不同了，可是毕竟还剩有几个想剥光别人的人在。为此不禁使人叹息，这种人，可怜哪！
（原载周末报编辑部：《周末丛书·情系金陵》，南京出版社，1992年）
文稿：高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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